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年轻时最大愿望，死后能在墓碑上写“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

曹家的祖父曹腾是大长秋，历侍四帝，是东汉唯一留下好名声的大宦官，举荐过不少名士。父亲曹嵩靠养子的身份继承了费亭侯，官至太尉。可宦官就是宦官，在士族清流眼里，曹家哪怕位列九卿，血统上也是“浊流”。

二十岁的曹操举孝廉，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那是首都北区的治安官，品秩不高，位置要害。他到任第一件事，把官署四门修缮一新，造了十几根五色大棒悬在门首，悬出告示：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

几个月后，小黄门蹇硕的叔父违禁夜行，被曹操巡夜撞上。蹇叔亮明身份，以为这个二十出头的小官会给几分面子。曹操没有二话，举棒当面劈下，血溅五步。

整个洛阳城都震动了。

蹇硕是汉灵帝眼前的红人，西园八校尉的上将。曹操的上司袁绍见了蹇硕都要绕着走，曹操倒好，直接把人叔叔打死了。

令人玩味的是，宦官集团竟没能把他怎么样。明面上不好动他，还得捏着鼻子“共称荐之”，把他外放为顿丘令——明升暗降，送出京城完事。

为什么呢？

因为曹操这一棒，打出了名堂。

士林清流原本瞧不起他这个“阉宦遗丑”，现在刮目相看。宦官集团若敢报复，反而坐实了自己跋扈。何况曹操的父亲曹嵩当时位列九卿，朝中自有分量托底。曹孟德这一棒，选的角度太刁，时机太准，分寸太妙——既立了威，又没伤筋动骨。

可谁又知道，那个夜晚他独自策马出夏门，站在邙山上看洛阳城万家灯火时，心里有没有一丝孤独？

他确实想做个好官。光和元年，从妹夫宋奇受姐姐宋皇后废立牵连，无端被杀。曹操受姻亲关系牵累免官，回洛阳时，宋奇的尸首还弃在荒野无人敢收。他站在宋氏旧茔前，看着几个月前还是皇亲国戚的妹夫变成孤魂野鬼，那一夜究竟想了什么，史书无载。

我们只知道，三年后他复职议郎，第一件事就是上书为窦武、陈蕃鸣冤。

窦武和陈蕃是十五年前被宦官害死的“党人”，灵帝始终视他们为叛逆。曹操这道奏疏，等于公开指责先帝昏聩。换了别人，早就像当年永昌太守曹鸾一样被“掠杀之”。

灵帝竟没有治他的罪，只是沉默。

比愤怒更让人绝望的，往往是沉默。它让你明白，你拼尽全力发出的呐喊，在皇帝眼里不过是一片空气。光和五年，宦官子弟贪污横行，三公却颠倒黑白，诬奏二十六名边郡清官为民蠹害。曹操再次上言，直言“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鸱枭而囚鸾凤”。

这一次，灵帝总算“感悟”了，下诏责让三府。

可然后呢？

曹操在济南相任上，禁断淫祀，一下免掉八九成贪官污吏，政绩斐然。然后被调回朝廷，明升暗降，任东郡太守——他没去，称病辞官了。

不是不想干，是干不动了。

不是对朝廷绝望，是对自己无能为力这件事，绝望了。

中平六年，汉灵帝驾崩，何进被杀，董卓进京。

曹操这一年三十四岁，已经不是洛阳北部尉那个举棒杀人的热血少年。他在散关道旁的小屋里，听见洛阳城方向传来的隐隐雷声。那是乱世的脚步，正一步一步逼近。

董卓想拉拢他，拜他为骁骑校尉。曹操没接这道诏书，改名易姓，间行东归。

路过中牟县时，他被亭长抓住，押到县衙。县衙里有个不知名姓的功曹，一眼认出这个囚徒是谁。他没有告发领赏，反而劝县令把人放了。他说的是：“世方乱，不宜拘天下雄俊。”

