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困穷途》第二章（2）：“N抛世代”和“汤匙阶级论”

《坐困穷途：“无限竞争社会”的苦恼》是韩国作家金敬哲创作、艾同立翻译，2025年10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全书通过“补习街少年”“N抛世代”“大雁爸爸”“空巢老人”四个世代的全景记录，展现韩国社会的升学竞争、就业压力与老龄化困境。书中以伪造户口升学、鹭梁津备考抑郁青年、70岁出租车司机等案例，揭示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分数至上”“薪资成功论”引发的集体焦虑，并批判韩国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汤匙阶级论”“无限竞争”等社会分化现象。案例涵盖小学生超前学习高中课程、中年人因解雇潮被迫创业、老年人贫困率等现实困境，呈现教育焦虑与就业危机交织的社会图景。

第二节

“N抛世代”和“汤匙阶级论”

“公试生”时代

毕业于庆熙大学的朴俊秀（30岁）正在积极备考九级公务员。庆熙大学是文在寅总统的母校，在韩国是排名前十的名牌大学。因此，当俊秀从全州高中毕业考上庆熙大学的时候，就成了父母引以为傲的孩子。但大学毕业后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俊秀已经有3年没有和全州的父母见面了。“在大企业的招聘中屡次落选，因此从去年春天开始就把目标定在了公务员考试上。虽然大家都说庆熙大学是一所好大学，但我经常听前辈们说要想在大企业就职，光有学历是不够的。事实确实如此，同期100多名毕业生中，能进入大企业的只有3—4人。想着与其进入中小企业，还不如当个安稳的公务员，因此就打算报考公务员考试。”

像朴俊秀这样以公务员考试为目标的毕业生被称为“公试生”或“公试族”。据韩国统计厅调查，40%的韩国毕业生是公试生。韩国的公务员考试等级分为九级、七级、五级，但大部分学生瞄准的都是九级公务员考试。在韩国一至九级公务员体系中，九级是最低等级。不过，只要通过九级考试，就可以直接升到四级或三级，到60岁退休前都能得到保障。最开始的薪资虽然每月只有140万韩元左右，但如果加上岗位工资和奖金等，年收入平均能达到2500万韩元。虽然接近中小企业的平均工资，但是与中小企业不同的是，公务员可以准点上下班，也不用担心会破产倒闭，更不用担心自己被解雇。因为待遇会随着年资不断提高，公务员退休时的级别和薪水都很高，平均年薪会达到6000万至7000万韩元。所以对苦恼于就业的年轻人来说九级公务员是梦想的工作岗位。九级公务员考试没有学历限制，18—60岁的人都可以参加。除了警察和消防等特殊岗位之外，一般录取都是通过笔试和面试成绩来决定。

笔试中必考的科目有韩语、英语、韩国史3科。此外，根据报考的职务还要选考2个科目，其中必选科目是数学。因此，公务员考试与高考非常相似，在高考中脱颖而出进入好大学的学生在公务员考试中也非常有优势。

专门以九级公务员考生为调查对象的信息杂志《公务员杂志》的记者金元中称，九级公务员是在金融危机以后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青睐的：

金融危机之前，九级公务员并不是大学毕业生会选择的职业，但是金融危机之后，稳定性越来越成为职业选择的衡量标准，因此九级公务员就成了热门就业岗位。像现在这样疯狂的竞争率是从朴槿惠政府时期开始的，此前，李明博政府调整了九级公务员考试的科目，使其接近高考考试科目，朴槿惠政府时期开始广泛实施。当时李明博政府的目的是让考不上大学的高中生也能顺利地参加公务员考试，才改变了考试科目，但结果却导致一流大学毕业生抢走了高中毕业生的工作岗位。文在寅政府上台后，虽然增加了公务员招聘名额，使竞争率有所下降，但2018年的竞争率也达到了41比1。不仅是大学毕业生，研究生毕业生以及海外留学生等都纷纷报考九级公务员考试。

