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困穷途》第五章：加剧分裂的韩国社会

《坐困穷途：“无限竞争社会”的苦恼》是韩国作家金敬哲创作、艾同立翻译，2025年10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全书通过“补习街少年”“N抛世代”“大雁爸爸”“空巢老人”四个世代的全景记录，展现韩国社会的升学竞争、就业压力与老龄化困境。书中以伪造户口升学、鹭梁津备考抑郁青年、70岁出租车司机等案例，揭示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分数至上”“薪资成功论”引发的集体焦虑，并批判韩国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汤匙阶级论”“无限竞争”等社会分化现象。案例涵盖小学生超前学习高中课程、中年人因解雇潮被迫创业、老年人贫困率等现实困境，呈现教育焦虑与就业危机交织的社会图景。

第五章 加剧分裂的韩国社会

文在寅政权的诞生和韩国社会的大转换

2017年3月10日，韩国宪法法院对朴槿惠总统弹劾案作出判决，8位法官全员一致通过。至此，自2016年10月末以来，因“崔顺实门”事件而陷入“假死状态”的朴槿惠政权彻底走向了终点。朴槿惠也成了在5年任期期间首位被弹劾下台的总统。

将朴槿惠总统赶下台的原动力是国民举行的烛光集会。“崔顺实门”事件被曝光后，2016年10月29日，2万人举行烛光示威集会。集会第六周聚集的人数达232万，截至2017年3月11日的第二十次集会，累计参加人数达到了1600万人。

由于朴槿惠总统弹劾案的发生，新任总统选举从原定的2017年12月提前至2017年5月9日举行，曾在2012年与朴槿惠候选人对决失败的文在寅当选第十九届总统。韩国社会迎来新的巨大转折点。

文在寅总统与前总统朴槿惠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从出身来看，朴槿惠家境显赫，贵为总统之女，其身份更是属于“金汤匙”行列。而文在寅出生在一个朝鲜战争时期从朝鲜逃难到韩国、被称为“失乡民”的贫苦家庭中。

文在寅在朝鲜战争停战半年前的1953年1月出生于韩国庆南巨济。父亲文永铉出生于朝鲜咸镜南道兴南市，因朝鲜战争爆发，身无分文南下韩国，在庆南巨济俘虏收容所里生活。文在寅出生后，一家人搬到了釜山，靠母亲在集市上摆摊维持生计。

文在寅学习成绩非常优异，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庆熙大学法学系，但由于家境困难，只能依靠奖学金读大学。在校期间他曾代理学生会会长主持集会等，而且一直参与并领导学生运动。因此，他曾因违反《国家保安法》被捕入狱4个月。

从监狱出狱后，文在寅被大学开除学籍，强制应征入伍。退伍后又辗转回到大学从事学生运动，不幸再次被捕入狱。服刑期间文在寅参加了司法考试，虽然成绩合格，但是由于有犯罪记录，没有被录用为法官或检察官。

1982年，文在寅在釜山遇到了以人权律师而闻名的卢武铉（后来的总统），并将卢武铉视为“一辈子的大哥”。两人合伙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并成了釜山民间人权律师。

2002年，卢武铉获得竞选总统的机会，文在寅也随即加入卢武铉的竞选阵营。卢武铉政府上台后，文在寅担任总统民政首席秘书。2009年5月卢武铉自杀后，文在寅为了继承卢武铉遗志正式进军政界。

2012年4月，文在寅在釜山参加了第十九届总选举，并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在同年12月举行的第十八届总统选举中作为在野党候选人参选，但最终以100万票之差败给了竞争对手朴槿惠。此后，他长期担任共同民主党“亲卢集团”的领导人。

2017年，由于朴槿惠遭弹劾被罢免，在随后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参与烛光集会的市民团体和劳动团体支持候选人文在寅。选举中由于出现了两名保守派候选人互相竞争，导致保守派选票分流，最终文在寅以41.1%的得票率当选第十九届韩国总统。

“收入主导型经济发展”政策的失败

文在寅执政后，为了解决低增长的韩国经济和社会两极化问题，主张转换经济模式。也就是说，要摆脱自金大中执政时期以来长期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通过建立积极财政的“大政府”，实现分配与增长。

