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1亿日元却吃不起饭！日本老人的悲惨现状让人心疼。

老龄化叠加经济退出高速增长阶段，养老问题将呈现出何种局面？观察日本或许可窥见端倪。

在经济长期停滞的时代，日本普通民众面临学历贬值、就业困难等一系列结构性困境。然而，日本毕竟是发达国家，其人均年工资收入长期稳定在450万日元左右，职业生涯总收入轻松超过1亿日元——按历史多数时期的汇率折算，约合人民币700万元。

尽管拥有如此可观的终身收入，且具备相对完善的养老体系，日本老年人却仍普遍陷入“集体性老后破产”的境地。

数据显示，目前日本独居老人已逼近600万人，其中约有一半年收入低于生活保障标准线（13万日元/月）。这一现象背后，究竟是个体选择的偏差，还是时代运转的必然结果？而中国亦正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日本的前车之鉴对我们具有怎样的警示意义？

要深入理解这一问题，需从日本的房产税制度谈起。

日本最早的房产税可追溯至1913年颁布的《不动产税法》。二战后，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推动下，日本正式确立了以固定资产税和都市计划税为核心的“固定资产税”体系（中文常误作“固都税”）。

20世纪80至90年代泡沫经济时期，为抑制开发商囤地炒房，日本又相继出台《土地基本法》《地价税法》，进一步强化了对房地产持有环节的征税，并对多套住房持有者实施累进税率。

2003年，日本更在全球率先开征“空置税”，对空置超过一年的住宅加征1.4%的惩罚性税款。

初衷看似合理：既可遏制投机，又能调节财富分配。然而，任何税收一旦设立便易涨难降，其后续执行逐渐偏离初衷，甚至走向荒诞。

关键在于，日本的固定资产税计税依据是房产的“课税标准额”，该估值每三年调整一次。

这意味着，在房价持续下跌的背景下，即便市价已“腰斩”“膝斩”乃至“脚踝斩”，纳税人仍须按三年前的评估价值缴税。由此导致的实际持有成本远高于账面数据。例如，一套估值5000万日元的普通住宅，每年仅税费、物业费与维修费合计就可能接近100万日元。

在此意义上，日本的房产已非资产，反而更似豪车一类的高维护成本消费品——一旦购入，便成为终身负担。

当毕生积蓄被锁定于房产之中，老年人晚年便只能依赖养老金维生。然而，日本曾引以为傲的公共养老金体系，早已在汹涌的老龄化浪潮中千疮百孔。

与我国类似，日本实行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即由在职劳动者缴纳的保费直接用于支付当前退休者的养老金。

这种代际转移模式在人口结构剧变下迅速失衡：1960年，日本每11.2名劳动年龄人口供养1位老人；至2024年，该比例已骤降至约2:1；预计到2045年，将进一步跌破1.5:1。

年轻一代缴费压力日益沉重，养老金池却持续萎缩。

更严峻的是，由于民众对养老前景普遍悲观，国民养老金参保率已滑落至60%以下，年轻人参保意愿更低，形成“缴费减少—待遇下降—信心丧失—缴费更少”的恶性循环。

为缓解财政压力，日本政府多次推迟养老金领取年龄，从最初的55岁逐步上调至65岁，并酝酿进一步延至70岁。

即便达到领取年龄，许多未加入厚生年金等补充体系的老人，每月仅能领取约6.8万日元的基础国民养老金，远不足以覆盖基本生活开支。为维持生计，大量老年人被迫重返劳动力市场。日本总务省2025年数据显示，65岁以上就业人口已达930万，连续21年增长，其中76.9%从事低薪、无保障的非正规岗位。

如果说房产是“慢刀割肉”，那么悄然升温的通货膨胀则是“温水煮青蛙”，持续侵蚀着老年人本已微薄的购买力。平心而论，日本并非高通胀国家，但近十年物价上涨趋势明显加剧。

据《日经理财》杂志调研，65岁以上退休夫妇的月均生活开支在长达二十年间稳定于26万日元左右，却在近两年内跃升至28万日元。

若收入低于此水平，连基本饮食都难以保障。曾经尚可维持温饱的养老金，在食品、能源等必需品价格持续攀升的背景下，愈发捉襟见肘。

既然房产已成为负担，通胀构成隐忧，日本人为何不转向投资以对冲风险？此问看似合理，实则难行。投资的本质在于分享经济增长红利，而日本经济自1990年代起长期停滞，使这一路径几近断绝。

数据显示，1990年至2024年的三十余年间，日经225指数累计涨幅仅为2.5%，表现甚至逊于长期徘徊于3000点附近的A股。如此低迷的股市回报，令普通民众对理财投资彻底丧失信心，“存钱”遂成为唯一选择。然而，自2016年起，日本进入实质负利率时代，银行存款不仅无息，部分机构甚至收取保管费。

至于投资海外市场——如美股、基金或债券——在操作层面亦障碍重重。

21世纪初，曾有一批日本家庭主妇利用日元超低利率借入本币兑换美元套利，被称为“渡边太太”，其知名度一度超越中国“抢金大妈”。但黄金终有升值之日，而“渡边太太”若遭遇2006年或2008年那样的日元突然升值事件，便极易蒙受巨额亏损。

投资之路被堵死，储蓄之路又成亏本买卖，日本老年人陷入两难困境：不买房则无家可归，买了房却被高额税费拖累；不储蓄则无以为继，储蓄却又毫无收益。

于是，纵有1亿日元的生涯总收入，亦未能为日本老人铺就安稳晚年。这不仅是日本社会的结构性阵痛，更是对中国未来养老图景的一记警钟。

至少，我们这一代人恐难再寄望于单靠退休金实现体面养老。养老保障绝非仅靠财富积累即可达成，更需合理的资产配置、可持续的制度设计以及对经济规律的深刻把握。当长寿成为常态，如何确保“安享晚年”不沦为空洞口号，正是日本“老后破产”现象留给我们的核心命题。

目睹日本这具横亘于前的历史“标本”，难免令人沮丧。因许多情节竟如此熟悉——人口结构变迁、经济增速换挡、资产价格波动、制度承压……司马迁有言：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我们仿佛已瞥见自身正在经历或将要面对之变局的终局图景。诚然，中国正立于新的历史关口：人口结构嬗变、产业升级阵痛、国际局势动荡交织并至。然而，历史的启示不在宿命论式的悲观，而在清醒认知与主动应对。

日本的经验昭示：大潮退去之时，有人沦为搁浅孤舟，亦有人逆流而上，在变革中重塑生命坐标。个体选择固然重要，但唯有将个人命运融入国运洪流，在时代坐标系中找准方位，方能在大浪淘沙中锚定自身价值。

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共同书写一部关于突围的史诗——不是被动等待潮水转向，而是以无数个体的觉醒与奋起，汇聚成推动国家前行的磅礴力量。

毕竟，历史从来不是冰冷的剧本，而是由每一个当下抉择所共同塑造的、热气腾腾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