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藏书四不求

2025年将离未离之际，一位制片人朋友约我在北外滩吃午饭。吃完饭后，我们溜达到外白渡桥，恰逢响晴薄日，暖暖的日光与寒清之气对冲，体感交泰，遂游兴大发，决定沿着苏州河走上一圈。我们一路走过邮政博物馆、河滨大楼，快到西藏路桥时，在四行仓库附近看到一家犀牛书店，卖二手书的，信步进去逛逛。

书店空间不大，只二十平方米出头，两侧书架古旧，夹出中间一条窄窄的过道，勉强可容两人对行。但若一人驻足翻阅，则另外一位就得委屈侧身才能过去。我习惯性先放眼全局，扫描一番，一眼即发现其中一个书架有异。寻常的二手书架，因为来源很杂，所以书色往往斑驳，如和尚的百衲袈裟。但眼前的书架上，四五排书的品相却整齐划一，浑然有如一个完整的色块。

我好奇心大盛，随手拿起一本仔细观瞧。外皮用很厚的牛皮纸全包，每个书角都仔细折了进去，不见任何敷衍之处。书脊处还手写了书名：《罗蓀文学论集》。旁边一本是《李嘉言古典文学论集》，同样的书皮，同样的手写笔迹，显出一人之手。书架上这样的书大约有百十多本，书本厚薄不一，但风格一样。

不用问，这一定是一位嗜好藏书的前辈，爱书如己，所以亲自一一包好书皮，题写书名，藏之箧笥之内，闲时玩赏。至于这样一批书，何以流通到了二手书店，我大概也心里有数。一抬头，果不其然，在书架左上角有一张便笺，解释了这批书的来源。谨原文照录如左：“这一层书架的书，曾属于一位老人，他在1998年就去世了。老人很爱惜书，每本书都悉心包上了牛皮纸，几十年过去，它们仍触手如新。老人生前反复说过一句话，‘藏书概不外借！’于是，整整27年，这些书一直被搁置在阁楼里，没人敢去动它们。就在前几天，老人的家人想了想，还是让书流通吧，重新回到书店。”

这是一个挺好的故事。老人爱书之心，于我心有戚戚；他的家人能保有遗藏二十七年，方才放归市面，也算是仁至义尽；二手书店能想到将源流去脉书于架阁之上，使老人不为所忘，所付心血不致唐捐，亦是难得的细心。

我恰好最近研究明代航海，于是从中挑了一本《渡海方程辑注》。出了书店，我对朋友感慨起来。曾几何时，我也热衷于收藏旧书，没事就去逛逛旧书摊儿，随缘买上两本儿看入眼的，充实一下家里的书架，兴发出一点“藏之于名山，传之于后世”的小虚荣心。

逛得多了，我发现书摊上会不定期地出现一些品相不错、套册齐全的旧书。不用问，一定是某位热爱藏书的老者溘然过世，后人留之无用，徒为蒙尘，不如让藏品进入流通。生物学里有一个专有名词叫“鲸落”，说巨鲸身殒之后，其躯体垂落于海底，滋养更多海洋生物，以残蜕荫蔽众生。在旧书界，这样的文化“鲸落”时常可见。

这样的现象令人嗟叹，但也无可厚非。若没有子女慷慨，没有书贩奔走，我们这些读书人，也没机会合法去染指他人收藏。何况从书籍本身角度来说，藏于暗室，与辗转诸人之手，两者孰优孰劣，也很难一概而论。但对我而言，“鲸落”捡得多了，难免会有一种兔死狐悲之感。今年我收旧书去，明年谁来收我书？

我有一次去故宫瞻仰《清明上河图》真迹，其上一共有九十六方印章，从宋徽宗的双龙小印，一直到乾隆私章，中间传承有序，历经宋元明清诸多藏家之手。看完这些印鉴，难免有“往来千里路长在，聚散十年人不同”的感慨。纸寿千年，人生却不满百。其实我们每个人并不真正拥有书籍，不过是暂时的保管者而已。

我生也愚钝，没有六祖顿悟之慧，只是多年见惯了“鲸落”，终于渐悟。我现在购买旧书，不再整天惦记着买什么孤本珍本去装点书柜，一切以用为主。比如要研究早年武侠，就买点民国老杂志做参考；要写本关于汉代饮食小说，就搜购一批汉画像拓片，印刷复制的也无妨。买完就堆在书桌上，随时翻阅参考。一俟写完书稿，这些资料一本不留，全数转赠送给感兴趣的师友，或干脆捐给各地图书馆——与其勒令子孙困守，不如功德我自为之，化私而成公器，这才是真正的不散之书。

朋友听完我这一大篇议论之后，笑称这是大乘藏书之法。我说，有机会去我工作室，我给你看一枚藏书闲章。

这是我早年求人刻的，材质是劣等青田石，章法疏密，三个字曰：“四不求”——哪四不求？不求版本，不求孤珍，不求品相，不求齐全。藏书的乐趣，在于体用，不在恒久的占有。生时玩赏不已，去时不必太过留恋。诚如苏轼在《宝绘堂记》中有云：“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这是真看开了的豁达。

原标题：《马伯庸：藏书四不求》

栏目编辑：史佳林

文字编辑：殷健灵 钱卫

本文作者：马伯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