论秦汉中郡“上庸六县”及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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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公元前312年秦、楚爆发丹阳之战后，秦略有楚汉中之地，此汉中之地即为楚汉中郡，也就是文献所言“上庸六县”。根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里耶秦简》和《汉书·地理志》比较研究可以初步推断“旬阳、长利、钖、上庸、武陵、房陵”六县是秦时旧县，位于秦汉中郡之东部，也就是楚汉中郡郡域范围。楚“上庸六县”之范围大约北不及丹淅诸地，西南不过大巴山东麓，西北与秦在旬阳（旬关）一带分界，东南临近“阜山—邓西陵”一带。楚汉中郡的“上庸六县”始设是由春秋时期楚灭庸、麇二国设县而来，覆按《春秋左传》相关史事及地望可以推知“旬阳、武陵、上庸”三县为春秋庸国故地，“钖、长利、房陵”三县为春秋麇国故地。

关键词：汉中郡；上庸六县；庸；麇

汉水上中游地区历来为战略要地，先秦时期为周、秦、巴、蜀、楚等各方所苦力争夺。自秦设汉中郡始，汉中地区渐以郡县方式成为中央王朝管辖下的政区，由此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揆诸文献，秦设汉中郡与“上庸六县”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说，厘清“上庸六县”的源流及区划问题，对推动秦设汉中郡的历史过程、郡域范围相关问题的认识必有助益。目前学界关于此问题的讨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上庸六县”与秦、楚“汉中郡”的关系问题。《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王后元十三年（前312）“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严耕望指出秦取楚汉中郡西部六百里地，增以秦人固有之汉水上游区域而新设汉中郡。应当说，秦、楚汉中郡的重合区域正是“（秦）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严氏认为秦所取楚“汉中之地六百里”是楚汉中郡之西半部分。不过，《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怀王十八年（前311）张仪使楚时，楚靳尚言于楚夫人郑袖，“（秦）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此“上庸之地六县”即秦所欲“分汉中之半以和楚”。蔡靖泉已指出“上庸六县”即“汉中之半”；另外，晏昌贵根据近出《睡虎地秦简》的材料指出秦在丹阳之战后将楚汉中郡并入秦汉中郡。很显然，晏氏认为“上庸六县”（即“汉中之地六百里”）就是楚汉中郡的范围，而不是楚汉中郡之半。要解决这一问题的争议，首先要确定秦所夺取的“汉中之地六百里”即“上庸之地六县”的范围，然后还要详细考察“上庸六县”周边诸县（邑）在秦、楚相争形势下的具体情形，以明辨它们与秦、楚“汉中郡”之关系。

二是“上庸六县”的来源问题。学界历来联系《左传》楚灭庸之战中提到的“庸方城”“钖穴”来考证秦、楚汉中郡中“上庸”“钖”的地望，并据此推断春秋时期庸国、麇国的境域问题。大致来说，学界关于春秋时期麇国的土境范围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麇国的故地是否包含今房县一带，即《左传》“防渚”地望的释读问题；二是麇国故地的北境是否涵括丹水流域。

学界关于春秋时期庸国土境的讨论中都赞同上庸（今湖北竹山）为庸国核心区，除上庸外还有哪些县邑曾属于庸，不少学者依据唐以后方志史料来倒推庸国的范围。如蔡靖泉基于唐《括地志》“昔周武王伐纣，庸蛮在焉”的记载认为庸国故地包有江汉群蛮，其地广至陕东南、鄂西北广阔区域，朱圣钟则沿用明清方志中的史料把庸国故地范围又扩大许多。

基于春秋战国时期楚灭诸古国后常以设县的管理方式，战国时期秦、楚汉中郡“上庸六县”的来源与楚灭庸、麇并在其故地上设县有着紧密关系。也就是说，以战国至秦时的史地知识为参照对“上庸六县”地望及范围做具体考察，再验以《左传》所记楚灭庸、麇战事中反映的古地地望，即可厘清学界对于春秋庸、麇土境范围的诸多争议问题。

