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一期唯一被开除的学生，后来成我党高级将领，是老蒋一生之敌

1899年，浙江诸暨长澜村的一个贫寒知识分子家里，添了个男娃，父亲宣铁珊给娃取名“宣侠父”。老宣是当地有名的拔贡，诗词歌赋样样行，就是家里穷，早年还替别人考中过举人。

宣侠父打小就跟着父亲学旧学，17岁从店口觉民小学毕业时，不仅旧体诗写得有模有样，还练出一手王羲之兰亭体小楷，连空心字都写得漂亮，村里街坊都夸这娃是块读书的料。

可宣侠父没走寻常路。1916年，他考上浙江省立特种水产学院的渔捞科，想着学门本事搞实业救国。1920年，凭着优异成绩拿到官费留学名额，坐船去了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学水产。

在日本的日子里，宣侠父没少受气，洋人看不起中国人，连有些日本同学都带着有色眼镜。更让他揪心的是，国内军阀混战，老百姓日子苦不堪言。

也就是在这时候，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看到十月革命让俄国老百姓翻了身，心里突然亮堂了：光靠实业救不了中国，得搞革命，得让全国人都站起来！

1922年，因为在日本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浙江水产学校停了他的官费，宣侠父只好回国。

第2年，他在杭州加入共青团，没几个月就转成了共产党员，从此一门心思扑在革命上。这期间，他认识了老同学金焕善的妹妹金铃，两人在艰苦的斗争里互生情愫。

金铃母亲临终前，拉着宣侠父的手说：“琳琳给你做老婆，你要好好待她”。

1929年春节前，两人总算成了家。

1924年5月，党组织派宣侠父带一批浙江老乡去广州考黄埔军校。当时一起去的有樊嵩华、陈德法，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胡宗南。说起来，胡宗南能进黄埔，宣侠父还是他的引路人。

这批青年挺争气，全考上了黄埔一期，宣侠父因为年纪最大、文才好，说话又诙谐中肯，在同学里特别有威望，还被推举为学生会负责人，兼三中队区分部党小组组长，眼看着前程要亮起来。

可谁也没料到，开学才短短几个月，宣侠父就跟校长蒋介石杠上了。那会儿国民党要在军校成立党支部，校党部和区党部都是选举产生，到了分队党小组组长，蒋介石却下了命令：

“由校本部指定，用校长名义公布”。

明眼人都知道，老蒋刚掌权，想把这些未来的军官拉成自己人。别人都不敢吭声，宣侠父偏不，写了份报告递上去，说这不符合孙中山“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规矩，得让各小组自己选。

蒋介石一看报告就火了，把宣侠父叫到办公室，先是威胁：“你把报告撤了，我就不追究”，见宣侠父不松口，又来软的：“认个错，以后跟着我干，少将中将少不了你的”。宣侠父梗着脖子回答：

“选组长的事不合规矩，我提意见是本分；接不接受，是校长的事。我没做错，没什么可悔的！”

蒋介石气炸了，下了手令要开除他，还留了3天缓冲期，说只要认错就从轻发落。

这下全校都“炸了锅”。总教官何应钦带着教职员求情，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也来劝：“委屈一下，把报告撤了，为革命受点委屈不丢人”。宣侠父却摇头：“个人前途算啥？要是连民主风气都保不住，以后独裁作风起来了，革命还怎么搞？”

他跟廖仲恺说：“大璞未完终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玉石就算没雕琢好也是玉，好钢就算断了也不会弯成钩子。

3天一到，宣侠父收拾东西，昂首挺胸走出了黄埔校门，成了黄埔一期唯一被开除的学生。

离开黄埔后，1925年，宣侠父就在李大钊的推荐之下，去了冯玉祥的西北军。那会儿西北军可不是啥正规部队，士兵大多是没读过书的农民，当官的还爱克扣军饷，士气低得很。

宣侠父背着个旧背包，天天跟士兵挤土炕、啃窝头，白天教他们认字，晚上就点着煤油灯讲：“咱们当兵不是为了混饭吃，是为了打跑鬼子，让家里爹娘老婆孩子能过安稳日子！”

有一回，一个营长把士兵的冬衣钱贪了，士兵们气得要哗变。宣侠父没带一兵一卒，站在土坡上喊：“兄弟们！咱们的敌人是日本鬼子，不是自己人！要闹，先把贪钱的官揪出来算账，不能让鬼子看笑话！”几句话就稳住了局面，还帮士兵把冬衣钱要了回来。

冯玉祥后来常跟人说：“宣先生一来，我这西北军才算有了‘魂’！”

在西北军的日子里，宣侠父没闲着。1925年底，他在兰州和张一悟等人一起，创建了甘肃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

