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党唯一女创始人，被称为“老祖母”，牺牲时嘴里塞满砂石

1895年，湖南溆浦县的商会会长家里，又添了个娃娃，是个女孩，爹娘给她取名叫做“向俊贤”。

谁也没有想到，如今这个正在襁褓中的女娃娃，以后会以“向警予”这个名字，在我国的革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个时候，女子都还被“裹小脚”“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禁锢着。

可向家不一样，几个年长些的男孩子都去过日本留学，带回来了不少国外的新思想。父亲也格外开明，这让向俊贤从小就有了接触新知识的机会。

6岁的时候，向俊贤就进了私塾读书，到了1903年的时候，她做出了一件在溆浦县引起轰动的事：走进长兄开办的新式小学，成了全县第一个入学的女学生。

别人家的女孩都在学针线活时，她却捧着《新民丛报》和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看得入迷，父亲从外地带回的《申报》，更让她看到了国家危难的现状，从那时候开始，她小小的心里就埋下了改变这个世道的种子。

15岁那年，向俊贤到常德读书，在这里认识了丁玲的母亲余曼贞，几个志同道合的女孩结为姐妹，对着天空发誓：“要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实现男女平等，用教育救国！”这句誓言，也成了她日后奋斗的初心。

1912年的时候，她考进了湖南省第一女子师范，后来又转到了周南女校，也就是在这里，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向警予”，意思就是时刻警醒自己，要和封建势力抗争到底。

在这里，她认识了蔡畅、蔡和森兄弟，还有毛主席。与这些人的相遇，为她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埋下了伏笔。

1916年，21岁的向警予从周南女校毕业，带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回到了溆浦。她想办一所男女合校的学堂，可在当时，“男女同校”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少人嘲笑她“疯了”，还有人说“女娃读书没用，纯属浪费粮食”。

但向警予没被这些质疑打倒，她四处奔波，找当地进步人士帮忙，终于在县城西街文昌阁办起了溆浦小学堂，自己当校长。

开学前，她挨家挨户去劝说家长让女孩上学，看到有女孩裹着小脚，她就心疼地帮孩子解开缠脚布，告诉家长：

“现在是新社会了，裹脚是封建糟粕，女孩也该有读书的权利，有自由的人生！”

慢慢地，就有越来越多的孩子来上学，学校从最初的1个班几十个学生，发展到后来的8个班300多人，很多学生后来都成了革命骨干。在学校里，她不光教文化知识，还给学生们传播了不少新思想，告诉学生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为民族复兴努力。

1918年，毛主席和蔡和森在湖南成立了新民学会，向警予听到消息后，立刻想要加入。她觉得，只靠教育改变不了国家的根本命运，得找更有力的方式。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向警予在溆浦带领师生上街游行，抵制日货，她当众把一个日本制造的瓷脸盆摔在地上，大声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那股劲头，让围观的人都为之动容。

同年10月，向警予和蔡畅一起组织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成了湖南女界勤工俭学运动的带头人。12月，她和蔡和森、蔡畅以及蔡母葛健豪等30多人，踏上了前往法国的轮船。

在船上的35天里，她和蔡和森经常一起讨论国家前途，分享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革命的情谊在两人之间慢慢发酵。

到了法国，他们住在巴黎西郊的蒙达尼小镇，向警予进入蒙达尼女子公学学习。

为了维持生活，她每天要在树胶厂或豆腐坊工作十几个小时，累得浑身酸痛，可下了班，她还会在昏暗的油灯下学习法文，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法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让她更加坚定了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决心。

1920年5月，向警予和蔡和森结为革命伴侣。他们的婚礼很特别，没有盛大的仪式，只有几十个中国留学生见证，两人并肩坐着，手里捧着一本《资本论》合影，还把合照题为“向蔡同盟”。

这不是普通的婚姻，而是两个革命战士为了共同理想的约定。婚后，他们经常一起讨论如何改造中国，7月，在蒙达尼召开的新民学会会员会议上，蔡和森提出“要学俄国，搞马克思主义革命，成立中国共产党”，向警予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她向大家说：

“中国现在的问题，靠温和改革解决不了，只有像俄国那样，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军阀和侵略者，才能真正救中国！”

