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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扎根车间32年、和机器打交道的工科生,52岁突然被破格提拔,去管人口上亿、情况复杂的四川大省。有人说他自不量力,有人等着看他翻车,可没人想到,这个连官话都不会说的“技术佬”,最后竟成了四川百姓舍不得送别的父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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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蒋民宽,1930年出生在江苏吴县(今苏州吴中区)。此时的江南虽未深陷战乱,却也透着山河飘摇的动荡。不同于当时多数追求“仕途”的读书人,蒋民宽家境尚可,自幼读新式小学,接触西方先进思想,更亲眼目睹了战乱中百姓的流离失所。尤其是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还乡团的恶行,让年少的他坚定了信念:唯有国家强大,百姓才能安居乐业;而国家强大的根基,在于实业兴盛。
这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蒋民宽用一生践行的初心。1947年,17岁的他考入上海纺织工业专科学校,主动选择工业相关专业,立志效仿张謇家族,走“实业救国”之路。当时的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与底层百姓的困苦对比鲜明,蒋民宽未被浮华迷惑,反而专注专业学习——他知道,唯有掌握过硬技术,才能为国家工业发展出力。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工业人才成为国家急需力量。作为工业专业毕业生,蒋民宽主动响应国家号召,告别江南水乡,奔赴冰天雪地的东北,成为东北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401厂的普通技术员。这一年他20岁,一个江南书生,要在零下几十度的关外,开启自己的“技术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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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是,初到东北的蒋民宽也曾“水土不服”——既有气候的寒冷,也有技术的差距。当时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多数生产技术依赖国外引进,而东北作为国家工业基地,肩负着输送工业产品和技术人才的重任。蒋民宽没有抱怨退缩,将所有精力投入工作:白天泡在车间,跟着老工人学习实操,熟悉设备构造与运作原理;晚上熬夜啃技术手册,补充理论知识,还主动申请参加抚顺俄语训练班,从零学习俄语。
这份韧劲,很快为他赢得了机会。1952年,组织选拔优秀技术骨干赴苏联乌拉尔卡明斯克铝加工厂进修,蒋民宽凭借扎实的技术基础和流利的俄语,成为了其中一员——这在当时,相当于拿到了“工业领域的深造镀金券”,但蒋民宽没有骄傲,反而比在国内更加刻苦。在苏联的三年里,他拒绝了所有多余的社交,每天泡在工厂的车间和实验室,从技术股代股长到车间副主任,他手把手跟着苏联专家学习铝加工的核心技术,甚至偷偷记录下对方不愿轻易透露的操作细节,把每一个生产环节、每一项设备参数都刻进了脑子里。
很多人不知道,蒋民宽在苏联进修期间,曾凭着一个细微的改进,解决了当地工厂的一个小难题,也让苏联专家对这位中国青年刮目相看。当时,卡明斯克铝加工厂的一款铝型材生产设备,经常出现成品表面凹凸不平的问题,苏联技术人员调试了多次都没有解决,只能勉强生产,造成了不少原材料浪费。蒋民宽发现后,没有急于发表意见,而是连续一周守在设备旁,观察运行状态、记录数据偏差,最终发现是设备的进料口角度不合理,导致铝材受力不均。他提出的调整进料口角度、增加辅助固定装置的建议,被苏联专家采纳后,设备运行效率提升了15%,成品合格率也从78%提高到了92%。这件事,不仅让蒋民宽在苏联工厂站稳了脚跟,更让他深刻意识到:技术不分国界,实干才能出真知——这一信念,贯穿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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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学成归国的蒋民宽,没有选择留在条件优越的东北,而是主动请缨,奔赴西南,扎根国营一〇一厂,从车间副主任做起,一步步成长为生产指挥部副总指挥。彼时的西南,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工厂设备陈旧,技术人才匮乏,很多工人甚至连基本的设备操作都不熟练。蒋民宽没有抱怨条件艰苦,而是一头扎进车间,带头加班加点,一边检修设备、改进工艺,一边手把手教工人技术,把在苏联学到的先进经验,一点点转化为工厂的生产能力。
最让人动容的,是他在国营一二二厂(西南铝加工厂)担任厂长、总工程师的16年——这16年,他几乎把家安在了工厂,每天最早到车间,最晚离开,甚至连除夕夜,都常常守在生产一线。很多老工人回忆,蒋民宽没有一点官架子,从不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是穿着和工人一样的工装,戴着安全帽,和大家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探讨技术难题。有一次,工厂接到一项紧急国防订单,需要生产歼击机专用的铝型材,时间紧、难度大,很多技术骨干都犯了难。蒋民宽当即立下“军令状”,带领技术团队驻扎在车间,连续奋战40多天,每天只睡3、4个小时,饿了就啃干粮,困了就趴在办公桌上眯一会儿,最终攻克了型材精度控制的核心难题,按时完成了订单,为我国歼击机的生产提供了关键保障。