以2017年韩元平均汇率（100韩元约合人民币0.6元）换算，约合人民币456亿元。—编者注

2017年5月就任的文在寅总统为了给年轻人创造更多工作岗位，决定增加公务员人数。文在寅在选举时曾呼吁要“结束‘小政府才好’的狭窄认知，首先要从增加政府公共部门工作岗位开始”，因此文在寅表示，在任期5年内，将在公共部门创造81万个工作岗位，其中公务人员将增加17.4万人。实际上，仅2017年一年，公务员人数就增加了约2万人，公共领域的工作岗位也增加了1.2万个。因此，政府公务员的开支比前一年增加了7.6万亿韩元 。但是，公务员人数的增加并没有解决青年失业问题，反而从文在寅政府倡导增加公务员人数的2017年下半年开始，青年（15—29岁）月失业率数据都非常严峻，2017年10月为8.6%，12月为9.2%，2018年2月为9.8%，4月则飙升至11.6%—有很多的青年选择放弃就业，积极备考公务员。

韩国拥有5000万人口，目前公务员人数为102万人。如果文在寅政府的承诺得以实现，到2022年文在寅政府任期结束时，公务员人数将达到120万人。但随着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急速发展，在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依靠政府开支的公务人员却不断增加。即使政府投入了巨大的预算，但就业环境依旧没有改善，甚至还在不断地恶化。

公试生的圣地—鹭梁津

如果说高考生的圣地是大峙洞的话，那么公试生的圣地就是鹭梁津。

鹭梁津位于首尔市中心，交通便利，无论从什么地方都可以到达，而且距离首尔火车站以及龙山车站也非常近。

20世纪70年代末，政府实施“人口密集地”搬迁，原来在钟路的许多有名气的高考补习机构都搬到了鹭梁津。因此鹭梁津周边人口迅速增加，逐渐形成了商业圈。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大峙洞为中心的江南聚集了很多小学、初中和高中等补习机构，鹭梁津就成了公务员考试和各种国家资格考试辅导机构的聚集地。从各地来首尔备考的考生都住这里，因此，鹭梁津也被视作“考试之城”而繁荣起来。

以前的“考试”一词特指授予资格或选拔高级公务员的国家考试。比如司法考试、选拔行政五级公务员的行政人员高级考试、选拔外务省五级公务员的外务考试等（司法考试和外务考试现都已被废除）。但目前“考试”一词的范围包括由国家组织的所有类型考试。

前文提到的朴俊秀就居住在鹭梁津的“考试旅馆”。考试旅馆是大学街和补习街经常能见到的、用作考生备考和住宿的房屋，类似于大学宿舍，一众狭窄的房间一字排开。而且这种类型的房屋不属于住宅，而是被分类为生活设施，因此不受《住宅法》约束，很多考试旅馆的环境连居住的基本条件都达不到。例如，国土交通部规定人均最低居住面积是14平方米，但考试旅馆通常都是7—10平方米的单间，连做饭的地方都没有。有的房间没有窗户，有的房间中间有根柱子，还有的房间不方正。这样的房屋最初被称为“考试院”，但随着民众对其负面印象逐渐加深，最后将“旅馆”的英文“hotel”与“考试”组合在一起，被称为“考试旅馆”。

朴俊秀居住的10多平方米的单间里，家具只有一张单人床和一个桌子，房间内还有一个用玻璃墙隔开的小空间，里面是简易卫生间和淋浴房。每次洗完澡后小房间里的湿度会瞬间上升，因此必须一整天都开着窗户。房间里没有做饭的地方，住户们都会在公共厨房做饭。

以前住在大学附近的考试旅馆，开始备考公务员考试之后就搬到了鹭梁津，房租每个月55万韩元。比起以前在庆熙大学附近住的单间，这里房间面积要小一些，但房租却贵了20万韩元左右。不过，在大城市很难找到每月50万韩元以下的房子，偶尔也会有40万韩元左右的，但那些地方要不没有窗户，要不没有私人卫生间。

