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3岁男孩患脑瘤最多能活7天，家长放弃治疗，孩子：我想活着

2016年初，杨杨在老家突然头痛得厉害，一下摔倒在地，当地医院检查发现他脑子里有个9厘米大的肿瘤，正压迫着关键神经，医生给出两个选择，回家等待最多活七天，或者做手术但存活希望很小，即便活下来也可能终身瘫痪。

他爸妈听完，没多想就决定带他回家，他们不是不想救孩子，只是实在扛不住那种煎熬，怕最后救了也白救，他们宁愿陪孩子安静走完最后几天，也不想看他在手术台上受罪，再在病床上躺几十年，可就在要走的时候，杨杨睁着眼睛，轻轻说了四个字，他说他想活着。

这话像一根针，扎穿了他们心里那层“理性放弃”的壳，他们转头又去了北京儿童医院，张冰克主任一看片子，吓了一跳，肿瘤其实已经长到10厘米，占了右边大脑差不多四分之一，更麻烦的是，它紧贴运动区和语言区，周围全是细小血管，碰错一点，人就可能中风或失语。

这台手术没法按常规方式做，团队连着开会三天，一步步推演手术过程，决定切开哪些部位、怎么避开血管、出血时如何止血、神经粘连的话怎样分开，麻醉医生要控制好颅压不让它忽高忽低，ICU提前准备好应对脑水肿，康复科的人甚至在手术前就开始考虑，孩子醒来后要是腿抬不起来，该怎么帮助他重新学习走路。

张主任把手术风险都告诉了病人的父母，没想到他们主动说出两个办法，如果手术失败，愿意捐献器官，如果病人变成植物人，他们会照顾一辈子，绝不送去养老院，这些话听着让人心里沉甸甸的，却让医生感到轻松一些，因为医生最担心的不是技术上的困难，而是家属一边希望出现奇迹，一边又可能随时改变主意，这对父母先把最坏的结果承担下来，医疗团队反而更有勇气往前推进。

手术在北京儿童医院神经外科做，用了六个小时，没有出现大出血，第三天杨杨睁眼喊了声妈妈，第八天他能说出简单音节，第三十七天自己站住走了几步，手术后他从来不吃止痛药，疼的时候咧嘴笑，还说我有枪能打跑坏东西，医生后来明白这不是乱编，是他给自己找的支撑点。

在康复训练中，团队用孩子自己的话来引导他，比如把抬腿动作说成“开枪打怪兽”，把练习平衡说成“躲子弹”，效果特别好，他们就把这个方法悄悄记下来，但没有正式推广出去，因为太依赖这个孩子的具体状况，换个人可能就不管用了。

2017年10月，北京卫视播出纪录片《我有一个心愿》，拍到杨杨春节后第一次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站在那儿，风吹着头发，一直没说话，只是用手攥住妈妈的衣角，节目组没有提到他后来的情况，只说目前恢复良好。

到2026年为止，网上找不到关于他的后续消息，他家没有接受过捐款，也没参加过商业活动，有同行私下聊起这件事，说这个案例没法写进医学指南，不是因为技术有多高明，而是因为孩子说的“我想活着”、父母说的“我们认了”、医生说的“再试一次”，这三句话刚好凑在一起，才让事情成了。

同龄孩子得了脑瘤，一般活不过三年，杨杨能坚持到今天，靠的不是什么新技术，而是人在绝境中依然愿意相信“再试试”这个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