很多人只知道蒋民宽后来成为了省长、统战部副部长,却不知道,他在工业战线的这几十年,为新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和国防工业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他的带领下,国营一二二厂从一家不起眼的地方工厂,成长为我国重要的铝加工基地,生产的产品不仅满足国内需求,还出口到多个国家;他主导改进的多项生产工艺,填补了国内空白,其中一项铝型材加工工艺,沿用至今,每年为国家节约上亿元的生产成本。更难得的是,他在培养技术人才上毫不吝啬,手把手带出了一批又一批技术骨干,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我国工业领域的中坚力量——这或许就是他作为工科生的初心:不仅要自己能干,还要带动更多人能干,让技术真正成为国家发展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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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52岁的蒋民宽,迎来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他告别了奋斗32年的工业战线,调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开启了地方治理的全新征程。很多人都替他捏了一把汗:一个搞技术出身的厂长,能管好四川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大省吗?但蒋民宽用实际行动,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他的治理逻辑,和搞技术一样:摸清底数、找准问题、精准施策,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
刚到四川任职时,蒋民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研”。他拒绝了地方干部的陪同安排,带着几名工作人员,轻车简从,用最短的时间,跑遍了四川的每一个地市、每一个深山乡村,走进工人、农民的家中,与他们促膝谈心,倾听他们的诉求,记录下基层的真实情况。在凉山彝族自治州调研时,他看到深山里的群众因为没有路,生产的农产品运不出去,生活极度贫困,甚至有老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心里深受触动。他当场说了一句话:“四川穷,就穷在没有路;没有路,即使有厂,也是死厂;即使有好东西,也变不成钱。”
这句话,不是随口一说,而是他后来推动四川交通建设的初心。为了改变四川交通落后的面貌,蒋民宽亲自带队,前往凉山深处,带着当地干部群众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他自己也拿起镐头、铁锹,和大家一起劳动,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也没有停下脚步。在他的推动下,四川掀起了大规模的交通建设热潮,一条条公路蜿蜒曲折,穿过深山、跨过河流,连接起城市与乡村。其中,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条公路,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致富路”——这条路通车后,深山里的花椒、核桃、中药材等农产品,顺利运出大山,群众的收入翻了好几倍,很多贫困户因此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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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交通,蒋民宽在四川主政期间,最亮眼的成绩,就是推动经济发展,带领四川人民摆脱贫穷、走向富裕。作为搞工业出身的省长,他深知工业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也深知科技的重要性。他大胆借鉴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经验,创新思维,积极推动四川对外开放,主动联系沿海发达省份,寻求资金、技术合作,招揽贤才,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1985年,他亲自带队前往深圳考察,看到深圳的快速发展后,当即决定,在深圳建设四川大厦,作为四川对外开放的窗口和联络基地——这在当时,是很多省份都不敢轻易尝试的举动,但蒋民宽凭着实干的勇气,硬是把这件事办成了。
数据不会说谎,蒋民宽主政四川期间的成效,都写在了老百姓的生活里。据四川省政府1985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显示,在他的推动下,1984年四川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3.1%,其中农业增长10.5%,轻工业增长14%,重工业增长16%,轻重比例更趋合理;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首次突破万元,达到10790元,增长12.8%;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86.76元,增长11%,职工家庭人均可用于生活消费的收入,扣除物价指数上升因素增长15.7%;城乡居民年末储蓄存款余额达到66.2亿元,增长40.6%;全年安置城镇待业人口25万人,让更多老百姓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更难得的是,蒋民宽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老百姓的根本需求。他积极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四川的推广,让农民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重视教育和科技发展,1984年四川全省取得重大科技成果498项,普通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1114人,增长48.7%,招收本科、专科新生32198人,增长31.4%,为四川的长远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他关注民生,推动卫生事业发展,全省医院病床增加2500张,开设了一批家庭病床,让老百姓看病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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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老照片
在我看来,蒋民宽主政四川的成功,从来不是偶然,而是他工科生思维的必然延伸:他不追求短期政绩,不搞形象工程,而是像打磨一件产品一样,精心雕琢四川的发展蓝图;他不回避问题,不推诿责任,遇到困难就迎难而上,像攻克技术难题一样,一个个破解发展中的瓶颈;他心里装着老百姓,把老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就像关注产品质量一样,重视老百姓的生活品质。这样的官员,或许不会被媒体过度追捧,但一定会被老百姓永远铭记——四川人民至今还记得,那位穿着朴素、深入基层、真抓实干的“好省长”。
