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变“七常”？中方一句话断了日本念想，印度也心知肚明

当地时间2月20日，纽约联合国大会的政府间谈判会议上，中方代表傅聪把立场讲得很清楚，日本拒不反省侵略历史，还在公开践踏战后国际秩序，因此没有资格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番话分量不轻，因为这不是例行性的提醒，而是把资格问题直接摆到桌面上。

更早一点，2月18日，在另一场围绕《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的会议上，中方已经释放出明确信号，如果日本以所谓“集体自卫权”介入台湾问题，中方必将迎头痛击。

前后不过几天，两次在联合国场合点名，日本这些年持续铺陈的“入常”设想，在现实层面遭遇了正面回应。

之所以这一表态格外受关注，是因为围绕安理会改革的讨论从未真正停下来。“五常会不会扩展为七常”时不时就会被拿出来谈论，但真正触及制度层面时，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

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改革方案不仅要得到三分之二成员国支持，还必须获得现有五个常任理事国全部批准。

也就是说，只要其中任何一方投下否决票，方案就无法继续推进。放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来看，扩容并不是谁表达意愿、谁多做外交努力就能解决的问题，它牵涉到既有权力结构是否愿意松动，而这种松动本身就意味着重新分配影响力和话语权。

印度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印度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已有三十多年历史。上世纪90年代正式提出诉求后，印度在不同场合反复游说，也得到过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等国口头支持。表态听上去颇为积极，但真正的分歧始终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那就是否决权。

印度方面的立场并不含糊，如果只是增加一个席位却没有与现有五常同等的权利，那么改革的意义就会被削弱；而对于现有常任理事国来说，一旦否决权被稀释，现有格局就会发生实质变化，因此普遍持谨慎态度。

支持可以表达，关键条款却难以达成一致，这也是议题多年未解的重要原因。

从综合实力看，印度确实具备一定分量。人口规模庞大，经济体量位居前列，多次担任非常任理事国，参与维和行动也相对积极，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具有一定影响力。

不过，现实条件并非单向度优势。经济结构不平衡，基础设施承压，国内治理仍面临挑战，核不扩散条约问题也时常被外界提起。这些因素都会在改革讨论中被反复审视。

地缘政治层面的阻力同样存在。巴基斯坦明确反对，一些南亚国家对印度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导角色也保持保留态度。安理会改革需要的是广泛共识，只要区域内部存在明显分歧，支持基础就难以稳固。

再看日本，它在“入常”议题上的投入更早，也更系统。2004年，日本联合德国、印度、巴西组成“四国集团”，推出扩员方案，希望通过集体方式争取突破。四国刚刚抱团，反对声音也迅速形成对应阵营。

墨西哥和阿根廷反对巴西，意大利反对德国，韩国反对日本，巴基斯坦反对印度，中国也多次表达原则立场。扩员方案需要的是更广泛的支持面，但各自的地区对手几乎同步表态，结果自然难以形成足够共识，提案多年未能实质推进。

进入2026年，日本政府再次在联大场合提出“入常”。这一动作既是外交议题，也与国内政治安排相互关联。如果能够成为常任理事国，日本在推动所谓“国家正常化”、修改和平宪法等议题上，将获得更大的政治空间。

因此，日本持续发声并不意外。但与战略目标相对应的，是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二战责任如何面对，靖国神社争议如何处理，对周边国家尤其是涉台言论如何调整，这些问题始终牵动着地区神经。

正因为如此，中方这次在联合国的表态显得格外直接，将“拒不反省侵略历史”“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等表述公开提出，意味着在核心问题未有实质改变之前，日本“入常”的现实空间十分有限。

印度方面也出现了一个引人关注的细节。2月中旬，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新德里与印度外交秘书唐勇胜举行新一轮中印战略对话。会后印方发布声明，提到中方表示“理解并尊重印度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愿望”。

随后，在记者会上被问及这是否代表立场出现积极变化时，印方发言人并未给出“积极进展”的判断，只是重复了声明内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方公布的会谈稿件并未提及印度“入常”问题。

这种表述差异本身就传递出谨慎信号。外交层面的礼貌回应可以存在，但要将其解读为政策立场松动，显然为时尚早。双方在这一问题上都保持克制，没有进一步放大解读。

综合来看，所谓“五常变七常”之所以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并不只是因为个别国家之间的分歧，更在于整个权力结构根植于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每一个席位背后，都牵连着历史记忆、现实利益和地区平衡。扩容并非单纯增加名额，而是涉及权力与责任的重新安排。

日本需要面对历史与地区信任问题，印度需要解决否决权与区域分歧的现实障碍，再叠加制度本身对高度共识的要求，只要任何一个关键环节无法打通，改革就难以推进。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入常”的讨论仍会继续，但真正实现结构性变化，仍然需要更广泛而稳固的国际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