具体来说，“收入主导增长”“革新增长”以及“公平经济”等被设定为三大经济政策基调。

首先，“收入主导增长”理论认为，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一旦增加，就会带动消费，进而带动企业的生产、投资和雇佣岗位增加，进而使整个经济增长产生良性循环。

“收入主导增长”与李明博政府的“涓滴效应”相反，被称为“喷泉效应”。所谓“涓滴效应”是指，大企业和富裕阶层的收入一旦增加，就会进行更多的投资，从而带动区域发展，最终盘活整个经济。“涓滴效应”的经济理论是像水从上往下流，慢慢惠及贫困阶层，从而增加工作岗位和收入，最终消除两极分化。日本的安倍经济学也与这一观点相近。

相反，文在寅政府的经济目标是像喷水一样，首先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从而刺激和带动经济发展。

具体做法是：首先，政府强调在公共部门要解决临时工问题。对于社会上的临时工，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政策，尽可能地减少临时工岗位，通过将临时工转为正式员工等措施，力争将目前的临时工占比（20.6%）降低到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11%）。另外，文在寅政府计划在任期的5年内增加17万名公务员，在公共机构增加81万个工作岗位等，政府将带头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同时，政府还提出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万韩元，将工作时间限制在每周52小时等多项改善劳动环境的方案。

以2017年韩元平均汇率（100韩元约合人民币0.6元）换算，约合人民币2.4万亿元。—编者注

以2022年韩元平均汇率（100韩元约合人民币0.52元）换算，约合人民币2.9万亿元。—编者注

为了促进消费，文在寅政府还积极推进降低家庭负担的多项政策。在成为“包容国家”的口号下打造国家负责国民“从摇篮到坟墓”的目标。

为此，文在寅政府出台了包括给予儿童补贴、实施免费高等教育、提高基础年金（向65岁以上老年人中收入所得水平排在后70%的人发放基础年金）以及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等政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文在寅政府计划每年增加7%的政府预算，优先用于雇佣政策和社会福利上。执政第一年的2017年，预算规模为400.5万亿韩元 （约36.4万亿日元），到2022年，预计将扩大至561万亿韩元 （约51万亿日元）。

“革新增长”是指通过改革助力企业顺利地推进物联网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从而达到带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也就是说，“收入主导增长”是致力于增加国民收入，带动经济增长的需求侧改革，而“革新增长”是助力企业革新、增加工作岗位、促进经济发展的供给侧改革。

“公平经济”是致力于改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不公平的交易环境问题，防止财阀滥用经济权，保障公平竞争、公平分配等。具体来说，就是政府积极实施改善财阀集团内部的支配结构，削减财阀家族的支配权和不正当经营权继承，杜绝财阀集团公司之间的不正当交易和互相勾结以及通过国民年金积极参与财阀的企业经营等政策。

文在寅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提出了致力于打造“机会平等，过程公正，结果正义”的韩国社会新未来，并承诺要双手紧抓“增长”与“分配”。

*但不幸的是，文在寅政府刚刚执政两年多，就饱受“文在寅政府出台的不成熟的经济政策反而使韩国经济更加恶劣”的批评。最致命的是，为了兑现到2020年最低工资将达到1万韩元的承诺，文在寅政府在两年内将最低工资提高了近三成。

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私营业主。受最低工资急剧上调的影响，私企倒闭的事件层出不穷。另外，大多数韩国企业经常与国外企业面临竞争，由于最低工资的上调和实行每周52小时工作制度导致人工费上涨，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有些企业将生产工厂迁移到海外，甚至还出现了将总部也迁移到海外的“逃离韩国”现象。

这些现实情况与文在寅政府当初想要扩大就业的计划背道而驰，使得年轻人就业难的问题进一步恶化。另外，随着人工成本的上涨，韩国企业的竞争力下降，韩国国内各项经济指标也出现了自亚洲金融危机或雷曼危机后数据最糟糕的情况。

此外，文在寅政权对财阀和大企业的厌恶态度也对经济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韩国的经济以出口为主，大企业一旦失去活力，经济就会面临危机。文在寅政府以改革财阀为宣传口号加强了对财阀的限制和约束，使得大企业开始逐渐减少投资和研发等经济活动。