俊秀除了上补习班以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自习室”度过。不仅是工作日，就连周末也是早上7点到自习室“上班”，晚上6点“下班”，风雨无阻。俊秀所住的考试旅馆附近的自习室步行3分钟就能到达，这是一家知名辅导机构经营的连锁自习室，因为对使用者进行严格管理，所以被称为“管理型自习室”：

进入自习室的时候要先打卡，回家的时候也要打卡。所以，我们称为“上班”“下班”。吃饭就不用说了，抽烟、上厕所都要打卡，这样能准确知道实际的学习时间。每个月1日自习室会公布上个月的学习时间，排名靠前的考生可以享受下个月的自习室使用费折扣等奖励。就算没有得到奖励，看到别人的学习时间时也会激励自己。

在鹭梁津的“管理型自习室”中，还会有专人负责管理和监督，负责管理和监督的人一般都曾经是公务员备考生。他们会负责组建学习小组专门帮助辅导考生备考。对于学习时间少或者经常“缺勤”的考生还会单独谈话。自习室的使用费按月结算，朴俊秀经常去的自习室固定座位是23万韩元，自由座位是17万韩元：

有2个固定座位和3个自由座位，使用固定座位的人也可以坐在自由座位上。我平时都使用固定座位，但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到自由座位上，偶尔改变一下学习环境，学习效率也会提高一些。

这种类型的自习室与其他自习室完全不同，这里不仅宽敞明亮，室内装潢也特别像咖啡厅，还配备了高级桌椅、空气净化器等设施，并且基本上都是24小时营业。很多规模比较大的辅导机构都在韩国各地开办这样的连锁经营业务。

尽管如此，鹭梁津也面临危机。前面提到的金记者指出，物价上涨和线上课程的普及是造成危机的原因。

鹭梁津汇聚着与考试相关的各行各业，因此考生有在这里备考的第一主观意识。“考试之城”鹭梁津现在已经成了每年能带来5万亿韩元的超级商圈，但同时，也造成了物价不断上涨。即使是单间，同等条件下也比大学街的房子贵20万韩元左右。鹭梁津的特产“杯饭”（用纸杯盛的盖浇饭）也在几年内价格飞涨。原来的“杯饭”由于价格便宜、携带方便并且方便购买，深受时间紧张、节衣缩食的考生喜爱，但现在一份“杯饭”的价格从2000—3000韩元涨到6000韩元。最近，很多考生因无法承担过高的物价而选择离开了鹭梁津。此外，现在公务员考试的线上教学也开始流行起来，考生不用特意去鹭梁津，在家上网课也能够备考，这也是众多考生离开鹭梁津的原因之一。同时，从首都圈外来的考生现在也都陆续搬到物价更便宜的新林洞了。

朴俊秀也打算近期搬离鹭梁津：“新林洞离这里很近，去辅导机构也不会太远。最近也有很多辅导机构都搬到新林洞去了。新林洞的房租要比鹭梁津便宜30%—40%。如果今年考不上公务员的话，我想搬到新林洞再努力一年！”首尔大学的所在地新林洞以前是备考司法考试的考生聚集的地方，但2017年司法考试被废除之后，新林洞也变得冷清了。由于鹭梁津物价上涨，为了找到相对便宜的住所，考生们又聚集到了新林洞。从新林洞到鹭梁津，搭电车只需要15分钟，相信这里也会渐渐成为考生新圣地。

70%的考生患有焦虑抑郁症

河英宇（音译，27岁）毕业于韩国国民大学，现在正在努力备考中级教师任用考试：

2016年从大学毕业之后，作为常勤讲师在学校工作了1年。从2017年1月开始准备物理教师任用考试，公务员考试1年有3次机会，但是教师任用考试只有1次。所以我感觉教师任用考试比公务员考试竞争还要激烈。

九级公务员考试职位分为国家职、地方职以及首尔市厅职，因而1年有3次考试机会。而且七级考试和九级考试的科目非常类似，因此也有很多考生备考七级公务员考试。教师任用考试每年全国统一举行1次考试，公务员考试每年都有固定的录取名额，但教师任用考试录取名额是根据缺员数量而定，也就是说，招聘人数越少，竞争越激烈：