我们不知道这位功曹叫什么名字，《三国志》裴注里只记了这么寥寥数语。但也许正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让曹操在亡命途中重新相信：这世上还有人心向汉，还有人指望他来拨乱反正。

陈留孝廉卫兹也是这样的人。

曹操逃到陈留，登门拜访卫兹，二人纵谈天下大势。卫兹听完他的计划，倾尽家财，助他招募了五千兵卒。临别时卫兹说：“平天下者，必此人也。”

第二年，卫兹战死在汴水。

曹操一辈子没忘记这个人。后来每次路过陈留，都要派人去卫家祭扫。他打下邺城后，追念卫兹首功，把自己的食邑分出来封卫兹的儿子。这些都是后话。

初平元年，关东诸侯起兵讨董。

推袁绍为盟主，酸枣会盟，旌旗蔽日。曹操带着那五千新募的士卒站在诸将之间，慷慨陈词：董卓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

诸侯们都看着他，点头，称善。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袁绍屯河内，张邈、刘岱、桥瑁、袁遗屯酸枣，袁术屯南阳，十余万大军云集关东。董卓畏惧，迁都长安，把洛阳烧成一片白地。可诸侯们按兵不动，置酒高会，谁都不肯往前多走一步。

曹操急了。

他说服不了袁绍，说不动张邈，最后只从自己的“铁哥们”张邈那里讨来几千兵马，带着卫兹和夏侯惇兄弟们向西推进。

他要去打董卓。哪怕所有人都不去。

汴水一战，曹操的五千子弟撞上了董卓大将徐荣的精锐凉州兵。

那是正规军对民兵的屠杀。汉末最精锐的边防部队，对上一群满腔热血、没打过几场仗的义军。从清晨杀到黄昏，曹操身中数箭，战马倒毙。曹洪把自己的马让给他，徒步护卫，死战得脱。

可卫兹回不来了。

五千子弟，能活着回来的，十不存一。

更让曹操寒心的是，他败退酸枣，营中还高朋满座，诸侯们推杯换盏，仿佛西边那场仗根本没打过。他再次力陈进兵之策，分划诸军守险，声音嘶哑。诸侯们依旧点头，称善，然后扭头继续喝酒。

曹操独自走出营帐。

那天夜里他看见了什么，史书上只有七个字——“兵少，乃与夏侯惇等诣扬州募兵。”

史官的笔克制到残忍，不肯多写一句这个三十四岁男人站在中原旷野上，面对满天星斗时的心境。

那一刻他心里某个东西碎了。

不是信仰，不是忠诚，是他活了三十四年所信奉的那一套规则：只要忠心为国，天下人自会追随；只要行得正坐得直，自会有人襄助。

原来不是这样的。

原来那些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的诸侯，早就看清了：汉室已不可救，天下即将易主。他们按兵不动，不是畏惧董卓，是留着兵力等着抢地盘。

这盘棋局里，只有他一个人还在拿命下“匡扶汉室”。

“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

他以为耻辱能让人奋起。

他不知道，有些人根本没长那张脸。

曹操后来写过一篇《述志令》，老老实实交代了自己这些年的心路历程。

他说自己起初只想做个郡守，好作政教，建立名誉；后来当了典军校尉，志向大了一点，想为国家讨贼立功，死后墓前题“汉故征西将军曹侯”，就心满意足了。

这是真话。

建安十五年他已经五十六岁，位极人臣，离那把椅子只有一步之遥。他完全没必要在自传里编造这些年轻时的心愿来博取同情——以他当时的权势，天下没人敢同情他。

他只是想说真话。

可汴水一战后，那个“汉故征西将军”的梦，碎了。

不是他不配，是“汉”没了。

兴平二年，汉献帝被李傕郭汜追得在河东逃窜，住窝棚，吃野菜，尚书郎以下的官员自己去砍柴，饿死的人就倒在残破的宫墙下。皇帝下诏命各路军阀来迎，没有一个人动。

袁绍的地盘离献帝最近，谋士沮授劝他“挟天子而令诸侯”，袁绍犹豫了——把皇帝接来，凡事要不要请示？不请示是僭越，请示又太麻烦。算了，不接。

曹操此时还在兖州跟吕布缠斗，手里地盘不过数县，粮草全靠枣祗、任峻的屯田苦苦支撑。他听说天子流落河东，派人绕道去上表进贡。那使者千辛万苦找到献帝，献帝泪流满面。

建安元年七月，汉献帝终于回到洛阳。迎接他的是一片焦土，“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被荆棘，依丘墙间”。

