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万受贿案，被告人未翻供，凭双轨辩护获当庭缓刑

一、“张主任，我不敢……”——当事人的恐惧与妥协

在看守所的会见室里，隔着厚厚的玻璃，“张局”（化名）满脸愁容，眼圈通红，声音都有些发抖。他一见到律师，连招呼都顾不上打，就带着哀求脱口而出：“张主任，这105万我认了行不行？我……我真的怕……” 一句话未完，他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

张局的顾虑，是绝大多数职务犯罪当事人的真实写照。身陷囹圄，信息不对称，加上对家人的牵挂，他本能地选择妥协，哪怕“冤枉”地认下那105万，也不愿冒任何风险。对他来说，不翻供似乎才是“最安全”的出路——只要认罪态度好，就还有认罪认罚从宽的机会，或许能保住家人和自己一线生机。

可是，作为辩护律师，我很清楚：起诉意见书指控他的130万元受贿额中，有25万是他确实收过的现金，但另有105万只是行贿人承诺给他的“空头支票”——这些钱自始至终都躺在行贿人的账户上，张局从未真正占有过。这105万在法律上完全有辩护空间，甚至可能被认定为犯罪未遂，或者根本不构成受贿。然而，当事人此刻被恐惧压垮，根本听不进这些法理上的分析。

我明白，如果就这样顺着他的意思认下全部指控，张局很可能错失一个改写命运的机会。为了化解他的恐惧、稳住他的心，我必须找到新的辩护突破口。事实上，在来见张局之前，我刚刚经历了一场与检察机关的“硬碰硬”。

检察院里的“交锋”：较真阅卷权

为了第一时间拿到核心证据材料，我火速赶到检察院要求阅卷。但意想不到的阻力出现了——承办检察官看到我后，冷冷地摇头拒绝：“案子刚转过来，还没批捕，现在不能给你看卷。”他的语气不容置疑，似乎“不批捕不阅卷”是天经地义的流程。我据理力争，寸步不让：“为什么不能现在看？案件移送到你们这里，不就是已经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了吗？”

检察官皱了皱眉，淡淡地回答：“要等批捕决定下来之后才行，这是我们的流程规定。”这话听上去理直气壮，其实却是一种思维惯性。很多律师在这个节点会选择退让，但我没有退缩。我深吸一口气，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刑事诉讼法》，翻到相关条文，指着其中内容沉声说道：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监察委移送起诉的案件，检察院应当依法进行审查。这就意味着，只要案件移送到了检察院，你们就已经在履行审查起诉职责了！”我直视着他的眼睛，又接着说，“而且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0条规定，辩护律师自案件进入审查起诉之日起，就有权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全部卷宗材料！”

话音刚落，我分明看到检察官神色一滞。过了两秒，他试图用“办案流程”来搪塞：“可是我们这儿有我们内部的规定……”我立刻打断他，语气更加坚定：“法律的立法本意是什么？ 精神病鉴定不计入侦查期限，难道鉴定那段时间案件就不属于侦查阶段了吗？同理，终止审理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难道案件就不处于审判阶段吗？这些期限规定是为了保障办案单位的时间，但绝不是用来剥夺律师辩护权利的借口！留置调查已经好几个月了，嫌疑人的权利被限制了这么久，现在案子到了检察院，依法保障律师的阅卷权是您的法律责任！”

在这番有理有据的据理力争下，承办检察官沉默了。他思索片刻，终于点头同意了我的请求。我顺利查阅并复印了全套案卷材料，还拿到了监察委移送过来的起诉意见书。

这一步极其关键。如果等到批捕之后才允许律师阅卷，我们将失去在审查逮捕阶段提交辩护意见的黄金窗口期。事实上，拿到材料当日我就火速提交了不予批捕的律师意见，为之后争取有利结果打下基础。

面对玻璃另一侧浑身发抖的张局，我暗下决心：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的恐惧白白葬送这105万的辩护良机。

面对当事人的恐惧，很多律师都会陷入两难：是强行劝当事人翻供，还是顺着当事人“躺平”认罪？

张智勇刑辩团队选择了第三条路——“双轨辩护”。

二、律师的智慧：保住“态度”，争取“硬度”

回到律所后，我们第一时间召集家属召开了案情分析会。张局的家属神色凝重地坐在会议室里，满脸焦虑。我开门见山地表示理解：“张局不愿冒险翻供的心情，我们完全能够理解，我们必须尊重他的选择。” 家属连连点头，等着我们继续往下说。于是，我们当场制定了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案——这在我撰写的《职务犯罪组合拳辩护》一书中，被称为“独立辩护策略”。