去年参加了招聘名额最多的京畿道举行的考试，招聘36个人，却有250人参加，竞争比例达到了7比1，估计今年只招聘10个人，竞争会更加激烈。因此今年考虑去招聘人数比京畿道多的仁川考试。

每天上午，河英宇从自己家所在的京畿道光明市去首尔市鹭梁津学习，“从京畿道出发去首尔，感觉距离非常远，但其实坐特快电车3分钟就可以到鹭梁津车站。虽然辅导机构只有周二、周六和周日有课，但为了能够利用辅导机构自习室的资源，我每天都会来学习。上课大概从上午9点开始一直到下午2点，中间会休息两次。虽然每个科目来学习的人数不一，但只要早上6点前到的话基本上都能抢到前排的座位”。与大峙洞辅导机构的情况类似，鹭梁津的听课座位竞争也非常激烈，并随之产生了“社交平台认证”现象：

以前都是在空座上放上自己的书本占座位，很多学生来得早，将东西放在空座上然后去附近的桑拿洗浴店休息。但是，有一些住在辅导机构附近的学生前一天晚上就把书本放在空座上占位置。久而久之就会因为谁先占座的问题而争吵不断。因此，学生们在社交平台上创建聊天群组，占座的时候拍照片到聊天群里，以证明是自己先占座的。甚至有些家长为了给孩子占座也会互相争吵，备考的考生和家长多多少少神经比较敏感，经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争吵：

以前在自习室学习，但最后实在是受不了就不再去了。我在自习室里偶尔会发出按动圆珠笔或自动铅笔的声音，以及翻笔记本的声音，因而受到了其他人的警告。有一次，有人在便利贴上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每天看你买星巴克的咖啡，我觉得非常奢侈，内心感到焦躁不安，导致自己的注意力也不集中，请你还是注意一下吧！”我想这也可能是竞争对手故意写的，但总之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立马盯上你，这样互相监视对方生活的氛围真的让我受不了。

鹭梁津辖区内的铜雀区心理健康中心在2014年和2015年针对辖区内的求职者和考生进行了心理健康诊断，诊断发现，120人中有84人（占70%）表现出抑郁倾向和自杀冲动，比平均数据高3倍。该中心的专家解释说：“长时间的备考、对未来的焦虑以及心理上的孤独等都成了他们的压力来源，这些也是抑郁症的诱因。”

新闻里也经常会报道因压力过大而自杀的考生。2017年3月，在首尔市住宅区的某公园里，一名准备参加公务员考试的30多岁男子被发现上吊自杀。在他的口袋里有一封写有“没有好好准备考试就参加了考试，实在无颜面对父母”的遗书。同年4月，在清州市内某高速公路的厕所里，一名20多岁男子被发现上吊自杀。据警方透露，该男子备考了4年公务员考试，考试失败后在与母亲回家乡的途中自杀了。2018年6月，水原市一名备考公务员考试的20多岁男子失踪，1周后警方发现了该名男子的遗体，现场遗留有酒瓶和硝酸钠，警方由此推测该名男子是自杀。

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韩国是青年自杀率最高的国家。毫无疑问，这背后隐藏着严峻的就业市场所带来的绝望感。薪资的两极分化

2019年2月，赵允娜（24岁）从地方国立大学毕业，7月份入职某中小企业：一开始考虑到去大企业会很难，所以就参加了中小企业的招聘活动。

在大学我学的是管理学，所以想去相关的管理部门或财务部门工作。7月份，我如愿进入了一家位于仁川工业园区的电梯配件公司，在管理部门任职。这家公司是一家拥有70多名员工的中小企业，就业竞争比约为100比1。

据赵允娜称，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非常开心，但喜悦是暂时的，因为繁重的工作，身心很快就疲惫不堪了：