八月，曹操带兵入洛，以迅雷之势击溃了把持朝廷的韩暹、张杨，然后把天子迎到了自己的地盘——许县。

后世把这件事叫“挟天子以令诸侯”，字字诛心。可当时的情况是：天子若不离开洛阳，不是饿死就是被乱兵所杀。关东诸侯没有一个人愿意管皇帝的生死，只有曹操来了。

不是袁绍接不起，是袁绍压根没想接。

荀彧对曹操说：昔晋文纳周襄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今蒙尘播越，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秉至公以服雄杰。

这话现在读来，似乎只是谋士的权谋算计。但荀彧是什么人？他是“清修俊美”，是“王佐之才”，是董卓乱政时愤而弃官归乡的读书人。他选择曹操，不是看中他能给自己多大官，是他以为曹操是这乱世里唯一还愿意供奉汉室的人。

他把毕生所学都押在这个人身上。

许都的城墙一寸一寸立起来，汉家宗庙社稷重新燃起香火，流亡四方的百官在破败的京城里渐渐聚拢。建安元年的冬天，许都落了一场雪，曹操站在新修的宫门外，看见年轻的献帝穿着衮冕升殿受朝。

那一刻他想的是什么？

是三十年前那个站在洛阳北郊、手持五色棒的洛阳北部尉？

是汴水畔浑身浴血、在尸堆里爬出来的讨逆将军？

还是眼前这尊刚刚从他手中接过大汉香火的年轻天子？

没有人知道。

但史书里记载了另一件事：此后数年，曹操和献帝的关系并非后世想象的“囚徒与狱卒”。他不断向宫中进献器物，有自己年轻时用过的书案，有家藏的香炉，有手书的表文。

这些细碎的、温柔的举动，不像一个野心家对待傀儡的做派。

倒像一个臣子，笨拙地维护着他心里最后那点“君臣之义”。

曹操终究是个实用主义者。

许都粮荒，他推行屯田，把荒地分给流民，用军队保障农时。几年之内，“所在积粟，仓廪皆满”。

河北袁绍势大，他听取荀彧、郭嘉之策，先东擒吕布，后北拒官渡。一场血战，以少胜多。

河北初定，他北征乌桓，东临碣石，写下“东临碣石，以观沧海”。那首诗里有吞吐宇宙的气象，没有一丝君臣名教的束缚。

建安十三年，他罢三公，自为丞相。

这一年，他南下荆州，收服刘琮，追击刘备。然后在赤壁遇上周瑜、鲁肃，遇上一场改变历史的东南风。

他这一生似乎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遇到无法逾越的障碍。

可这不妨碍他越走越远。

他颁布求贤令，说“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这道令打破了东汉以门第、德行为唯一标准的察举传统。可那些秉持传统的人，觉得这个阉宦之子终究露出了真面目——他不是要匡扶汉室，他是要把汉家几百年的规矩都砸烂，重砌一座他自己的房子。

孔融被杀，不是因为私怨，是曹操终于意识到：自己走的这条路，与孔融所守护的“汉家旧制”已是南辕北辙。

荀彧的死，才是他心上最重的一刀。

建安十七年，董昭等人议进曹操为魏公，加九锡。这已经不是寻常人臣之礼，是王莽代汉前走过的路。曹操让人去探荀彧的口风，荀彧说：“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

