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子之役：朝鲜国王向皇太极三跪九叩，200年忠诚为何一朝尽毁？

文｜鹿

“丙子之役”，这场发生在1636年底至1637年初的战争，表面上是一场清朝与朝鲜之间的军事冲突，但往深了看，它其实是东亚政治秩序在十七世纪剧烈重构的一个关键节点。

我们今天常说的“明清鼎革”，其实不只发生在中国内地，它的连锁反应早就波及到了朝鲜半岛，而丙子之役，就是这种冲击最集中、最惨烈的体现。

很多人知道清朝入了关，知道明朝亡了，但很少人仔细想过，在这个过程中，夹在中间的朝鲜到底经历了什么。它就像一个被两股巨浪反复拍打的小船，一边是延续了二百多年、深度绑定的明朝，一边是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武力值爆表却“非我族类”的后金（清朝）。

朝鲜的选择，从根上说就不仅是军事上的站队，本质上是一场文化认同、伦理纲常与现实生存之间的撕扯。

说实话，看这段历史时，我时常觉得朝鲜挺“冤”的，但也挺无奈的。从明朝的角度看，朝鲜是“忠诚属国”，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的时代，朝鲜确实一直站在明朝这边。萨尔浒之战，朝鲜派了兵；后来后金崛起，朝鲜也一直为明朝守着东江镇这条防线，毛文龙在皮岛能站住脚，离不开朝鲜的支援。

但这种“忠诚”是有代价的。

丁卯之役（1627年）已经给了朝鲜一次重击，后金打过来，朝鲜被迫签订了城下之盟，从“事大（明朝）”变成了和後金“兄弟之交”。但这个“兄弟”当得极其憋屈，后金要钱要粮要人，朝鲜国内从王室到儒生，心理上根本接受不了——我们可是“小中华”，礼仪之邦，怎么能和“夷狄”平起平坐，还反过来被他们勒索？

所以，当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大清”，并要求朝鲜来“劝进”时，朝鲜那股压抑已久的屈辱感和文化优越感就爆了。

朝鲜君臣的反应，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硬刚”。不仅不见使臣，还把人家撵走，小孩追着扔石头。这种近乎于羞辱的拒绝，等于是打了刚刚称帝、正想立威的皇太极一记响亮的耳光。

站在皇太极的角度想，他收拾了蒙古，多次入塞打击明朝，正需要一个标志性事件来宣告新秩序的建立。不服管束的朝鲜，成了最好的开刀对象。

战争的过程，史料记载得很细，但读起来依然让人唏嘘。清军的行动堪称一场经典的闪电战。

1636年农历十二月初，皇太极派先锋部队伪装成商人，率先渡江。朝鲜的防御策略是“纵深防御”，放弃平原城池，退守山城，想用空间换时间，拖垮清军。

这个策略理论上没错，但面对机动力极强的清军，尤其是他们“舍坚城而不攻，长驱直入”的战术，就完全失效了。清军像一把尖刀，直插朝鲜心脏汉城（今首尔），沿途的朝鲜军队要么没反应过来，要么龟缩在山城里不敢动弹。

最具有戏剧性，也最体现朝鲜仓皇失措的，就是仁祖大王李倧的逃亡。听说清军快到汉城了，他赶紧带着王室往江华岛跑，那是李朝传统的避难所，四面环水，易守难攻。

可队伍刚出城南大门，就听说清军前锋已经到了西郊。这下计划全乱了，只能调头往附近的南汉山城跑。更倒霉的是，路上风雪交加，颠簸不堪，最终还是只能退回南汉山城死守。这一连串的狼狈，已经把朝廷的慌乱和指挥系统的失灵暴露无遗。

南汉山城成了这场战争的核心舞台。朝鲜君臣一万多人被围在这个山城里，外面是越来越多的清军。城内不是没有过战斗，初期朝鲜军队还出城打过几次小规模反击，有些战绩。但这点损失对清军来说不痛不痒。

很快，随着清军主力特别是炮兵（红夷大炮）的到位，朝鲜军就再也不敢出城了。真正的绝望，来自外部的救援被逐个击破。朝鲜八道，理论上应该起兵“勤王”，但各路兵马要么在路上就被清军击溃，要么像都元帅金自点那样，聚集了几万人却畏缩不前，在迷原观望。

没有一支军队能真正威胁到清军的包围圈。

围城期间，最精彩的不是军事对抗，而是外交和心理上的拉锯。朝鲜内部吵翻了天，大体分成两派：以金尚宪、洪翼汉为首的“斥和派”，主张宁死不屈，维持对明忠义；以崔鸣吉为首的“主和派”，主张现实一点，先妥协保国。仁祖大王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他想和谈，又怕被骂成投降派；想硬扛，又清楚根本打不过。

于是，一场漫长的“乞和”表演开始了。朝鲜不断派人去清营送国书，言辞从辩解到哀求，但皇太极的态度很强硬：必须国王亲自出城投降，必须称臣，其他免谈。他甚至懒得回信，就晾着他们。