稍作总结，厘清学界关于秦、楚“汉中郡”相关问题的重点在于“上庸六县”，而上庸六县的确切范围应以秦时汉中郡范围为基准。近年来随着《里耶秦简》及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等材料公布，为这一问题的讨论提供一个比《汉书·地理志》更为可靠的史料，这无疑是推动“上庸六县”相关问题研究的契机。还应注意的是，上庸六县的来源又牵扯春秋楚灭庸、麇二国的战争。特别是，对于“上庸六县”与楚汉中郡郡域问题的争议，若以楚灭庸、麇二国的土境范围为参照，则可以消弭不少争端。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将从三个方面（“上庸六县”地望，“上庸六县”与秦、楚汉中郡关系，楚灭庸战争中的庸、麇故土范围）来逐一厘清秦汉中郡相关问题。

一 由出土文献说秦汉中郡“上庸六县”及其地望问题

目前学界对“上庸六县”无确考，仅潘彦文《十堰历史建置考》据《左传》宣公十二年（前597）“楚灭国，皆以为县”及《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汉中郡”县目，提出“上庸、钖、房陵、武当、武陵、旬阳”。不过，此处所列“武当县”非属于汉时“汉中郡”。笔者认为要探求秦汉中郡的“上庸六县”及地望，目前较为可靠的办法是借助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相关记载来做系统梳理。

《二年律令》自公布以来，学界围绕其性质和年代问题展开深入讨论，由于认识到简文律令内容的年代不一，目前学界倾向于将“二年”视作竹简的抄写年代。马孟龙据竹简中“●”符的补充文字提示作用而提出“●”之前的律文年代为惠帝七年（前188）。王彦辉还指出《秩律》简441所记“丞相”之律文制作在高祖十一年（前196）以前，另简441“相国”之律文又在高祖十一年至惠帝初年。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笔者主张《秩律》“●”之前的“旧律”内容反映了汉初高祖至惠帝时期的郡辖县名情形。

《秩律》中所涉汉中郡共12县均为“●”之前的“旧律”内容，其年代当在汉初高祖至惠帝时期。此外，年代上早于《秩律》的《里耶秦简》中也涉及一些秦汉中郡的县目，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辅助参考。基于此，笔者拟整理《二年律令·秩律》《里耶秦简》及《汉志》所记汉中郡诸县来做进一步讨论，参见下表：

以上表所列《里耶秦简（一）》与《二年律令在·秩律》中关于汉中郡县目对比可知，南郑以下至长利均属秦时旧县无疑。就《二年律令·秩律》与《汉志》对比来看，秦末汉初至西汉末的汉中郡在县目上已有省变，如《秩律》之“菹（沮）”不见《汉志》，而《汉志》之“褒中”“沔阳”亦不见《秩律》。如前所论《二年律令》所载汉中郡诸县乃旧律内容，其年代为汉高祖至惠帝时期。故此，汉惠帝以后的新设县并不在《秩律》范围，如“褒中”“沔阳”情况应作是解。此外，《秩律》所记“菹（沮）”又见《汉书·地理志》武都郡辖县“沮”，并说“沮水出东狼谷，南至沙羡南入江”，这里的“沮水”据王先谦引《水经·沔水注》曰“沔水出沮县东狼谷口”，可知“沮”在汉水上游，王先谦引《一统志》认为“沮”在“略阳县东”，可见秦时汉中郡之西界广于汉时。

总之，张家山汉简《秩律》相较于《汉志》更能反映秦时汉中郡之全貌，且学者已经指出《秩律》所记郡县有着明显的政区规律，因此《秩律》所记汉中郡诸县的顺序对于我们探讨秦汉中郡东部“上庸六县”（汉中之半）犹有参考价值。根据《秩律》记载汉中郡诸县的规律来看，旬阳、安阳一带当为汉中郡东西两部之分界。《汉志》“安阳”县的地望，王先谦注引《一统志》曰：“今石泉、汉阴县地。故城今成固县东。”又《汉志》“旬阳”，王先谦认为是战国楚地，其地在今洵阳县北。可见，旬阳在安阳之东，今人严耕望、谭其骧也都将秦、楚在汉水中游的分界定在旬关一带。凡上所论，楚汉中郡之西界当在旬阳或旬关一带。进而言之，《秩律》所载汉中郡诸县中，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的旬阳、长利、钖、上庸、武陵、房陵六县最有可能为“上庸六县”。