史书记载，曹操“由是心不能平”。

同年，曹操征孙权，表请荀彧劳军于谯，顺势把他留在军中。荀彧走到寿春，病倒了。

有一天夜里，曹操派人给荀彧送去一个食盒。

荀彧打开，空无一物。

他服毒自尽，时年五十。

这个故事流传千年，有人说是曹操暗示他“再无汉禄可食”。我不信曹操会做得这么露骨。也许食盒里只是普通的点心，也许那根本只是一次寻常的赐食。

荀彧打开食盒那一刻，确实看见了——他辅佐了二十年的这个人，终究走上了一条他无法同行的路。

而曹操接到荀彧死讯那夜，在想什么？

史书照例沉默。

二十年前荀彧初投曹操，二人夜谈天下大势，曹操问他计将安出，他说“奉主上以从民望”。

那时他们都是志在匡扶的年轻人。

二十年后，匡扶汉室的人死在寿春，而曾经与他同路的曹孟德，已是魏公、魏王，离那把椅子只剩一层纱帘。

空食盒里，装着两条越走越远的命。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说过一句话：“出天子于棘篱饥困之中，犹得奉宗庙者二十余年，不但以折群雄之僭，即忠义之士，怀愤欲起。”

意思是说，不管这个人有多少过错，有一件事不可抹杀——是他把汉献帝从荆棘丛中救出来，让汉家宗庙又延续了二十多年。

这二十多年，不是篡汉，是续汉。

建安十八年，献帝册封曹操为魏公。

诏书里写得很清楚：“遂迁许都，造我京畿，设官兆祀，不失旧物，天地鬼神于是获乂。”

这不是客套，是陈述事实。

没有曹操，汉室早在建安元年就亡了。是他从洛阳的荆棘中把奄奄一息的王朝背回许都，一口粥一口药喂了十八年。这十八年里，许都的宗庙祭祀从未断绝，朝廷的威仪虽缩于一隅，却依然是天下人心中的正统。

可也是同一年，曹操开始筹建魏国的社稷宗庙。

这是一种微妙的撕裂。他救活的这个王朝，正在被他一点一点掏空。他供奉的这位天子，正在被他一步一步架空。他以汉臣的身份受魏公爵位，以汉室丞相的身份行魏国朝仪。

他没有篡位，可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在为儿子铺平篡位的路。

建安二十四年，孙权上书称臣，劝曹操称帝。曹操把信拿给群臣看，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

他不敢。

不是不敢面对骂名，是不敢面对自己。

六十五岁的曹操看着这封劝进表，想起的可能是三十五岁那年汴水边的夕阳，是二十岁那夜棒杀蹇叔时溅在脸上的血，是谯县老宅里读《春秋》《左传》的少年时光。

他这一生，从想做征西将军的热血青年，变成了“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魏王。

他没有亲手颠覆汉室，他是病死的。

可他把一个空壳子汉室留给了儿子，而曹丕接过那个空壳，只用了几个月就把它变成了魏朝。

这算不算“亲手颠覆”？

算。

因为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唯独不肯在最后关头勒马。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

洛阳城笼罩在漫天风雪里。

曹操躺在榻上，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模糊。他最后的遗令只有寥寥数语：“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他怕人盗墓。他见过太多坟墓被刨开的惨状，自己手上也沾着梁孝王的尸臭。他要薄葬，要高陵“不封不树”，要让后人在荒草间找不到他的骸骨。

他还说了一句话，交代妻妾们：我死后，你们要学作带履，织点东西卖钱，自食其力。

这就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话。

那个在洛阳北部尉衙门里悬五色棒的年轻人，那个在济南相任上拆毁祠庙的“曹疯子”，那个在官渡大营里与荀彧秉烛夜谈的征西将军——他走了一辈子，最后回到原点，叮嘱家人别忘了节俭、别忘了自食其力。

他死时是魏王，是汉丞相，是天下最有权势的人。

可他墓碑上终究没能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

他二十岁时想成为的那个人，早就在汴水边的夕阳里，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