之后，向警予还和蔡和森一起给国内的毛主席写信，阐述了成立共产党的想法。毛主席收到信以后，很快就回复说：“你们的主张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1920年到1921年，向警予不仅和蔡和森一起完善“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和创立计划，还向法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宣传，呼吁大家加入建党队伍。后来，她又和周总理、李立三等人在法国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1921年初，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面临着没书读、没工做、没饭吃的困境，2月，向警予参与了学生争取“求学权”“生存权”的请愿斗争，还参加了进驻里昂大学的斗争，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到了10月，法国当局以“扰乱治安”为由，把蔡和森、陈毅等104人驱逐回国。蔡和森走后，向警予在法国坚持了一段时间，1921年底也启程回国。

1922年年初，向警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7月，在党的二大上，她当选为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担任党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从此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

当时的妇女，受压迫最深，不仅没文化，还没工作权、婚姻自由，向警予深知，要解放妇女，就得先让她们觉醒。她主编《妇女周报》，写了很多文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妇女解放的道理，还在上海办了30多所女工夜校，亲自去讲课。

在闸北的棚户区，她换上粗布旗袍，走进缫丝厂，握着女工们龟裂的手，听她们诉说被资本家剥削的苦：“每天干14小时活，工资还不够买3升米。”她把这些情况写成调查报告，呼吁社会关注女工权益。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向警予起草了《妇女运动决议案》，明确提出“女子有遗产继承权”“男女结婚离婚自由”“男女工资平等”等主张，还提出要“全国妇女运动大联合”。这是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保护妇女权益的条例，为后来的妇女运动指明了方向。

1924年，她组织领导了上海闸北丝厂和南洋烟厂的女工大罢工，1.4万名女工走上街头，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面对军警的镇压，向警予毫不畏惧，发动女权运动同盟会、学生总会等团体声援，最终罢工取得了胜利。

1925年1月，在党的四大上，向警予继续担任妇女部部长。5月，五卅惨案爆发，她亲自带领妇女部的同志深入工厂、街道，发动女工参加罢工，还到南京路上演讲，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

10月，她受党中央派遣，和蔡和森一起去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在那里，她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以后的革命工作积累了更多经验。

1927年3月，向警予回国，当时的局势已经很紧张了。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量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杀害。

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向警予出席大会并参加主席团，会后她留在武汉，在市总工会宣传部工作。

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也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党的大部分领导同志都转移了，可向警予却主动要求留下：

“武汉是我党的重要据点，很多同志都牺牲在这里，如果我也走了，就是向敌人示弱，我不能走！”

有人劝她说：“你在社会上影响太大，太危险了，去上海吧，那里相对安全。”可她还是摇摇头，说：“越是危险的时候，越需要有人留下来坚持斗争，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之后，她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党报《大江报》主笔，编辑党刊《长江》，在秘密环境下指导武汉地下党的工作，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和国民党斗争。

当时条件艰苦，她每天就靠一个烧饼充饥，却依然干劲十足。

1928年3月20日，因为叛徒宋若林的出卖，向警予在汉口法租界三德里被捕。

国民党反动派知道她是党的重要领导人，先是用高官厚禄诱惑她，见她不为所动，就对她严刑逼供，皮鞭抽、烙铁烫，可无论敌人怎么折磨，向警予始终咬紧牙关，没泄露党的任何秘密。

她对敌人说：“我为党的事业而死，无上光荣！”

敌人见从她嘴里套不出任何东西，就决定在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天处决她，想“杀一儆百”。5月1日清晨，向警予把自己的蓝布旗袍整理干净，从容地走出牢房。

在押往刑场的路上，她看到路边挤满了群众，突然高唱《国际歌》，还向大家演讲：“同胞们，我是中国共产党员向警予！反动派要杀死我，但革命是杀不完的，革命一定会胜利！黑暗终将过去，光明一定会到来！”

敌人慌了，害怕群众被动员起来，就让宪兵殴打她，可向警予反而越讲越激昂。丧心病狂的刽子手，竟然往她嘴里塞进砂石，还用皮带勒住她的双颊，鲜血从她的嘴角流出来，可她依然没有停下，用尽全力发出呐喊。

最终，在余记里空坪刑场，一声枪响，向警予壮烈牺牲，年仅33岁。

当天晚上，共产党员陈春和冒着生命危险，把向警予的遗体背到龟山古琴台对面的六角亭旁安葬。蔡和森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地写下：

“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

1939 年，在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毛主席高度评价向警予：“要学习向警予，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

后来，新中国成立，向警予被评为“百年英烈”“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她创办的溆浦小学堂，也改名为“警予学校”，一代代女孩在这里读书，传承着她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