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论》中汲取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智慧

当前，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基金会三类社会组织日益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实践中，它们在提供服务、反映诉求、促进和谐等方面作用显著，但也面临着“角色定位不够清晰”、“功能发挥不够充分”、“发展质量参差不齐”等现实挑战。破解这些难题，推动社会组织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发展”，不仅需要实践探索，更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引。而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这样一座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的“理论富矿”。

超越经济学的理论宝库：社会治理的深刻洞察

《资本论》固然是一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巨著，但其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其中关于社会关系、劳动过程、再生产体系的深刻分析，具有超越特定时代的普遍方法论意义。它为我们理解一切社会组织化活动，包括今天社会组织的本质与功能，提供了独特的分析工具。其中，“劳动二重性”原理和“社会再生产”理论，尤为关键。

“劳动二重性”：透视社会组织活动的“元视角”

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商品的劳动都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创造特定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另一方面是形成价值实体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这一原理对于我们剖析社会组织的活动极具启发性。任何一个社会组织，无论是提供养老服务的机构、开展行业协调的协会，还是实施公益资助的基金会，其活动同样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它们通过具体、专业的劳动(如照护、培训、评估、管理)，产出满足社会特定需求的、实实在在的“使用价值”——可能是服务、秩序、知识或资源。另一方面，这些具体劳动又同时承载和再生产着特定的社会关系，如信任、合作、规范、认同感乃至价值观念。这“第二重性”往往更为根本，决定了社会组织的“社会性”本质。高质量发展的社会组织，必然是能够同时高效创造优质社会“使用价值”并积极建构健康社会关系的主体。

“社会再生产”：理解社会组织功能的“大框架”

《资本论》中的社会总再生产理论，揭示了社会持续运行需要物质资料再生产与劳动力再生产的协调。将此框架拓展到社会治理领域，我们可以认识到，一个健康社会的存续与发展，除了物质和经济层面的再生产外，还必须持续进行“社会生活再生产”。这包括社会信任、公共精神、合作规范、社区归属感等社会资本的维系与更新。而各类社会组织，正是承担这一“社会生活再生产”功能的核心载体。它们如同社会的“软组织”，填充在政府与市场之间，修复社会纽带，化解社会矛盾，培育公共生活，为社会有机体的健康运行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与韧性。

三类社会组织的理论初探：关系、服务与资源

运用上述视角，我们可以对三类法定社会组织进行初步的理论映照：

社会团体，可被视为“人的联合劳动与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形态”。其核心在于将分散的个体凝聚起来，形成集体意志与行动，本质是调整和再生产特定领域的社会关系与行业秩序。

社会服务机构，可被视为“公益性社会服务的实体化劳动组织”。其核心在于通过专业的、具体的劳动，直接生产和递送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社会服务“使用价值”。

基金会，可被视为“公益性社会剩余价值的制度化分配枢纽”。其核心功能在于将汇聚的社会公益资源(可视为社会化了的“剩余劳动”)，进行战略性、伦理性的再分配，以支持前两类组织及更广泛的公益事业。

这三者分别侧重“关系”、“服务”与“资源”，构成了基层社会治理生态的关键环节。理解它们各自基于理论本质的应然功能，是厘清其现实困境、推动其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

理论的价值在于照亮现实。为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探寻理论基石，并非要从经典中寻找现成答案，而是要掌握其分析社会关系本质的锐利工具。在接下来的系列文章中，我们将运用这一理论视角，依次深入剖析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基金会各自的功能定位、现实挑战与发展路径，并最终探讨如何构建三者协同共治的生态系统。

本文作为系列探讨之一，以期抛砖引玉。文中观点基于公开政策与研究提出，仅为一家之言，未必周全。我们深知实践工作复杂深邃，各地、各行业情况千差万别。衷心期望各位领导、专家学者与社会组织实务工作者不吝赐教，给予批评指正。您的真知灼见，将帮助我们持续完善认知，共同为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贡献绵薄之力。如有交流意向，欢迎通过本刊编辑部联系。

(欢迎咨询与交流)

北京知诚社会组织众扶发展促进会

政策法规研究室

第2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