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持枪男子闯入海湖庄园被击毙：美国政治安全的“常态化高压”

当地时间2月22日凌晨1点半左右，一名二十多岁的男子携带疑似霰弹枪与燃料罐，试图闯入美国总统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私人住所——海湖庄园安全警戒区，最终被特勤局特工与当地警长办公室执法人员当场击毙。

事发时，特朗普并不在庄园内，而是在华盛顿。

事发地点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该高尔夫球俱乐部距离海湖庄园仅10分钟车程。

这也是特勤局挫败的又一起疑似针对特朗普的暗杀图谋。

暗杀者是21岁的男子奥斯汀·马丁

从程序上来说，这件事情的处理流程是很标准的：有人非法闯入总统庄园的安全警戒区，还携带武器并且进行威胁，执法人员开火将其击毙。

这件事情也意味着，美国政治安全依然在“高风险”和“高压”的状况中前行。毕竟特朗普在竞选时，就曾经差点被一颗子弹刺暗杀，而共和党成员柯克去年也在宣讲中遇刺身亡。

现在，这种类似的事情只不过是过去事件的延续，但还有激化的迹象。美国的政治人物安全，将会越来越催弱化。

一、政治人物已经不再拥有“私人空间”

这次疑似暗杀的事件发生在海湖庄园，这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点。

虽然我们看到最终是特勤局和当地警局起到了安保作用，但海湖庄园依然是特朗普的私人住所。这说明，总统的私人宅邸也早已被纳入了国家级的安保范畴，而同时这种安全也在面临冲击。

海湖庄园

在以前，针对总统的安保并没有达到这么极端化的状况，这种安保级别本身就是对美国现在政治高压常态的一种反映。

过去，针对总统的安保重点集中在白宫、集会、公共空间，但现在私人宅邸被纳入进去，也跟过去发生过的具体事件有关。除了我们所熟知的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遇刺之外，也发生过有人持枪试图朝海湖庄园高尔夫球场开火的事件。

那是在2024年9月15日，当特朗普在球场前几洞打球时，一名特勤局特工注意到树丛中伸出的一把步枪，随即对劳斯开枪。目击者随后目睹劳斯逃离现场并驾车而去。

根据对劳斯的指控，手机数据揭示他可能在高尔夫球场附近潜伏了近12小时之久。执法部门在附近高速公路上发现其车辆后，迅速将其逮捕归案。

后来经调查发现，这名男子是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不满，进而有了暗杀的想法。

另外，海湖庄园其实也具有“半公半私”的属性。

尽管它是特朗普的私人庄园，但这里经常接待各国政要，特朗普也喜欢在这里和幕僚商讨国事，所以它具有很强的公共机构色彩。

为什么这些暗杀者会瞅准海湖庄园呢？因为特朗普爱打高尔夫球，这里是他经常打球的地方。高尔夫球场很大，周围又有很多植物，这就给了暗杀者以隐藏的空间。

安保系统再周密，面对这么大的一个空间，也难免会有一点点疏漏。

很显然，这一次暗杀者面对的是比2024年更高级别的安保体系。一方面是因为2024年特朗普还在竞选过程中，并非总统；另一方面原因就是，经历了那次事件后海湖庄园提高了安全戒备级别。

当政治人物的“私人空间”越来越公共化，安全级别也越来越高，就是对美国政治安全的一个反向印证。

二、暗杀是社会撕裂下的美国政治反映

随着两党的竞争在特朗普竞选时期到现在越来越激烈化，社会思潮也不断加剧撕裂，美国政治正面临着空前的稳定性挑战。

暗杀，也正是会在这种时候频频发生。

2024年9月那起海湖庄园高尔夫球场暗杀事件，和此次有很大的相像程度：都是“孤狼”式的行动，都是持有相反政见者，都存在周密的计划。

当时，枪手劳斯在海湖庄园高尔夫俱乐部附近的铁丝网围栏内，构建了一个“狙击手巢穴”，拥有一条“清晰的射击路径”。特朗普当时距离第6洞仅12至15分钟路程，而劳斯所处的位置距离该洞果岭仅100英尺之遥。

而劳斯住宅内一个遗落的盒子内“装满了弹药、金属管、各类建筑材料、工具、四部手机以及多封信件”。

这一次，目前所知道的信息是枪手“携带有一支散弹枪和一个汽油罐”。

很显然，这些枪手都是有备而来，并不是一般的冲动型犯罪。

在政治撕裂的现实下，政治人物很容易被标签化、极端化看待，暗杀者也会给自己以“正义使者”般的自我意识强化，给予行动正当性。

政治意识的分歧，本来应当是良性的：双方尽管有着不同的政治方向和价值观，但底线共识是类似和一致的。

在这种温和的分歧之下，两党不同的执政方式是一种良性的制度修正，而它们各自的支持者也只是表现出一种温和的观念不同，而非骨子里的对立甚至仇恨。

但随着美国社会意识的撕裂越来越严重，两党的执政理念对立和斗争方式也日趋白热化，导致它们的支持者也越来越敌对化。

最近，特朗普支持的ICE执法就在美国引起了明显的社会撕裂，越是这样，就越是会产生很多对他“恨之入骨”的人。当他们“坚定信念”之后，就会成为这样的孤狼式暗杀者。

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类暗杀只会越来越多。

美国社会想要避免这种分歧和对立走向更加严重的趋势，需要的是恢复社会共识的基础，但在现实问题上来看这又是很难短期实现的。

不管是移民问题还是外交政策，产业经济还是财政债务，每一个热点问题背后都是阶级固化、种族对立、社会分层这些美国社会基础问题的反映。

只有当这些基础性的问题在发展中逐渐弥合、弱化，政治意识方面的分歧才会减弱，美国政治才有可能逐渐重新走向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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