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宋庆龄的贴身侍卫，后成我军军委主席，被枪决时只说了7个字

1929年8月30日凌晨，上海龙华看守所外，薄雾弥漫。37岁的杨殷双手被缚，脚步稳健，军号声远远传来。他昂起头，对行刑队留下七个字：“朝闻道，夕死可矣。”枪声随即回荡，人们这才意识到，这位曾握有我军最高军事权力的闽粤壮士，生命定格在拂晓。

许多人后来追问：杨殷究竟是谁？他当过宋庆龄的警卫、副官，抗下大元帅府的安危；此后又成中共中央军事部首任部长，是日后中央军委的雏形领军人。工运、情报、武装——三条战线，他都干过，而且样样出彩。

镜头往回推。1892年8月12日，他生在广东香山翠亨的华侨家庭，衣食无忧，小时候读私塾、学南拳，十五岁踏进香港英文书院，十八岁转到广州圣心书院，英文、拉丁文都说得来。与同乡孙中山有书信往来，这段渊源让少年人的心里早早埋下革命火种。

清帝退位、辛亥炮声未远，19岁的杨殷加入同盟会，从港澳到广州，往来如风，送情报、背枪械。他一度冒死策动炸伤袁世凯党羽郑汝成，干净利落，事后隐去踪迹。短短几年间，已是同盟会的台柱子。

1917年护法运动燃起，他被请进广州大元帅府，担任孙中山、宋庆龄的贴身侍卫兼卫队副官。开会讨论装备、编制，他常一语中的，被人尊称“师爷”。然而军政府内斗成风，孙中山退居上海，他拍案辞职，自嘲“何必陪他们争官帽”。

随后转去西关盐务稽查处，本可大把敛财，却硬是分文不取，只与码头苦力交朋友。1919年，五四怒潮席卷南国，《新青年》《共产党宣言》成了热销读物，他翻到一句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从此再无回头。

1922年冬，在船灯摇曳下的香港石塘咀，他写下入党志愿书。为专心干革命，把几幢楼、乡下田产悉数卖掉，连妻子留下的金耳环也送到组织。随后远赴莫斯科受训，学无线电、暗语、爆破，给自己铸了一副“看不见的盔甲”。

1923年回穗后，他暗中在石井兵工厂蹲点。十天里，喝粗茶、睡木板，和工友一道抡大锤、抬钢板，套近乎、结兄弟。“十人团”由此诞生：十个工友分组行动，有暗号、有图章，悄无声息地扩散。十人成百，上千工人迅速联合，最终把剥削工人的马厂长赶下台。白云区第一个党支部也悄悄落地。

两年后，25万名劳工涌上街头，省港大罢工声震南天。纠察队、救护队、情报组——线索都出自杨殷早年的“十人团”。有人统计，这位身板并不魁梧的广东汉子，三年里办成二十多个工会，拉出一支人数过万的产业工人武装。

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右派张牙舞爪。党内左、右冲突剧烈，廖仲恺被暗杀前，杨殷其实早获情报，急奔相告，“请务必提高警惕。”廖仲恺只淡淡一句：“革命者不惧死。”数日后枪声响起，廖仲恺殒命。此事深深触动杨殷，他开始把情报防卫视为革命命脉。

1927年春夏，白色恐怖蔓延，中央特科在上海成立之前，广东已悄然有了暗线密布的地下网。编户齐民的“十人团”转为潜伏小组，盐船、柴米店、铁路货车，处处暗号。杨殷亲自挑选的黎胜混入广州公安局，木匠出身的郑全打进卫戍司令部，送出一摞摞敲定广州起义的第一手情报。

12月11日拂晓，广州工人赤卫队打响第一枪，红旗飘上公安局顶楼。张太雷中弹牺牲后，杨殷临危受命，顶着机枪火网冲到最前线指挥。三昼夜血战，寡不敌众，只能突围。杨殷安排伤员、焚毁名单，带十几名赤卫队员跳出包围圈，一路转战到海陆丰。

六大闭幕时，他年仅36岁，却以高票跻身中央委员，接手中央军事部，负责整合各地散兵游勇。那是中央军委的雏形，后来军中皆称他“最早的军委主席”。在上海，他把办公地点设在法租界一幢小洋楼，白天是西服、眼镜的广东商人，夜里是捶着地图的军事部长。

可惜天不假年。1929年8月24日，因为叛徒出卖，他与彭湃等人同时被捕。敌人劝降：“回到国民党吧，高官厚禄全是你的。”杨殷轻蔑地回答：“卖友求荣，不屑为伍。”简单一句堵住所有劝说。

六天后，他与同志们被拉到刑场。在最后一刻，他把目光投向东方天际，声音不大却字字铿锵：“朝闻道，夕死可矣！”子弹呼啸而来，尘土翻飞，这位叱咤风云的先驱长眠黄土之下。

事后，中央苏区七所红军学校改名“杨殷学校”，湘赣边界划出“杨殷县”。1961年，罗瑞卿翻看老档案时感慨道：“若他不早逝，军委的座椅上必有杨殷的位置。”2009年，他被列入“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名列前茅。

这段从翠亨村少年到龙华刑场的37年，盛满了光与火。情报、工运、武装——他每一步都踩在时代刀锋上，给后人留下无声的注脚：革命不怕死，怕的是不知所为何死。杨殷的名字，由此嵌进了共和国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