第一天上班时间是7点，但是从第二天开始每天都要工作到晚上10点半左右，很多时候连吃晚饭的时间都没有。晚上7点，有30分钟的时间可以在员工食堂吃晚饭，但是如果领导不吃晚饭的话，我也不能离开，所以只能在工位上吃泡面，有时甚至会饿着肚子。周六也要上班，因为财务部只有领导和我两个人，所以周末就算想休息也不敢说，领导也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周六也应该来上班。

最终，允娜入职1个月之后就辞职了：除了繁忙的工作之外，我觉得自己也无法在这家公司得到成长。因为人员少，也没有前辈和领导指导我工作，所以也学不到什么。而且刚刚大学毕业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总是在公司做一些杂事。虽然每个行业的标准不一样，但通常来讲，年销售额在1000亿至1500亿韩元及其以下的企业被划为“中小企业”。韩国中小企业管理部公布的《中小企业现状》数据显示，中小企业规模占企业总体的99.9%，在雇佣市场上占比89.8%（2017年数据）。但是求职者在找工作的时候往往会刻意避开中小企业，因为中小企业的薪资和工作环境不是特别理想。

据JOB KOREA在2017年的调查显示，本科生毕业以后在中小企业的第一年平均年薪是2500万韩元，大企业是3800万韩元，相差约1300万韩元。值得一提的是，在像现代汽车（年薪5300万韩元）、SK海力士（年薪4500万韩元）、三星电子（年薪4200万韩元）等排名前十的财阀企业里，第一年的年薪比中小企业的科长级职员还要高，企业福利等其他方面更是遥遥领先。像赵允娜之前任职过的、强制要求员工无偿加班或在周末加班的中小企业比比皆是。

中小企业的薪资等各方面待遇之所以恶劣，是因为韩国经济的发展过于依赖大企业。在韩国，年销售额超过10万亿韩元的企业被归类为大企业。目前所有韩国企业中只有31家符合大企业标准，最具代表性的是三星、现代等知名财阀集团，与之相关的附属企业有4000多家。从大企业在韩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来看，资产总额占总体的60%，出口占66.3%，投资占71.4%，附加价值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5%（数据来源于韩国经济研究院2017年的调查结果）。

仅占韩国全部企业数量0.1%的大企业竟占据了韩国经济体量的一半以上，在这样的结构下，大部分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只能愈来愈恶化，因此也无法满足和给予年轻人所期望的高工资和稳定的工作岗位。在就业率十分低迷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反而连续几年面临招工难的问题。

文在寅政府认为，年轻人不愿意到中小企业就业的主要原因在于薪资差距，因此政府着手实施给予中小企业就业的年轻人前3年一共3000万韩元的政府补助政策，目的是希望缓解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薪资差距。但是，年轻人对这一政策的反响比预想的还要冷淡。崔申认为，政府明显错判了问题的本质：补助3年以后薪资差距又会出现，所以不会有人为了补助选择中小企业，相反，这样还会浪费3年时间。虽然也有一些人从大企业跳槽到中小企业，但是能从中小企业跳槽到大企业的几乎没有。韩国职场是根据工作岗位来论资排辈的。如果进不了大企业，一辈子就一事无成了。

“N抛世代”与人口断层

在韩国，有一个自嘲的流行语叫“N抛世代”。表示“一切”的数字“N”与韩语中“抛弃”的“抛”字组合在一起成为“N抛世代”，它指因经济窘迫抛弃一切的一代人。

2011年，新词“三抛世代”登上舞台，它指的是放弃恋爱、结婚和生育的一代人。2015年，媒体开始广泛报道青年失业率上升以及非正式员工人数增加等现状，于是“三抛世代”成为流行语。在此之后，在“三抛”的基础上又扩大成抛弃工作和房子的“五抛世代”，以及不得不放弃人际关系和梦想的“七抛世代”，如今已经发展成抛弃人生一切的“N抛世代”。