为了进一步明确先秦时期“上庸六县”的地望，笔者以张家山汉简《秩律》所载汉中郡东部诸县次序，逐一梳理如下：

旬阳，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载有“旬阳”，汉初县名为秦旧县，秦取楚汉中郡后并入秦汉中郡。《汉志》载“北山，旬水所出，南入沔”，旬水入沔（即汉水）之处即旬阳县，县之得名与旬水有关，见道光《兴安府志》引《寰宇记》：“汉旧县以在洵水之阳而名。”又王先谦《汉书补注》说：“战国楚地，作郇阳。”并引《一统志》曰：“故城今洵阳县北。旬关在县东。”道光《兴安府志》载：“（洵阳县）东由江南至白河县界一百二十里······南至青山观湖北竹山县界一百五十五里······东南至鸡笼山湖北房县界一百五十五里······微东北至湖北郧西县界一百五十里”，又“西至庙清铺安康县界六十里。其中，“白河、竹山、房县”均为战国时楚地，“安康”即“安阳”战国时秦汉中郡地，由此可见旬阳为战国时秦、楚在汉水中游地区的分界，旬阳以东的白河、竹山、房县在先秦时均为楚地。

长利，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沔水注》“汉水自钖来，东迳长利谷南，入谷，有长利故城，旧县也。”按，郦道元说长利是旧县，未言明是秦时所设的县。今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及《里耶秦简（一）》均载有“长利”，可知是县确为秦时旧县。以汉水自“钖”流向（西北—东南）“长利”来看，“长利”在“钖”东南。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钖”在今郧县西北百八十里，则“长利”当在清时郧西、白河二县之间。又《汉志》记载“长利”县境内有“郧关”，王先谦引《一统志》：“黎子山在郧县东北七十里，上有关，即郧关也。”按以方位，郧关大致是先秦时期楚、麇的界关，以今之地名当为郧阳之东北的白桑关镇，其北即滔河沿黎山蜿蜒东入丹江（水）。

钖，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载有“钖”，说明此县汉初已设，应是承秦所设旧县。《汉志》之“钖”地望，据《左传》文公十一年载“潘崇复伐麇，至于钖穴”乃先秦麇国“钖穴”之地，据杨伯峻注曰：“钖穴当是麋国都城。”前文亦论到长利之“郧关”是先秦时麇、楚之界关，可知楚灭麇后在麇国旧壤上设钖、长利等县。长利县位于战国时期楚所设的汉中郡的东缘地带，其东北方向的“郧关”既是春秋时麇国的东北界，亦是楚汉中郡的东北界线。总之，钖与长利二县均为春秋时期麇国旧壤，王先谦《汉书补注》引《一统志》定钖县地望在“白河县东”。

上庸，王先谦《汉书补注》曰：“春秋庸国，楚灭之，见《左传》。后为上庸，秦取之。”并引《一统志》“故城今竹山县东南”。按，《里耶秦简（一）》暂无载，不过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载有“上庸”，说明“上庸”当为汉初承袭秦时旧县，亦为春秋时期庸国的核心区域。

武陵，王先谦《汉书补注》引《一统志》“故城今竹溪东”。按，《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战国秦、蜀”及“战国楚、越”地图中均未标出，今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及《里耶秦简（一）》均载有“武陵”，当为秦所设旧县。

房陵，王先谦《汉书补注》曰：“春秋麋地防渚，见《通典》《元和志》。秦为县，见《广韵》”，并引《一统志》定其地望在“房县”。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载“房陵”，是为汉初已有的秦时旧县。又，《左传》文公十一年（前616）载：“楚子伐麇。成大心败麇师于防渚。”杜预注云“防渚麇地。”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云：“防即汉中郡之房陵。防渚盖房陵县之渚地也。”洪氏将春秋“防渚”释为“防之渚地”，表明此地不仅是楚、麇相争的重要军事隘关，也是水流平缓的地带。据《华阳国志·汉中志》记载：“房陵县郡治（按，东汉末新设的新城郡）。有维山，维水所出，东入沔。”刘琳注引《汉书·地理志》“维山，维水所出，东至中庐入沔”，指出维水在中庐县（今湖北襄阳西南、南漳以北）南。由上举两处记载，可知维水概是今汉水以南的南河，南河先自西向东、再由南往北流入汉水，结合“防之渚地”的地貌含义来看，当以维水流向转折处最为接近。其地正处于汉时房陵县之东南，武当山与荆山之间、恰也符合“其隘地也”的地理特征，也侧面印证春秋时期麇国与楚的南界在“防渚”。

