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张学良获释后，有记者问他最佩服谁，他说了三人，分别是谁

1990年3月25日清晨，夏威夷檀香山的天空泛着鱼肚白，一架从台北起飞的班机缓缓降落。机舱门打开时，人们看到那位青灰色西装、银发整齐的老人——张学良。这是他被羁押五十四年后，第一次以自由身踏上异国土地。迎面的闪光灯此起彼伏，有记者抛出第一个问题：“张将军，这一生里最佩服的人是谁？”他沉默半晌，抬眼道出三个名字，在座者皆屏息聆听。

先映入耳中的，是“张作霖”。父子情深乃人之常情，可张学良的钦佩绝不止于血缘。很多人记得奉系军阀的鞭炮声与马蹄声，却忽视了那段白山黑水间的创业史。张作霖十七岁扛枪，走南闯北，靠着一股子狠劲儿在江湖打拼。他的火爆脾气远近闻名，却也靠这种雷霆手段把散兵游勇拢成三十万东北军。有人见他喝酒掷骰子，一夜豪输数万大洋；也有人看见他为赈济灾黎，痛快写下几张巨额汇票。这种“赌徒”与“慈父”的矛盾汇聚成一种强势的个人魅力。张学良后来回忆：“他不识几个字，却能让满洲官商士绅都服气，这种天生的号召力，是我望尘莫及的。”

张作霖的威望不单靠枪杆子。1922年前后，奉天城的兵工厂、纺织厂、铁路干线在他的授意下扩建，如今的沈阳老工业区不少都源于那时的奠基。人们或许还记得，他在哈尔滨创办的航空学校培养了东北第一批飞行员。对照当年北洋诸雄混战的场景，能在烟尘滚滚中还惦记修公路、办学校，确有过人气魄。这些故事，张学良在台北的回忆录里写得轻描淡写，可每一个细节背后，都是对父亲能力与胸怀的再三肯定。

第二个名字，是“毛泽东”。一位曾在井冈山挑灯夜读的湖南人，与白山黑水里长大的少帅，原本是天各一方的对手，却因民族危亡而产生奇妙交汇。1930年代初，张学良已从西方诸报中留意到这位红色领袖的军事指挥才能。美国记者斯诺到沈阳访问时，带回一段评语：“他是可以让中国起死回生的人。”张学良听得入神，连抽了好几口烟，半天才吐出一句：“总有机会，我要见见他。”此念头埋在心底，直至西安兵谏，仍未能成行。

有意思的是，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无意间帮助过毛主席的两个儿子。1936年春，他资助几名年轻人赴莫斯科读书，不曾料到那里面就有毛岸英、毛岸青。多年以后，当学者在夏威夷向他提起这一往事，年逾九旬的少帅握着对方手掌连声惊叹：“原来冥冥之中早有安排！”那一瞬，时空的缝隙似乎被拉直，未曾谋面的惺惺相惜跃然而现。

张学良敬佩毛泽东，并不仅因为个人际遇，更因为后者在民族危亡关头的决断力。1936年9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师，当时的中共中央决策文件经由地下电台送到西安，张学良仔细研究后感慨：“这份战略眼光，非寻常人可及。”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已被软禁十二年的他从零星报纸中看到《人民日报》刊发的开国大典的照片，喃喃自语：“真该亲耳听他在天安门上说话。”

第三位令他肃然起敬的，是周恩来。在张学良的人生轨迹里，周总理是唯一与他有过长时段直接相处的革命领袖。二人第一次正式晤面，是1936年6月的陕北洛川。彼时黄土高原风沙扑面，周恩来谈吐镇定：“攘外必先安内，合作才有出路。”一句话击中张学良心坎，他回以一个响亮的“对！”从此，两人交情被写进史册。

周恩来对张学良的真情关切，贯穿半个世纪。西安事变后，国共之间谈判一度剑拔弩张。张学良坚持亲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周恩来劝他三次：“老张，此去凶险，可再想想。”张学良摇头：“事已至此，我不走不行。”坐机升空一刻，周恩来站在停机坪上一言不发，只把手高高举起。那一幕，几十年后提起，张学良仍会低声说：“我欠他一句对不起。”

软禁岁月漫长。1946年、1949年、1956年，周恩来先后三次在公开场合提出营救张学良，甚至托香港友人秘密送信：“为国珍重，后会有期。”然而山海阻隔，旧政权掌控之下，一切皆无回音。1976年1月，总理病逝。台湾淡水的阴雨里，张学良听到噩耗，拄拐默坐良久，口中只吐出四个字：“天不遂人。”他想寄一封唁电，却被国民党当局婉拒，那封写好的信最终留在抽屉，墨迹至今未干。

时间再拉回1990年夏威夷的采访现场。记者抖了抖手里的本子，追问：“将军，为何对他们三位情有独钟？”张学良微微侧头，声音不大却清晰：“父亲教我立身，毛主席教我天下，周先生教我做人。”这句回答，像钉子一样敲在许多史学者的心头。

从戎马倥偬到幽囚岁月，张学良经历了晚清余烬、军阀混战、抗日烽火、国共易帜，亲历的是非恩仇足以写成厚厚一部史书。令人唏嘘的是，他佩服的三人竟与自己性格命运形成鲜明对照：张作霖雷霆手段而死于蓄谋；毛泽东高瞻远瞩终成开国领袖；周恩来以从容稳健赢来天下敬仰。至于张学良，他以一次“扣蒋”名垂青史，却也在漫长的囚禁中体味孤独。有人说，这是无奈的牺牲；也有人说，这是大节之所在。无论评价如何，他对这三位人物的推崇，揭示了一个深埋内心的价值坐标——胆识、格局、担当。

1990年代末，张学良在檀香山郊外常陪妻子赵一荻散步。有人偶遇，请他回顾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十二月政潮。老人只说：“那是国之事，也是天意。”说罢，他抬头看着远处的海面，表情笃定而释然。这份从容，或许正是他向三位“最佩服的人”学来的最后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