如果企业经营不顺畅，税收自然会减少，政府财政也会出现危机。那么作为“喷泉效应”的主要经济政策—最低工资达1万韩元和每周52小时劳动制度将成为空中楼阁，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也会相应减少。

受到国民和媒体质疑与攻击的文在寅政府提出“包容性增长”。所谓“包容性增长”，是为了扩大并充实福利政策、消除社会两极化以及强调“分配”。其目的是“建立大家都能过上富裕生活的包容性国家”。

文在寅进一步解释说：“包容性增长是一个与新自由主义相反的概念，它属于收入主导增长概念。”据文在寅介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增长方式很难持续下去，因为只有少数阶层才能收获经济增长的果实，大多数人被排除在外。而包容性增长方式可以让更多的人均等地收获经济增长的果实，从而实现可持续增长。

那么，文在寅政府的“包容性增长”是否能顺利地解决韩国社会的不平等和两极化问题？自称是“烛光集会政权”的文在寅政府将迎来第五年任期的关键节点，但当初发起烛光集会的支持者们也开始对文在寅政府产生质疑。

导致韩国社会分裂的“清算积弊”

2017年5月10日就任总统的文在寅在就职演说中呼吁消除国民对立：

现在，我满怀着前所未有的建设国家的热忱憧憬，脑海中填满了打开团结与共存的新世界大门的宏伟蓝图……我谨向大家保证，2017年5月10日这一天，将作为真正的“国民团结”开启的一天被载入史册。

文在寅政府执政初期发布的“国政运营五年规划”中，详细记载了践行就职演说的战略方针：第一，打造国民当家作主的政府；第二，实现经济全民富裕；第三，打造对国民人生负责的国家；第四，构建均衡发展的地区；第五，致力于打造和平繁荣的朝鲜半岛。文在寅政府围绕这5个主题，选定了100个国政课题。其目的是致力于解决韩国社会中蔓延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问题，通过南北间的和解对话，实现国民四大团结和南北和平。

但是，文在寅政府最积极推进的政策是“清算积弊”。文在寅政府将烛光集会视为“革命”，多次强调政府是继承烛光集会精神的政权。因此，将前任朴槿惠政府和李明博政府全部视为“弊病”予以全面否定。

将“清算积弊运动”作为头等大事，在青瓦台的领导下，政府内所有部门都成立“清算积弊小组”，推翻了近10年来保守派政权的所有政策。

首先，在“清算积弊”运动中，保守派政治家成为首要目标。截至2018年2月，包括朴槿惠、李明博两位前总统以及3名时任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在内的、共52名保守派政界人士被捕，其中有4人自杀。

就任初期，文在寅政府呼吁“国民统合”和“与在野党合作”，但执政后文在寅政府却紧锣密鼓地进行清算积弊，产生了严重的党派对立。最大的在野党自由韩国党跑到广场上高喊“打倒左派独裁”，继续对抗文在寅政府。

另外，在“清算积弊”运动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财阀改革激发了韩国人的反财阀情绪。文在寅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是，在过去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因为财阀和大企业的垄断，导致中小企业无法正常发展，其滋生的特权和腐败现象导致普通百姓的经济崩溃。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增长，财富的不平等现象会更加严重。因此，文在寅政府把财阀和大企业定义为“必须治罪的积弊”，执政期间检察机关对财阀的搜查及扣押如同家常便饭。

在文在寅政府执政的仅2年半内，三星电子及旗下公司共计被检察机关搜查、扣押了19次。2017年2月到2018年2月，三星集团总裁李在镕也被拘留了353天。

大韩航空董事长的“坚果公主”（大女儿赵显娥）和“泼水公主”（二女儿赵显旼）的恶劣行径引发了韩国国民的愤怒之后，文在寅政府不仅对当事人，还对其父亲、母亲、姐姐以及弟弟等全家人进行了调查。

政府动员了警方、检察机关、出入境管理局、关税厅、教育部、公平交易委员会、国土交通部以及保健福祉部等拥有调查权的政府机关，共实施了14次搜查扣押，申请了4次拘捕令。此外，现代汽车、乐天、LG、SK集团、浦项制铁、新世界百货、KT、CJ、富荣集团、大林、现代百货、大宇建设等韩国国内30家大企业中，绝大部分都被政府和检察机关进行了搜查扣押。