除旬阳外，上举房陵、上庸、武陵、钖、长利五县大致相当于清时郧阳府的范围，如嘉庆《郧阳志》载：“房陵，今房县、保康；上庸、武陵，今竹山、竹溪；钖，今郧县、郧西；长利，今废上津县。”而且这五县原为古麇、庸二国，春秋战国时期属楚地。

根据出土秦、汉简牍和《汉书·地理志》相关记载可以推定的楚“上庸六县”具体县目，再与此六县地望问题的论证相合观，则可概知楚汉中郡上庸六县范围。

二 由“上庸六县”说楚汉中郡郡域诸问题

关于楚汉中郡之设，严耕望早在《楚置汉中郡地望考略》中指出秦设汉中郡乃沿用楚汉中郡之名，从《史记·秦本纪》孝公元年（前361）“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记载来看，楚先设汉中郡应无疑义。不过严氏对于楚汉中郡的郡域范围是这样认识的，他把丹阳之战秦所略取楚“汉中之地六百里”看作是楚汉中郡西部区域，另外他将丹阳、淅诸地也当作楚汉中郡东半部来看。1944年谭其骧撰文认为“武关以南，丹阳之地”“郧、郧西、白河诸县”是战国秦时汉中郡北部及东北范围，这一看法应是受严耕望考说的影响而认为其与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所攻伐楚汉中郡取地六百里的范围相当。这一认识对于后来的学者影响颇大，如徐少华、梁中效等都将楚汉中郡的北界划到商於之地的武关一带。

笔者认为，严氏的认识亟需修正，比如他为论证丹淅之地也属楚汉中郡，将《秦本纪》所记“庶长章击楚于丹阳······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中“又攻楚汉中”看作司马迁误笔实乃推测之辞，其实史籍之本意已说明“丹阳”与“汉中”是两地无疑，见后文论证。《史记》记载“丹阳”是与“汉中”并列出现的，见以下记载：

（1）（惠王后元）十三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

（2）秦齐共攻楚，斩首八万，杀屈匄，遂取丹阳、汉中之地。

（3）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

就（1）（2）的记载来看，“丹阳”和“汉中”明确是两个地区，以汉中为郡域来看丹阳应指区域名，不易混同。（1）（2）之“丹阳”也就是指（3）“丹、淅”，司马贞《史记索隐》注曰：“丹淅二水地名也，谓于丹水之北，淅江之南，皆为县名，在弘农，所谓丹阳淅是也。”也就是说“丹阳”作为区域名亦可称作“丹淅”，而文献记载丹淅地区的主要城乃是“析邑”。总之，将“丹阳／丹淅”划入楚“汉中郡”的看法，与文献记载完全不合。

严耕望虽然认识到丹阳之战后秦没有占据“丹淅”地区，但坚持将“丹淅”划入楚汉中郡郡域东半部分，大概是将文献称秦所略取的“汉中之地六百里”又称为“汉中之半”的“汉中”均视为楚汉中郡之故。事实上，楚怀王十八年亦即秦惠王十八年（前311）秦为破除齐、楚合纵选择再次和楚，并派张仪使楚许以“上庸之地六县”也就是“汉中之半”与楚，也就是欲将丹阳之战获取的楚汉中郡与黔中郡换地。史称“上庸六县”为“汉中之半”，乃是相对于秦新设汉中郡而言，原楚汉中郡就是东半部分，犹不必强行将“汉中之地六百里”或“上庸六县”强解为楚汉中郡之西半部分。由此来看，严氏所划定的“汉中郡”东半部分事实上并不存在。