这里面有个细节很有意思。在围城中期，大概是农历正月十七左右，清朝方面的态度突然从“爱答不理”变得“急于促成和谈”。朝鲜君臣都懵了，猜是不是明朝援军来了？还是清军后方出事了？

后来有学者结合史料推测，可能是清军大营里出现了天花病例。皇太极本人是“生身”（没出过痘），非常害怕传染，所以想尽快结束战争回家。

这个推测如果成立，那就充满了历史的偶然性——一场瘟疫的阴影，竟然加速了一个王国的屈服。

压垮朝鲜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江华岛的失守。朝鲜王室最后的退路和心灵寄托，被多尔衮用了一种近乎冒险的方式攻破了。清军居然把船装在车上，从陆路拖到海岸，选择了一个朝鲜守军认为不可能登陆的地点发动突袭。

江华留守张绅的轻敌，让这场本该激烈的渡海战变成了一边倒的溃败。王室成员、大臣家眷全部被俘，其中包括仁祖的两个儿子（后来的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

消息传到南汉山城，“城中莫不痛哭”。最后的心理防线崩溃了。

1637年正月三十日，在汉江以南的三田渡，朝鲜仁祖李倧向清朝皇帝皇太极行了三跪九叩之礼。这个仪式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它正式宣告朝鲜从明朝的藩属，变成了清朝的藩属。

随后签订的条约极其苛刻：断绝与明朝关系，上交明朝颁发的印玺；送王子为人质；协助清军攻打明朝的皮岛；纳贡，而且贡品清单长得吓人；甚至还有“不得修缮城池”、“送还境内瓦尔喀人”这样的条款，几乎剥夺了朝鲜的国防和外交自主权。

仗打完了，影响却是深远的。对清朝来说，这简直是一石三鸟。

第一，彻底解决了“后院起火”的隐患，以后可以专心对付明朝。第二，拔掉了明朝在辽东沿海最后的钉子——皮岛（随后很快被清军和朝鲜军联合攻占），明朝的东方战略防线完全崩溃。第三，在经济上获得了朝鲜这个稳定的物资供应地和输血包。皇太极从此可以骄傲地说，天下对手，只剩明朝了。

但对朝鲜而言，丙子之役是“国家耻辱”的代名词，被称为“丙子胡乱”。国土被蹂躏，据说数十万人口被掳走为奴，经济被掠夺性榨取。但比物质损失更深的，是精神上的创伤。

朝鲜自诩为“小中华”，信奉程朱理学，华夷观念根深蒂固。如今却要向“夷狄”俯首称臣，这对整个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毁灭性打击。

于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对清心态产生了：表面上恭顺，称臣纳贡；内心里鄙视，视之为“胡虏”。在朝鲜内部文书和士人私下记录中，很少用清朝年号，朝鲜国王死后也不用清朝给的谥号。这种“表面服从，内心不服”的状态，催生了后来的“北伐论”，特别是孝宗时期，一度真的想练兵复仇，虽然最终因现实差距太大而作罢。

这种深刻的文化疏离感和历史心结，其实一直隐隐流淌在中韩关系的深层，直到近代乃至现代，都能找到它的影子。

回过头看，丙子之役真的不可避免吗？有人说朝鲜是“自招的”，如果不那么强硬地拒绝皇太极，或许能免去这场兵祸。但我觉得，这有点事后诸葛亮了。

站在1636年朝鲜的立场上，他们的选择有其内在逻辑。两百多年的“事大”交情，儒家华夷思想的深刻影响，国内“斥和”舆论的巨大压力，都让仁祖政权很难做出灵活务实的妥协。这更像是一个被自身文化理念和历史包袱绑住手脚的悲剧。

反观清朝（后金），则是一个目标明确、手腕灵活、执行力超强的上升期政权。皇太极的战争目的非常清晰：不是要灭亡朝鲜（吞并成本太高，管理麻烦），而是要打服它，让它从明朝的盟友变成自己的附庸，为自己的中原战略服务。他完美地实现了这个目标。

读这段历史，我常常感到一种历史的无力感。朝鲜就像一只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舟，它的选择空间其实很小。它的“义理”值得同情，它的挣扎令人叹息，但冰冷的现实是，在军事和国力的绝对差距面前，文化和道德的坚持显得无比苍白。

丙子之役不仅改变了两国关系，更深层次地，它撕裂了朝鲜社会的自我认同，塑造了一种延续数百年的、爱恨交织的复杂对华（清）心态。这场发生在近四百年前的战争，它的尘埃，或许至今仍未完全落定。

当我们今天看待东北亚的国际关系时，那段风雪中的南汉山城，和三田渡上的跪拜身影，依然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历史原点。它提醒我们，国际秩序的重构从来都是残酷的，而小国在大国博弈中的命运，往往充满了不得已的悲情与坚韧的隐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