“清算积弊”运动不仅发生在国内，还引发了韩国与日本的外交摩擦。

2017年12月，韩国外交部的“清算积弊小组”就2015年12月韩日共同达成的《韩日“慰安妇”协议》表示“存在严重的不恰当幕后协议”。因此，2018年11月，文在寅政府正式宣布解散“和解与治愈基金会”，事实上撕毁了此前韩日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协议。

另外，韩国最高法院内部“滥用司法行政权特别调查组”对朴槿惠政府与当时最高法院就“韩国劳工案”的判决提出异议，认为朴槿惠政府涉嫌参与并干预了最高法院的判决。因此，“清算积弊小组”开启对包括时任最高法院院长梁承泰在内的众多法官的清算调查工作。在文在寅政府任命的新任最高法院院长金命洙的领导下，韩国最高法院宣布了要求日本企业赔偿征用劳工的判决书。2018年10月，法院判决新日本制铁（现新日铁住金）向4名原告各支付1亿韩元赔偿金。同年11月，三菱重工被判向10名原告分别支付8000万至1.5亿韩元不等的赔偿金。

1965年6月22日，韩国与日本在日本东京签订的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条约，该条约的签订使韩日关系实现正常化。—编者注

这一判决对日本来说，相当于从根本上推翻了迄今为止两国政府间已经解决的、1965年的《日韩基本条约》 。在此之后，韩日关系恶化。2019年夏天，韩日间围绕贸易活动展开制裁行动。

文在寅政府掌舵的“韩国”号并没有沿着此前在就职演说中所描绘的“团结”和“共存”的路线上航行，反而正在走向“摩擦”与“分裂”。持续了2年多的“清算积弊”，将韩国国民置身于意识形态论争、地域、世代以及阶层的激烈对立中。

后记

1993年，我还是一名上智大学新闻系的研究生。

那个时候虽然韩国全面禁止日本文化，但年轻人之间却暗流涌动。当我决定去日本留学时，也是源于对日本文化的憧憬。

日本重金属乐队、视觉系摇滚乐队，成立于1982年。—编者注

那个时候，韩国的大学生们靠在路边购买盗版磁带来欣赏日本音乐。

在以年轻人街区著称的钟路，播放着X-JAPAN 的音乐咖啡店深受大家喜爱，年轻的女孩也被明洞区后街的小书店里卖的日本时尚杂志《安安》《NON-NO》深深地俘获芳心。报纸上时常会刊登担忧年轻人太痴迷于日本文化的报道。

另一方面，来到日本后，最令我吃惊的是，日本人对邻国韩国知之甚少。留学的时候，我曾经在日本放送协会（NHK）位于爱宕山的放送文化研究所打工，在那里遇到的所有人对我这个从韩国来的学生非常亲切。但是，在与这些人的交流中，我切身感受到日本人对韩国并不关心，也不太了解韩国：

韩国也有圣女果吗？

吃的哈密瓜有毒吗？

听说韩国人每天都吃泡菜，是真的吗？

从韩国到日本是坐船来的吗？

直到23年后的今天，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双方对彼此的关心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这种关心却在向消极的方向倾斜。对韩国漠不关心的日本人对高举反日政策、强调韩朝同胞意识的文在寅政权产生了危机感，并表现出“厌韩”情绪。

文在寅政府上台后，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等两国的悬案一下子成为关注焦点。

再加上旭日旗事件以及两国将彼此移出白名单等新的摩擦层出不穷，反日情绪达到了最高峰。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希望韩国人要意识到国家内部出现裂痕的状况，为了摆脱困境，需要尽快修复与邻国日本的关系。不仅是因为现在需要解决贸易等紧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目前韩国社会所面临的少子化、考试竞争以及老龄化等诸多问题需要吸取此前日本经验的得失。

当然，我也希望日本人能够理解韩国社会当前所发生的事情，也希望日本能够协助解决韩国所面临的问题。目前的日韩关系虽然被称为是战后最糟糕的，但是在与邻国的交往中不能仅以一句“嫌弃韩国”而敷衍了事。于是，我怀揣着这样的想法，撰写了这本书。

在当前严峻的两国关系中，对接受本书采访的诸位表示最衷心的谢意。在此，我也要感谢耶稣基督一直照亮我前进的道路。

2019年10月1日

金敬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