此外，新近出土的秦简、汉简材料亦能说明“丹淅／丹阳”不属于汉中郡范围的认识。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汉中郡诸县中并无“丹阳／析”诸邑，反而丹淅地区诸县属《秩律》“南阳郡”。此外，《睡虎地秦简·编年记》昭王时期陆续略取楚析、邓、鄢诸县又与《史记·秦本纪》记载完全相合。杨振红还联系华阳之战进一步指出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80）“初置南阳郡”；周书灿还指出秦初置南阳郡之前，已攻取楚之宛、穰等地，是构成秦置南阳郡的地理基础。这些出土文献完全可以证明秦惠王时的丹阳之战，秦并未占据丹淅诸地。

秦在发动丹阳之战时，已经略取楚之商於故地，这个商於故地（丹江上游）经石泉等考证是西周早期楚都丹阳之地，约于西周夷王后期楚君熊渠伐庸、扬粤、鄂括其地于汉水上中游，徙都于淅川丹阳。后于楚武王晚年，又自淅川丹阳南迁至郢都。春秋楚庄王时期，楚霸中原，即由商洛入关中，是时楚仍具有“商於—丹淅”之地。“商於—丹淅”作为西周至春秋早期的楚都故地，在很长时期内都为楚人所牢牢掌控，它与后来楚启新地设郡、县的政区决不能混同。

楚何时失去“商於”已不可确考，徐少华根据《水经·丹水注》引《竹书纪年》“晋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推定公元前413年商县之伏牛山以北为晋所有，而伏牛山以南仍为楚所据。又《竹书纪年》载“梁惠成王三年，秦子向命为蓝君”，徐氏认为此时秦已控制了丹江通道西北出口蓝田一带。并引《史记·六国年表》秦孝公十一年（前351）“（秦）城商塞”，此商塞即唐时商洛县之南山，表明秦势力已由蓝田而东南越过秦岭，即武关所在处。由此可见，秦在孝公时期已经占据楚故商於之地。不过，“商於”之南的“丹淅”届时还没有并入秦地，是时秦、楚以武关为界相持于丹淅地区。不仅如此，即便至秦惠王后元十三年（前312），秦、楚丹阳之战后丹阳（丹淅）也没有完全为秦所占，而是仅夺取楚丹阳地区西南的汉中郡。楚失去“丹阳／丹淅”约在楚襄王元年（前298），《史记·楚世家》记载是年秦发兵出武关攻楚析邑并取得析邑左右十五城，说明秦已从商於之地向东南推进到丹淅地区。换言之，在秦取楚汉中郡后14余年间，丹淅之地仍为楚所有，更可证秦汉中郡并不包括丹淅（丹阳）之地。

另外，要准确认识楚“上庸六县”的区域还要回到楚怀王、襄王时期秦、楚在汉中的形势。以下以《史记·楚世家》为线索，参以《秦本纪》《张仪列传》等相关记载，可以对此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1）楚怀王十六年（前313），秦为断齐、楚之盟，派遣张仪使楚，许诺以秦占有楚故“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赂楚。

（2）楚怀王十七年，秦背约失地，秦、楚丹阳之战爆发，秦取楚汉中之地六百里，新设汉中郡。按，此次秦取楚汉中郡即指楚汉中郡大部，也就是“上庸六县”之地。

（3）楚怀王十八年，秦为破除楚、齐合纵而假意提出以秦占有楚汉中郡“上庸之地六县”赂楚，换取楚黔中之地。楚王以叛从约而与秦和亲，秦未还楚“上庸之地六县”。

（4）楚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再次和亲。秦昭王三年“与楚王会黄棘，与楚上庸”也就是将丹阳之战所得楚“上庸”还与楚国。

（5）楚怀王二十八年，秦与齐、韩、魏联合伐楚，取楚重丘。按，关于楚重丘之地望，学者多认为在楚方城东南。据晁福林考证认为是年（秦昭王六年，前301）秦、齐、楚联军分两路对楚方城用兵：秦军由三川地区向东南对楚用兵，于明年（秦昭王七年，前300）取得楚“新城”（又见云梦秦简《大事记》）；齐、韩、魏经“陉山”向西用兵，于秦军在方城东南重丘汇军一处。

（6）楚怀王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景缺”，此系上年三国伐楚重丘之后，秦的再次伐楚。是后，秦昭王诈楚怀王入秦。按照史事前后关联，其与《秦本纪》所记昭王九年“奂攻楚，取八城，杀其将景快”及昭王十年“楚怀王入朝秦”完全吻合。此两次秦伐楚的战略方向均在楚方城地区展开，当是承重丘之役余绪。