甘南藏区受军阀马麒压迫，他就帮藏族同胞成立“藏民文化促进会”，还起草《甘边藏民起诉国人书》，把马麒的恶行捅到全国，最后逼着马麒退出了拉卜楞寺。

1926年，他还写了本《国民军联军概论》，总结西北军的经验教训，字里行间全是对革命的热情。

可好景不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冯玉祥也转向老蒋，开始“清党”。宣侠父和刘志丹等几十名共产党员被装进闷罐车拉到郑州，后来在武胜关被扔下火车。辗转到武汉后，党组织让他回浙江老家搞农民运动。

1928年，他在诸暨领导“二五”减租，逼着县政府答应农民的要求，可也因此被国民党盯上。新婚第2天，就因为有人告密，幸好有农民给他报信，就这样，宣侠父连夜翻山逃走。

之后几年，宣侠父辗转各地。1930年，他在汉口写了两部自传体小说，用笔名“今秋”“石雁”出版，还说服梁冠英出资在上海办了湖风书局，专门出版左翼文学刊物，像丁玲主编的《北斗》就是在这儿出的，成了对抗国民党文化“围剿”的阵地。

1933年，他去张家口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任第五师师长，跟鬼子真刀真枪干。抗日同盟军失败后，他又在天津和吉鸿昌一起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还介绍吉鸿昌入了党。

1935年，宣侠父化名“宣古渔”去香港搞统战，协助李济深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奉周总理之命去西安，任八路军第18集团军高级参议，专门做国民党将领的统战工作。他利用黄埔同学的关系，跟不少国民党军官打交道，动员他们抗日，短短3个月就组织起一支几千人的抗日游击队。

蒋介石看着宣侠父势力越来越大，又想拉拢他，派人说：“给你个中将参议的官，去重庆办公，不用跑前线受苦”。宣侠父直接回信：

“我来抗日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戴官帽。前线百姓还在受苦，我哪能去后方享清福？”

老蒋没辙，又让黄埔同学去劝，还放话“再不识抬举，没好果子吃”。宣侠父提笔写下“大璞未完终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这两句诗一传开，连国民党内部都有人说：“宣侠父这骨头，比钢枪还硬！”

硬骨头的下场，往往是被小人忌惮。1938年4月，蒋介石给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下了密令：“秘密制裁宣侠父”。

蒋鼎文把活儿交给军统西北区，特务们开始天天盯着宣侠父，还整理了他“五条罪状”，无非是说他“煽动学生去延安”“拉拢国民党军官”“指责中央”。可宣侠父行踪不定，要么在八路军办事处，要么去蒋鼎文公馆，要么在家，特务们盯了俩月都没机会。

后来特务们想了个招：让一个叫佟荣功的特务换上警察制服，跟着户籍警去宣侠父家“查户口”，才算看清了他的模样。

1938年7月31日傍晚，宣侠父骑着自行车从家里出来，先去了八路军办事处，后来又去革命公园给一个年轻同志当篮球裁判。特务们早就埋伏在附近，等宣侠父骑车上路，一辆汽车突然超到前面停下，佟荣功等人跳下来，不由分说就把他往车里推。

宣侠父喊：“我是十八集团军的！你们想干什么？”特务们恶狠狠地说：“蒋主任请你去讲话！”

汽车开到西安别动队队部，宣侠父心里清楚自己凶多吉少，可还是镇定地跟特务理论。结果李俊良提着枪，把他推到篮球场，连开7枪，宣侠父才倒下去。

当天夜里，特务们把他的遗体装进麻包，扔进下马陵东城根的一个枯井里，还把他的自行车拆成零件卖掉，想毁尸灭迹。

宣侠父失踪后，林伯渠天天找蒋鼎文要人，蒋鼎文还装无辜：“国共合作抗日呢，我们怎么会动共产党的人？”后来实在瞒不住了，又编瞎话说是“宣侠父在押解汉口途中逃跑了”。

直到1945年，我党才为宣侠父举行追悼会，叶挺将军回忆起他，叹气说：“宣侠父要是还在，咱们南方的抗日队伍，至少能再壮大一倍！”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1951年3月，在辽宁沈阳皇姑屯区的一家杂货铺里，几个便衣警察找到了老板“王子明”，开口就说：“佟荣功！你藏不住了！”

这个当年参与暗杀宣侠父的特务，终于被揪了出来。面对审讯，佟荣功交代了1938年夏天的罪行，这桩沉了13年的血案，才算彻底告破。

宣侠父活了39岁，一辈子没带过千军万马，没打过惊天动地的大仗，可他用一张嘴动员士兵抗日，用一支笔揭露黑暗，用一身骨气对抗独裁。他口袋里那本没写完的《抗日游击队训练手册》，纸上全是“怎么打鬼子、怎么保护百姓”的细节，那是他用生命践行的信仰。

真正的革命者，就算粉身碎骨，骨气也不会丢；就算历经磨难，初心也不会变。如今再提起宣侠父，人们记得的不只是“黄埔被开除的学生”，更是那个宁折不弯的革命硬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