前文提到的在鹭梁津考试旅馆准备公务员考试的朴俊秀很早就放弃了恋爱和人际关系，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恋爱虽然花钱，但最浪费的是时间。我平时睡眠时间不到5个小时，为了节省吃饭时间也宁愿一个人吃饭，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我已经1年多没见过朋友了，也没喝过酒，甚至已经3年多没见过老家的父母了。

开始准备考试以后，像中秋节、圣诞节和新年等凡是能休息的日子对我来说都是工作日，因为在休息日打工挣的钱会多1倍。现在已经30岁了，不能一直依靠父母，也得靠自己努力。梦想当一名老师并且正在准备教师考试的河英宇2年前恋爱了，但因为备考的缘故，他和女朋友1个月见面的时间只有1个小时：1个月只能见1次，星期天中午在辅导机构附近的食堂和女朋友见面，因为星期天也有课，所以吃完午饭后就得回辅导机构学习。为了1个小时的约会让她跑那么远，我总觉得很对不起她，但她反而觉得没关系。她希望我考试通过后能结婚，但说心里话，就算考试通过了，结婚也需要钱，也得花几年时间准备。

从中小企业辞职后重新开始找工作的赵允娜说，她正在考虑是否要放弃韩国的生活：

再次踏上找工作的旅途后，比以前更加不知所措。现在非常后悔上大学，反而觉得专科或高中毕业的学生更容易找到工作。如果最终找不到工作的话，我想先休息一下再说。打算先去国外待1年，如果能在那里定居的话也想定居下来。

该数据每5年公布一次。

“N抛世代”的绝望感直接关系到韩国的存亡。据韩国统计厅公布的《2015年人口居住总调查》 数据表明，年轻一代的未婚率正在急剧增长。20多岁的未婚人口比率从2010年的86.8%增长到91.3%，30多岁的未婚人口比率从29.2%增长到36.5%。据报告推测，到2025年，30多岁的未婚人口比率将超过50%。

青年未婚率的增长，对出生率也有很大的影响。据韩国统计厅公布的《2018年出生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一名女性一生生育的平均孩子数量）是0.98人，比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1.05人）还要低，创下了统计以来的最低总和生育率。以此推算，一年的新生儿数量也只有32万人左右，事实上，韩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零出生率的国家。这样的情况对韩国的未来非常不利。至于年轻人为什么不生孩子？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经济状况。韩国女性家庭部《2015年度家庭状况调查》中的数据显示，有52.1%的20多岁女性和37.3%的三十多岁女性因考虑到经济原因暂时没有生育计划。

2016年，韩国统计厅发布了《未来人口推算》，分析预测“从2028年左右总人口将开始逐渐减少”，但是出生率明显在以超出预想的速度下降。2019年3月发布的《未来人口推算》中，将韩国的总人口开始自然减少的起始日期调整到了2019年下半年。

以2016年韩元平均汇率（100韩元约合人民币0.59元）换算，约合人民币5900亿元。—编者注

2006年，著名人口专家、牛津大学的教授大卫·科尔曼将韩国定义为因低生育以及高龄化等原因将会在地球上消失的第一号危险国家。2014年韩国国会立法调查处预测，到2100年，韩国人口将减少到2000万人，到2750年，韩国将从地球上消失。历届韩国政府都将如何解决“少子化”问题作为执政的头等大事。从2006年至2016年，政府投入了约100万亿韩元 解决“少子化”问题。文在寅政府自2017年执政起两年内也投入了近50万亿韩元。但是，2006年总和生育率是1.12人，2018年则下降到了0.98人，韩国也成为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国家。若如此持续下去的话，韩国消失的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汤匙阶级论”