我们将这套方案形象地称为“双轨辩护”，也就是让当事人和律师各司其职，各走各的“轨道”：

•第一条腿（当事人）：保住“态度分”。也就是说，在法庭上张局依然保持谦卑、配合的姿态，对指控的130万元受贿事实全案认罪，当庭表示悔罪并愿意接受法律惩处。这样一来，他就牢牢锁定了“坦白从宽”“认罪认罚”等一系列法定从宽情节，为自己争取到量刑上的安全底线。办案机关挑不出他态度上的任何毛病，自然就没有理由在量刑上不给予从宽处理。

•第二条腿（律师）：打出“专业度”。当事人认罪，并不代表律师就闭嘴。 我们律师团队将依据法律赋予的独立辩护权，在不影响张局认罪态度的前提下，从法律定性和证据细节上对那105万发起猛烈攻击！我们向家属和张局承诺：“您负责认错伏法，我负责据理力争，还您公道！” 通过这种分工配合，我们既保证了当事人的认罪态度不动摇，又充分发挥律师专业能力去争取最大限度的减责。

制定好方案后，张智勇团队随即进入“实战推演”阶段，对105万这笔款项的证据细节与法律性质展开深入研讨。团队讨论会上，我们围坐在会议室的长桌旁，桌上摊开的是厚厚一摞案卷材料，几乎每页都被标注了红色的圈画和眉批。气氛十分紧张，每个人都绷着神经仔细研读着证据。

一位资深律师率先发言：“那105万的关键在于占有和控制权。从证据上看，钱始终在行贿人掌控中，我们可以从这个链条的薄弱点入手。” 坐在他旁边的一位年轻律师接过话茬：“对，当事人害怕风险，我们不能强求他翻供，但可以从法律条文切入，论证这笔款项符合未遂特征，不应按既遂处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面红耳赤。有同事干脆站起身来，在白板上画出行贿款“进出”的时间线图；也有同事翻出类似案例的判决书，为我们的观点提供支撑。

随着讨论逐渐深入，我们预想了公诉人可能抛出的种种反驳意见，并逐一准备应对策略。有人甚至干脆扮演起公诉人的角色，挑剔每一个可能的细节漏洞；也有人不断补充新的论据。整整两个多小时的头脑风暴后，我们终于敲定了辩护思路的框架：既要让法庭充分感受到被告人真诚认罪的态度，又要层层剖析证据链的薄弱环节，突出那105万款项不具备既遂受贿的客观要件。至此，我们的“双轨”攻守计划成型，整个团队对即将到来的庭审充满了信心。

三、庭审实录：一场“红脸白脸”的完美配合

庭审当天，法庭上弥漫着一丝紧张而微妙的气氛。张局被法警带上法庭时神色黯然，不敢抬头直视旁听席。他知道，今天将决定自己的命运。

被告席上：

张局一开口便已泣不成声：“审判长，我对不起组织多年的培养…我认罪悔罪！对于起诉书指控的受贿130万元事实，我没有任何异议，我愿意认罪认罚、接受法律的惩罚，请法院看在我主动交代、真诚悔过的份上从宽处理…” 他说到激动处声泪俱下，语声哽咽。

公诉人见状微微点头，对被告人的认罪态度表示满意。

辩护席上：

“审判长，辩护人对被告人认罪悔罪的态度表示充分尊重。不过，基于法律赋予律师的独立辩护权，对于起诉书中指控的那笔105万元，我们有完全不同的意见！”

这句话一出，法庭上顿时一片静默，所有人的目光“唰”地投向了辩护席。稍作停顿，环视了一圈，接着从容阐述起来：

“首先，这105万元始终由行贿人控制和支配。据现有证据，行贿人曾提供给被告人一个账户密码，声称里面存有105万。但这个所谓‘被告人知悉密码’的证据只有孤零零一条，根本没有形成完整严密的证据锁链来证明被告人实际取得了这笔钱。更何况，被告人从未实际掌控、使用过该账户中的款项，从未实现对这笔钱的排他性占有！”

“换言之，被告人对这105万的认罪，其实是基于对法律定义的误解。他主观上以为只要承诺给他的就是他的，所以就‘认’了这笔钱。但法律不强人所难，更不能把一张空头支票当成既遂的受贿来认定！”