（7）楚襄王元年（前298），“（秦）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裴骃《史记集解》引《汉志》“弘农有析县”，地在今河南内乡县。楚之析邑近楚故都丹阳，西临楚方城。秦自重丘之役后，在战略上自东而西先取方城附近八城，后出武关攻伐析邑附近十五城。至此，丹析之地才并入秦国，是知丹阳之战（前312）楚虽败于秦，但“丹淅”之地仍然为楚据有。于楚而言，丹淅与方城连为犄角，成为楚人抵御秦人的重要军事防线。

秦占据楚方城、丹析地区后，一方面持续向方城以南的宛、鄢、穰地区推进，另一方面以秦汉中郡为重要军事防御区蓄势东扩，终至昭王二十七年（前280）“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又《楚世家》载襄王十九年（前280），“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之地予秦”。从“上庸、汉北之地”战果来看秦人彻底实现将汉中与丹析连为一线的战略计划，并与之前略取的方城、丹析、宛诸邑共同构成新的军事前沿基地，从而破除了楚以方城为核心扼守江汉平原的军事防线。

（8）《秦本纪》载秦昭王二十八年（前279）“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

以上梳理战国时期秦、楚在江汉地区的对峙形势演变，可以发现秦、楚在江汉地区相争的区域可细分为以下几个战略地：商於—丹淅—方城、宛；上庸之地；南阳—穰、邓、鄢；西陵—郢；黔中—巫。

从秦扫荡楚的进程来说，最先占据的楚“商於”并逐步蚕食方城、宛诸地；再以“商於”为基地出武关向东南突破丹阳，打通汉水中游的“上庸六县”地区，以与秦汉中郡连地为防；最后秦兵分两路灭楚：或自“鄢、邓”而下直取“西陵—郢”或自“陇西、蜀”南下略取楚黔中、巫，实现对楚“西陵—郢”的战略包抄。这一策略也符合《战国策·楚策》记载张仪向楚怀王论秦攻楚的形势，如：

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马汗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扞关；扞关惊，则从竟陵已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举甲出之武关，南面而攻，则北地绝。

张仪这段话也就是苏秦所说的，“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若此，则鄢郢动矣”。秦军出武关，即沿丹水入汉江而下，沿“商於—丹淅—方、宛—南阳、穰、邓、鄢、郢”一线开拔。“一军下黔中”即张仪所言“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距扞关”，后由蜀守张若自蜀、巴东进略取楚巫郡之地所实现。

稍作总结，战国时期秦、楚在江汉的战略形势表明楚汉中郡“上庸六县”所处区位应是“商於—丹淅”之南、“邓、鄢”之西、“巫郡”以北。根据前文对“上庸六县”诸地望的考证，如据“钖”之地望可推知楚汉中郡之北部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着旬阳、钖、长利三县，以流域看是以“旬水之东—汉水之北—滔河（丹水以南）”为范围，旬关、郧关是楚汉中郡西北至东北的两个界关。另外，楚汉中郡之南部主要在汉水之南，由西向东依次分布武陵、上庸、房陵；以流域看武陵、上庸是以堵水为范围，房陵以维水为范围。从地理形势上说，《史记·楚世家》所言“上庸、汉北之地”的描述最为得当，“上庸六县”跨有汉水南北的区域，但北不过丹阳（丹水），东接邓、鄢，南及巫山及大巴山以东的平原区。

三 “上庸六县”中的“庸”“麇”故地问题

楚汉中郡“上庸六县”之设约始于春秋时期楚灭庸、麇二国，目前学界对于楚汉中郡所辖“上庸六县”中涉及的庸、麇故地的看法尚无定说。由前文对“上庸六县”的地望梳理，已初步得知战国时期楚汉中郡之“上庸六县”并不全都是庸的故土，像“长利”“房陵”“钖”三县诸多文献均记载是春秋麇国故邑。此三县而外的“旬阳”“武陵”“上庸”三县中“上庸”明确为庸国故邑，“旬阳”“武陵”是否也为庸之故邑，尚需明辨。