韩国年轻人还创造了新理论—“汤匙阶级论”。从“汤匙阶级论”来看，韩国表面上是一个没有任何身份差别、阶层间可以自由移动的社会，但实际上是一个根据出生环境决定阶级的前现代社会。“汤匙阶级论”是从英语“含着金汤匙出生（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one's mouth）=出生富贵”的惯用语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比起个人的努力和才能，父母的经济实力更能决定所在阶层以及经济地位。在“汤匙阶级论”中，富裕阶层的子女被称为“金汤匙”，中产阶层被称为“银汤匙”，平民阶层被称为“铜汤匙”，最底层的被称为“土汤匙”。一般来讲，“金汤匙”是指资产超过20亿韩元或年收入超过2亿韩元的家庭，“银汤匙”是指家庭资产在10亿韩元或年收入在8000万韩元以上，“铜汤匙”是指家庭资产在5亿韩元或年收入在5500万韩元以上，而低于“铜汤匙”标准以下的是“土汤匙”。

“汤匙阶级论”不仅在年轻群体中流行，还成了整个韩国社会的共识。

2018年现代经济研究院公布的《关于阶层上升的国民认识调查》中，回答“无论多么努力，阶层上升的可能性都很低”的人高达83.4%，远远高于2013年的调查数据（75.2%）。2015年该数据为81.0%，2017年为83.4%，由此可见，数据在逐年增长。

金融危机以后，韩国最大的社会问题是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虽然两极分化的趋势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凸显出来，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产阶级的全面崩溃导致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发生20年后的今天，韩国的社会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贫富差距，在收入、居住、教育、文化和健康等多方面领域的差距都在不断地扩大，形成了“多重差距社会”。而且，这种差距还加重了阶层固化，形成了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实现阶层上升的社会结构。

2016年在韩国引起巨大震动的“烛光集会”活动，可以看作是“土汤匙”对阶层固化社会的反抗。

2017年3月10日上午，因朴槿惠涉嫌崔顺实“干政”事件，韩国宪法法院通过了对总统朴槿惠的弹劾案。这次弹劾的起点是2016年1月在韩国全国各地开始爆发的“烛光集会”，“烛光集会”的起因是崔顺实的女儿郑维罗违规入学事件。

2014年，崔顺实的独生女郑维罗在仁川举行的亚运会上获得马术团体赛金牌。第二年，郑维罗以“马术特长生”的身份被韩国排名第一的女子名校梨花女子大学录取，但在获得录取通知书之后，被爆出获得马术团体赛金牌的事情，从而引发了社会群体对于是否存在违规入学的争议。因为梨花女子大学的招生简章上明文规定体育特长生的入学条件是要在国际赛事“个人赛”中获得前3名，而不是“团体赛”。

此外，一名给郑维罗不及格分数的教授也遭到了学校的辞退处理。并且郑维罗入学后，梨花女子大学特别增加了“体育特长生入学者只要提交课题，就能得到B学分以上”的新规定。

为了能够让郑维罗符合录取条件，梨花女子大学还更改了特长生招生规定。该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引发了韩国社会的强烈不满和愤怒。此外，郑维罗还在网上嘲讽说“金钱就是实力”“你们应该去痛恨自己没有能力的父母”等，引发了民众的震怒。

面对不依靠个人能力、只靠父母的经济地位和人脉关系决定一切的社会，“土汤匙”们的绝望和愤怒终于爆发，最终促使最高权力者黯然下台。

此后，提倡“机会平等、过程公正、结果正义”的文在寅当选为第19届总统。与“金汤匙”的前总统朴槿惠相比，文在寅因为是平民“土汤匙”出身，得到了年轻一代的大力支持。文在寅的上台是“土汤匙”撼动“金汤匙”控制下的韩国社会的象征性事件。

曹国为前韩国法务部长官，2019年9月，其妻涉嫌为女儿伪造获奖证书、利用职权帮助女儿入读名牌大学，其家人也涉嫌利用私募基金逃税。2019年10月14日，曹国宣布辞职。2023年2月3日，因涉嫌子女升学舞弊和阻碍青瓦台调查，曹国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年，免除当庭逮捕。—编者注

不过，正如前文所述，文在寅政府执政不到两年半，就身陷曹国家族丑闻 。这一事件再次证明，财富和权力的世袭化问题依旧存在，同样也使得韩国年轻人更加无奈和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