合议庭的法官低头快速记录着，便乘势亮出我们精心准备的比喻：“打个比方吧——行贿人给了张局一个空保险箱的密码，张局因为以为保险箱里有钱，所以认下了这105万。但事实上，钱早就在行贿人的掌控下被挪用花掉了！空保险箱里根本没有钱，何来受贿既遂一说？”

最后，“综上，对于指控的这105万元，客观上不具备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它要么属于受贿未遂，要么属犯罪预备阶段，压根不是犯罪。”

这一番犀利辩护，令公诉人措手不及。这正是我们事先设计好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因为被告人态度良好，控方找不到攻击他翻供的由头；而我指出的法律硬伤又确实存在，法庭不得不认真面对。公诉人一时间陷入了沉默，整个庭审气氛在这一刻发生了微妙的逆转。

四、以打促谈：“逼出来”的缓刑

庭审结束后，合议庭在评议时面临一个两难选择：

判实刑吧？辩护律师提出的“无罪/未遂”辩护逻辑极其严密，如果依然将这105万认定为既遂受贿，强行判处实刑，那么一旦被告人上诉至二审，原判被推翻的风险极高，判决的稳定性将大打折扣。

判无罪吧？可张局本人当庭对受贿事实供认不讳，公诉方恐怕也难以接受，一旦检方提出抗诉，同样会引发案件的不确定性。

这正是我们所预想的局面——把问题抛给法院，“倒逼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

最终，法院在充分权衡后作出了一个颇具智慧的判决结果：虽然认定张局犯受贿罪，但对105万元的指控采纳了辩护意见，认定为犯罪未遂，在量刑上给予最大幅度的从宽。

经过合议，审判长庄严宣告：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五、辩护律师办案手记

走出看守所的那一刻，张局仿佛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他深深呼吸着久违的自由空气，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真的逃过了牢狱之灾。“缓刑…当庭宣判缓刑了！”他反复喃喃着这几个字，声音颤抖。张局的家属激动地握着他的手，几个月来的担惊受怕终于化作热泪夺眶而出。我也长长舒了一口气，感觉肩头压着的千钧重担总算卸下了一半。

这个案子之所以能以缓刑收尾，胜在“尊重”与“博弈”的微妙平衡。作为刑辩律师，我们见过太多惨痛的案例：有的律师一味强硬要求当事人翻供，结果不仅没翻转事实，反而让当事人丢掉了认罪认罚的从宽机会，最终被从重判处实刑。这样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因此，张智勇刑辩团队始终坚持一个信条：所有辩护策略，都必须先过当事人这一关。我们这次采用的“双轨辩护”，正是既照顾了当事人想“妥协保平安”的心理，又发挥了律师“专业争权益”的职责。

让当事人安全地“退”，让律师勇敢地“进”。

这就是专业辩护的价值。

（注：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人名、单位及地点均为化名，案情细节亦经技术处理）

作者简介：

张智勇，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人及首席合伙人，深耕刑事辩护领域29年，领衔创办了西南地区首家专注刑事辩护的专业律师事务所，并率先在全国范围内组建了“50+人职务犯罪辩护团队”。作为刑辩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实务专家，他身兼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委会副主任、重庆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分管刑事辩护）、重庆市法学会常务理事等多项重要职务，并屡获殊荣，先后被授予“全国优秀律师”、“重庆市十佳律师”、“重庆市优秀律师”及“重庆最佳刑事辩护律师”称号，连续两届斩获“重庆经典刑事案例”奖项。

张智勇律师坚持“实务与理论并重”，担任西南政法大学量刑中心研究员及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工商大学等多所高校兼职硕士生导师，结合二十余年办案经验著有《职务犯罪组合拳辩护的实践与运用》与《75项留置核心法律问题全解读》，系统梳理了职务犯罪辩护策略与监察留置法律痛点。他专注于职务犯罪、经济犯罪、诈骗犯罪等重大疑难案件辩护，亲自处理各类职务、经济类刑案500余件（大部分系受贿、贪污、行贿等职务犯罪），获得十余件无罪结果，累计带领、指导团队办理各类刑案辩护5000件以上。多年来，张智勇律师持续深耕全网平台，聚焦“案件实务”与“风险解读”，全网粉丝突破603万。他凭借精湛的专业功底与敢于直言的风格，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与支持，是目前国内备受当事人和家属信赖的实战派刑辩专家。执业以来，他始终信奉艾伦·德肖维茨的格言：“只要我们决定受理这个案子，摆在事实面前的只有一个日程——打赢这场官司。我将全力以赴，用一切合理合法的手段把委托人解救出来，不管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