目前学界寻绎春秋庸国土境范围时，常常联系到春秋时期楚武王灭庸之事。按以《左传》所记楚灭庸战事中涉及的重要地名及其区域，对于解决“旬阳”“武陵”是否为庸之故地问题有所助益。《左传》文公十六年载：

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自庐以往，振廪同食。次于句澨。使庐戢梨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扬窗。三宿而逸，曰：“庸师众，群蛮聚焉，不如复大师，且起王卒，合而后进。”师叔曰：“不可。姑又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而后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陉隰也。”又与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鱼人实逐之。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乘驲，会师于临品，分为二队，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左传》所记楚灭庸之战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戎人伐楚西南、东南，西南向在阜山、大林对峙，东南向在阳丘、訾枝相持；庸聚集群蛮、麇聚集百濮，与楚在选相对峙。第二阶段：楚人反击，自庐、句澨向庸及群蛮进军，经过以下两个阶段：楚人进至庸方城，庸人反击；楚人以骄兵之计佯攻庸及群蛮，仅与裨、鯈、鱼诸人接战。第三阶段：楚师与秦、巴合击庸，楚师合兵于临品，自东向西兵分两路一自石溪、一自仞伐庸，秦、巴自西向东伐庸，共灭庸国。

第一阶段戎、庸、麇诸国攻伐的诸地，据杨伯峻考证“阜山”在湖北房县南，“选”在湖北枝江县境；而与楚所对峙的“大林”在湖北荆门西北，“訾枝”在湖北枝江一带。春秋早期楚已迁都郢，而戎人所伐方向自西北来，要以“阜山”一带为楚、戎之分界，戎人向东南推进至“大林”（荆门）。楚的“阜山”至“大林”一带又与战国时期“西陵”邻近，童书业说：“‘西陵’似即邓。······‘西陵’盖以山名，其所包范围或甚广，今襄阳、宜城一带山地皆谓之‘西陵’。”此说经尹弘兵据北大秦简《道里书》中关于“淯口”“西陵”“邓西陵”的地名记载得到进一步确证。以“邓西陵”地名看，这一带古为邓国，楚文王十二年（前678）楚已灭邓设邓县，故“西陵”之设约当同时。也就是说鲁文公十一年（前616）前后，“阜山—大林”（今房县南至宜城西北一带）与“邓—西陵”（今襄阳至宜城一带）连为一片，其西南方向即为戎、麇及百濮。当楚选择向西北出兵反击时，戎及麇之百濮迅速瓦解。

第二阶段楚已解决戎、麇之患并挥师向西进一步对庸及群蛮用兵。楚军的行军路线：“庐（今湖北南漳县东）—句澨（楚西界在今湖北均县废治西）—庸方城（今湖北竹山县东）”，杜预注“句澨”是楚之西界，此处当为楚与庸之分界。另外，“句澨”之西南即“阜山”一带也就是麇国之东界。此外，《左传》文公十一年记载楚伐麋国时攻至防渚和钖穴，防渚即今湖北房县，“钖穴”据《方舆纪要》可知“钖”在郧县西北百八十里。可见春秋时期麇国的范围自钖（郧县西北）越汉水而南至防渚、阜山（今湖北房县）一带，其西部即庸国境。文公十一年楚伐麇之后，麇之势力向南退，于文公十六年在楚、麇之界退至“阜山—大林”（房县以南至宜城西北）一带。这意味着楚对于麇之北境“钖穴”的掌控较牢，随后楚越麇伐庸路线均走“钖穴”之南的“句澨”。由此亦可知，春秋时期庸国大致位于麇国之西。

第三阶段楚军合兵于临品（今湖北均县一带），自临品而西经石溪、仞（今湖北均县）向西入庸。可见，楚军伐庸的通道主要沿均县西行。这一入庸路线，与此前楚佯退之路线近同。不过此时楚军采取佯退之计时，《左传》提到“裨、鯈、鱼人实逐之（楚）”可以理解为跟从庸叛楚的群蛮之兵，而不必将诸地定在楚、庸交战的均县至上庸一带。如杨伯峻认为“裨、鯈、鱼”都是庸人所帅之群蛮，其中“裨、鯈”之地未考，“鱼”当在四川奉节之东，也就是后来的巫县。笔者认为，春秋时期的“裨、鯈、鱼”当近于魏晋时期的北巫及巫二县。据刘琳校注上庸郡所辖“北巫”时说：“其地与上庸、武陵相连，则当距竹山不远。疑在竹山西南大巴山麓，即今陕西镇坪县一带，以地接巫山，故名巫。晋统一后，因建平郡也有巫县，故此改称为北巫。”由此可见在上庸、武陵之西南的大巴山东南麓连接着“鱼”邑所在的巫地，说明春秋时期庸人所率的群蛮多居大巴山东南麓，位于庸国的西南。