1988年,58岁的蒋民宽再次临危受命,调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兼任中国专利局局长,投身于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专利事业的建设中。彼时,我国的专利制度刚刚起步,很多人对专利的概念一无所知,专利申请、保护的体系更是一片空白,甚至有很多企业认为“专利没用”,不愿意投入精力搞研发、申请专利。蒋民宽再次发挥了他的实干精神,从零开始,搭建我国专利事业的框架。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普及专利知识。他带领团队,深入全国各地的企业、科研院所,举办专利知识讲座,手把手教企业如何申请专利、保护专利,如何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专利,如何通过专利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一次,他到一家国有企业调研,发现这家企业有很多先进的技术成果,但都没有申请专利,导致很多技术被国外企业模仿、盗用,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蒋民宽当即召集企业负责人,讲解专利保护的重要性,还安排专利局的工作人员,全程指导企业申请专利,帮助企业建立专利管理制度。在他的推动下,这家企业后来申请了多项专利,其中一项核心技术专利,为企业每年带来上千万元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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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中国专利报》创刊,蒋民宽亲自撰写文章,表达对我国专利事业的希望与祝愿。他在文章中写道:“专利事业是科技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只有让专利事业在祖国的沃土上深深扎根,才能让科技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在他的带领下,我国的专利事业快速发展,专利申请量逐年攀升,专利保护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专利,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通过专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他用实干,为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我国科技的快速发展,埋下了伏笔。
1990年,60岁的蒋民宽调任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兼任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开启了他统战工作的生涯。统战工作,不同于工业生产、地方治理和科技管理,它需要耐心、细心和包容心,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起国家发展的磅礴合力。对于一个一辈子搞实干、讲效率的工科生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全新的挑战,但蒋民宽依然凭着实干的精神,快速适应了新的岗位。
很多人不知道,蒋民宽在统战工作中,始终坚持“务实团结”的原则,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而是深入了解党外人士、民主党派、非公经济人士的诉求,真心实意为他们解决问题。他经常邀请党外人士、非公经济人士座谈,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经营、工作生活中的困难;他积极推动“光彩事业”的发展,引导非公经济人士投身公益事业,助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他注重团结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力量,凝聚起“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的共识,为国家的发展和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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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蒋民宽之所以能在统战工作中取得显著成效,核心在于他的“真诚”和“实干”——他不把统战工作当作“任务”,而是当作“责任”;他不把党外人士当作“外人”,而是当作“战友”;他用工科生的纯粹和务实,打破了隔阂,凝聚了人心。他始终坚信,无论是什么阶层、什么群体,无论有什么不同的观点和诉求,只要大家都心怀家国、脚踏实地,就一定能凝聚起推动国家发展的强大力量。
2004年,74岁的蒋民宽正式退休。退休后的他,没有安享晚年,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心系人民,经常关注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偶尔还会受邀参加一些工业、科技、统战相关的活动,为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他的生活极其简朴,衣着朴素,饮食简单,从不追求物质享受,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看报,关注国家大事,回忆自己奋斗的一生。
2012年6月6日,蒋民宽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他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这是国家对他一生奉献的认可,也是人民对他一生实干的铭记。消息传来,很多他曾经共事过的老同事、老工人,很多受过他帮助的老百姓,都自发地为他送行,回忆着他的点点滴滴,缅怀着这位实干一生、奉献一生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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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干无言,岁月有声;初心如磐,方见赤诚。蒋民宽的一生,是实干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更是不负家国、不负百姓的一生——唯有实干者,方能成大事;唯有坚守者,方能留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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