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如果是毛主席指挥，他会如何打？

历史不容假设，但历史的魅力往往在于对“假如”的无限遐想。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中央红军心中永远的痛。

这场持续一年的消耗战，最终迫使红军告别了滋养革命的中央苏区，踏上了长征之路。

但是如果这场战役由毛泽东来指挥，面对蒋介石的百万大军、新颖的“碉堡战术”，以及“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全方位攻势，他会如何打这场战役？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停留在空洞的赞美中，而必须深入剖析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看清第五次敌人“总结教训”后的综合手段，再结合毛泽东一贯的军事指挥风格，进行一次严谨的“沙盘推演”。

前四次反“围剿”，红军就像一位灵巧的拳击手，面对身材魁梧、出拳沉重的壮汉（蒋军），从不与其硬碰硬。毛主席（以及贯彻其思想的朱德、周恩来等）的核心战术可以概括为四个字——“诱敌深入”。

这个战术的精髓在于一个“诱”字。红军利用苏区作为大本营，主动放弃一些坛坛罐罐，把骄横的敌人放进来。

苏区的山路崎岖、民众支持，敌人进来就像瞎子摸象，补给困难，兵力分散。而红军则以逸待劳，凭借熟悉的地形和老百姓的掩护，集中优势兵力，瞅准敌人一路弱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吃掉。

正如毛泽东后来形象的比作是赚钱就来，蚀本不干。前四次反“围剿”，敌人正是吃了这个“诱”字的大亏，不是被牵着鼻子兜圈子，就是被突然冒出来的红军主力打得措手不及。

到了第五次，蒋深度总结了经验和教训，他不再只是那个只会硬拼的“运输大队长”了。他祭出的不是一两个新招，而是一套组合拳：

第一，“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总方针。蒋总结出来，“剿共”不能只靠打仗。政治上，在苏区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一户通共，全户连坐，试图切断红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经济上，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食盐、药品、布匹进不去，茶叶、粮食出不来，企图困死红军。

第二，军事上的“碉堡政策”与持久战。采纳了戴岳、柳际明等人的建议，蒋军不再长驱直入，而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每进一步，就修碉堡、筑公路，像蚕吃桑叶一样，缓缓向苏区核心区推进。更重要的是，这些碉堡不再是简单的工事，而是囤积了大量粮食、弹药、柴水的小型基地，敌人躲在里面，有吃有喝有掩护，你想打他，他缩着；你想诱他，他不轻易出来。

这就给红军的传统战术出了一道巨大的难题：如果“诱敌深入”诱不动了怎么办？敌人像乌龟一样缩在碉堡里，背后又有保甲制度防着你，你怎么打？

当时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正是被这个难题吓住了，他们认为“诱敌深入”过时了，转而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用堡垒对堡垒，用阵地对抗争，最终导致兵力耗尽，根据地尽失。

如果毛泽东当时握有指挥权，他首先会清醒地认识到，敌人的“七分政治”恰恰说明蒋抓住了红军的命脉——群众基础。破局的关键，不在军事，而在政治。

第一，针锋相对的土地政策与群众工作。

敌人的保甲制度和“连坐法”，本质上是想用恐怖手段把群众绑在反动战车上。毛主席会怎么做？他会更大力度地发动土地革命。在苏区内部，对已经分到土地的农民，要让他们感受到“保卫家园”的紧迫感；在边缘区和敌占区，则要打出更灵活的土地政策。只要让老百姓明白：跟着蒋，要交租交粮、被抓壮丁；跟着我党，能分田分地、过好日子，敌人的保甲制度就是一张废纸。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会用脚投票。

第二，强大的政治宣传与分化瓦解。

针对敌人的“七分政治”，毛泽东会开展“七分宣传”。他会组织宣传队深入边缘区，甚至利用夜色到敌占区刷标语、发传单。内容很简单：揭露蒋“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告诉老百姓和国军下层士兵，日本人正在侵占东三省，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这种政治攻势，会像一把软刀子，慢慢割裂敌人的军心民心。 对于碉堡里的敌军，红军可以喊话：“老乡，别给蒋当炮灰了，你们家乡沦陷了，回去打鬼子才是真汉子！”这种攻心战，远比硬拼有效。

第三，利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这一点在后来的抗战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其实已有绝佳的时机——“福建事变”。当时第十九路军在福建反蒋，宣布抗日反蒋。如果毛泽东指挥，他绝不会像李德等人那样坐视不管，甚至把福建方面当“比蒋更危险的敌人”。毛泽东极大概率会采取“联弱抗强”的策略，立即派出一支主力部队，以援助友军的名义迅速挺进福建。这不仅是道义援助，更等于在蒋后院放一把火，迫使敌人分兵，中央苏区内部的压力就会骤减。