另据《史记·秦本纪》《六国年表》及《华阳国志》记载秦、蜀在公元前475—前387年间围绕南郑展开反复争夺，南郑位于西周褒国之南，褒与南郑即文献所载“褒、汉”之地。此外，《华阳国志·蜀志》还记载“卢帝攻秦，至雍”，此雍即秦渭水平原宝鸡一带，而蜀要北向出兵达到宝鸡，必经“褒、汉”地区，说明在开明二世时（春秋早期）“褒、汉”应是秦、蜀对峙地区，至少在秦协助楚灭庸之时，褒汉之地已为秦所掌控。自褒、汉以下的汉水上游地区（陕东南至大巴山之间），历来被认为是西周春秋时期巴人的核心范围。以上分析已经说明春秋时期秦、巴在汉水上游主要占据“褒汉—安康盆地及大巴山东麓”地区，正位于庸国之西北，所以秦、巴从西攻庸，楚人自东攻庸，三国共灭庸国。

由以上对《左传》文公十六年楚灭庸之事的梳理，可以概知春秋时期庸的土境大致为：东与麇为邻，二者境域之界大致在“钖”以南一带（即自郧县西北越汉水而南的堵河以东一线）；西南与群蛮相分，大致以大巴山东南麓为分野；西北向与秦、巴的汉水中上游以西地区（褒汉至大巴山东麓）相望。据前文对楚汉中郡（上庸六县）中的“旬阳、武陵、上庸”三县之范围的考证，三县范围位于汉水上游秦、巴占据的“褒汉及大巴山东麓”以东、群蛮（大巴山东南麓）以北、麇（堵水及维水）以西，这一范围也就是春秋时期庸国的境域。

庸国之东的麇国范围大致以“钖、长利、房陵”三县为当，麇东与楚相邻：东北向之界约在郧关一带（以丹水之南的滔河、黎山为分野）、东南向之界约在“阜山—邓西陵”一带（即今宜城西北区域），其中防渚之地或为麇、楚南面的界关。

结语

战国时期秦汉中郡“上庸六县”的问题牵涉到楚汉中郡的郡域、上庸六县范围及来源的讨论。楚汉中郡的范围要以严耕望划定的“西止今陕西东南之郇，东及光化、谷城、南漳一带，南包竹山、竹溪之地，北有丹水流域，邻近内乡、商县”为代表性观点。笔者经过系统梳理战国时期秦、楚在江汉地区的对峙形势，发现“丹阳”与“汉中”明确是两个区域，“丹阳”或“丹淅”并不属于楚汉中郡域。另外，秦在丹阳之战（前312）后虽夺取了楚汉中郡，但仍未占据“丹阳／淅”诸地，直到楚襄王元年（前298）白起拔析邑左右十五城才将丹淅诸地纳入秦统治范围。文献所载楚“汉中之地六百里”即指“上庸之地六县”，并入秦以后又称“汉中之半”。根据《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提示的秦汉中郡材料来看，“上庸六县”为“旬阳、长利、钖、上庸、武陵、房陵”。楚设汉中郡乃始于春秋时期楚灭庸、麇二国之战，大致庸国的境域是“旬阳、武陵、上庸”三县，麇国的境域为“长利、钖、房陵”三县。覆核《左传》所记楚灭庸之战的古地地望及上庸六县的地望，可以得知庸国位于麇国之西，西北自旬阳（旬关）与秦分，西南以大巴山东麓与巴相邻，南与巫蛮相接；麇国东与楚相邻，自北而南以郧关、防渚、阜山—大林一线为分野。

作者：龚 伟

来源：《中国地方志》2025年第6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汪鸿琴

校对：杜佳玲

审订：欧阳莉艳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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