如果说“七分政治”是攻心，那么“碉堡战术”就是攻坚。面对这些囤满粮食、坚不可摧的乌龟壳，毛主席绝不会像李德那样在图纸上推演“短促突击”，而是会从更宏观、更辩证的角度来化解这个死局。

毛主席不会因为敌人有了新战术就放弃自己赖以生存的根本原则。他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驳斥过一种观点，即认为因为敌人有堡垒，所以诱敌深入就没用了。他的回答很巧妙：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他会怎么做？他依然会选择战略退却，但不是盲目的逃跑。这个“退”，是主动的、有目的的退。既然敌人要修碉堡，那就让他修。

但你要知道，碉堡虽然坚固，但它不会走路。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花时间修碉堡、运物资。

红军要做的，不是去硬啃那些新建的碉堡，而是在根据地内部耐心等待，寻找那些脱离碉堡掩护、出来抢粮、修路或换防的敌人。只要敌人一动，离开碉堡，进入运动状态，红军的机会就来了。

敌人碉堡里囤积了大量粮食弹药，这是他们的优势，但也是他们的命门。碉堡里的物资再多，也总有吃完的一天。

一旦需要补给，就必须从后方运粮、运弹。这时候，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就派上用场了。

毛泽东会发动赤卫队、少先队，日夜不停地袭扰敌人的运输线。

今天在这里埋几颗地雷，明天在那里打一阵冷枪，后天放火烧一座桥梁。敌人运粮的车队、挑夫，成了最好的活靶子。打不了碉堡里的敌人，就打送粮来的敌人。

等碉堡里的粮食吃完了，里面的敌人要么饿死，要么被迫出来找吃的。只要他们一出来，就落入了红军运动战的网里。

这叫作“围点打援”的变种——围碉堡，打补给。

如果敌人始终缩在碉堡里不出来，补给线又守得太严怎么办？毛泽东还有一招：跳出圈子。

他后来在遵义会议后被总结出的战略战术中明确指出，要发挥运动战的特长来粉碎堡垒主义。具体做法是：一旦敌人依托碉堡固守，红军的主力就应迅速跳出敌人的堡垒封锁线，转到敌人后方广大的无堡垒地区去，也就是外线作战。

一旦红军出现在敌人的后方，威胁南昌、九江等战略要地，前线那些修了一半碉堡的敌军必然慌乱，要么停止前进，要么回师救援。

只要敌人一动，离开碉堡，进入运动状态，红军的机会就来了。 这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不会在你设计好的战场（碉堡地带）跟你打，而是要把你引到我选择的战场上来。

后来长征途中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其实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让敌人的堡垒战术失去了用武之地。

面对敌人的堡垒线，毛泽东会最大限度地发动苏区群众和地方武装。正规军主力负责打大仗，而游击队、赤卫队则负责日夜不停地袭扰敌人的碉堡和交通线。

你白天修碉堡，我晚上给你扒了；你运粮食，我在路上打你伏击；你出来巡逻，我用地雷和冷枪招呼你。

让每一个碉堡都变成一个孤岛，让每一个敌人都处在风声鹤唳之中。 这种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袭扰，会极大地消耗敌人的士气，拖垮他们的后勤。最终，敌人的堡垒线就会变成一条死气沉沉、漏洞百出的“死蛇”。

综合来看，如果毛主席指挥第五次反“围剿”，他不会执着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更不会把红军宝贵的本钱拿去和敌人的堡垒硬拼。

他的打法将会是：政治上，以土地革命和政治宣传瓦解敌人的“七分政治”；军事上，先以退为进，诱敌深入，利用根据地条件疲惫敌人；再以进为退，主力跳到外线，直插敌人后方，调动敌人；同时内外线结合，游击战与运动战相辅相成，打补给、打援敌、打弱点，最终在广泛的运动中寻求歼敌良机。

或许有人会问，这样打就一定能赢吗？历史无法重演，战争的胜负从来都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

但可以确信的是，如果按照毛泽东的思路，红军绝不会陷入那种被动挨打、拼光老本的绝境。哪怕最终因为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不得不撤离苏区，那也将是一次有准备、有目标、有生力量的战略转移，而不是后来那种惊慌失措、损失惨重的“大逃亡”。

毛主席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总能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抓住战争最本质的东西——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且永远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正如他后来所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朴素的话语背后，蕴含着一位伟大军事家面对绝境时，那份举重若轻的战略定力和无与伦比的战争智慧。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回望那段烽烟岁月，依然能从中汲取无穷力量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