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金泽：美国政权更迭的百年历史与“反噬效应”

斯蒂芬·金泽（左）是一位屡获殊荣的记者，曾报道过五大洲50多个国家。金泽在《纽约时报》工作了20多年，大部分时间担任外派记者。在本文中，金泽与主持人格伦·迪森（右）教授一起讨论了美国政权更迭行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

主持人：史蒂文·金泽，获奖作家、驻外记者，曾为《纽约时报》和《波士顿环球报》工作20年，现任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欢迎您。

金泽：很高兴和你交流。

主持人：您的《颠覆》一书追溯了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权更迭行动。这些行动的方式随时间发生了怎样的演变？

一、扩张的基因：从“天定命运”到帝国跨越

金泽：美国人一直是一个扩张主义强国。这种冲动驱使我们试图实现所谓的“天定命运”——填满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整个北美大陆。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宣布边疆关闭，北美大陆已被定居。我们完成了“天定命运”，然后不得不问自己：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是致力于建设一个道德社会，成为世界榜样？还是继续做我们建国以来一直在做的事——向其他土地扩张？

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前殖民地变成殖民强国的先例。这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飞跃。

第一个真正的突破出现在19世纪末的美西战争中。这场战争始于古巴人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叛乱。美国人决定派兵帮助古巴革命者推翻西班牙。令我们震惊的是，古巴革命者不愿接受我们的帮助——他们担心美国军队驻扎意味着什么。

美国国会通过《特勒修正案》承诺：一旦西班牙统治被推翻，美国人就会回家，让古巴人拥有自己的岛屿。但在西班牙人被赶走后，美国开始意识到古巴革命者想要什么——他们想要一种可能与美国经济利益冲突的国家主权形式：限制外国人在古巴拥有的土地数量，围绕古巴建立关税壁垒以促进国内制造业。

当时古巴90%的制成品是美国制造的。于是，美国决定无视承诺，在《普拉特修正案》下将我们自己的政府制度强加给古巴——允许当地人统治，但他们必须接受我们的指导。这成了一个模板。

从那时直到今天，你能看到的一条主线是：所有被干预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反抗，它们都拒绝接受美国的计划。

二、传教士本能与帝国心态的融合

美国例外论告诉我们：我们终于发现了幸福繁荣生活的秘诀，我们想与他人分享。我们想救赎世界。这种传教士般的本能，加上每个帝国对自己的看法——“我们不同于其他帝国，我们不剥削”——使得美国进入了这个长达一个世纪的政权更迭时期。

《颠覆》出版于十多年前，突然之间它又流行起来了。巡回售书时，经常有人走过来对我说：“我喜欢你的书，但你漏掉了一个——那是我的祖国。”葡萄牙人说康乃馨革命是在美国大使馆策划的；土耳其人说1980年政变是卡特干的；希腊人认为上校军政府完全是美国的项目。即使没有收录进书里的事件，这些国家里也有很多人相信是由美国煽动的。

有个老笑话：美国永远不可能发生政变，因为那里没有美国大使馆。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在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长的时期内，干预了更多远离我们本土的其他国家。

三、边疆假说与扩张的意识形态

主持人：弗雷德里克·特纳的“边疆假说”认为，边疆塑造了独特的美国性格——更富创造力、个人主义、对未来乐观。边疆也像一个安全阀，释放社会紧张关系。当边疆关闭，它与1898年美西战争碰撞，美国获得了菲律宾等殖民地。政权更迭主要是由什么驱动？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安全利益？

金泽：在过去一百多年里，美国本质上是世界上的一个革命性强国。我们想要改变事物。我们认为自己拥有对他人有益的配方——至少我们说服自己这就是原因。

许多美国人很难想象一个不由美国主导的世界。这是我们不安的原因之一。

很难将经济和地缘战略因素完全分开。审视冷战期间发生的政变，我的结论是：美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保护公司利益而干预，但公司在吸引干预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过程大致如此：一家在外国经营的公司觉得受委屈，向美国政府投诉。然后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动机发生变化：“当我们看危地马拉，我们不是为了保护联合果品公司而干预。但政府攻击联合果品公司表明，那个政府一定是我们的敌人，可能是全球竞争对手的工具。因此，我们出于安全原因干预。”如果不是因为经济利益冲突，那个国家甚至根本不会进入华盛顿的视野。

从1898年夺取菲律宾开始的海外扩张，有着深刻的经济动机。19世纪末报纸满篇都是“过剩”——如何处理剩余产品？美国人已掌握大规模生产技术，生产超出自身吸收能力，1893年引发严重恐慌。来自各生产州的国会议员都在说：我们需要海外市场。

那个年代，欧洲列强都有殖民地，只能与母国贸易。所以，如果你想有贸易伙伴，你就得夺取领土。这就是美国夺取菲律宾作为通往中国市场垫脚石的原因。所有这些狂热躁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海外扩张——这本质上是我们输出社会问题的方式，正如我们也输出产品。

四、干预手段的演变：从海军陆战队到中情局

主持人：从硬性军事手段到转向非政府组织，工具方面是否有演变？

金泽：早期是“A计划”：直接派遣海军陆战队。1909年，当我们认为尼加拉瓜总统不再 favor 美国利益时，直接派了炮艇，他下台了。“炮舰外交”这个词非常贴切。

夏威夷始于传教士，他们的儿子开始对制糖业感兴趣，想将夏威夷并入美国以免关税。夏威夷是美国高级官员批准下，外国政府被推翻的第一个例子。美国军舰“波士顿号”派遣数百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上岸，夏威夷君主制终结。这大致是我们直到二战前的方式。

然后进入新时期：中央情报局。1950年代是中情局政变的黄金时代。两个非常成功的例子——长远来看都成了灾难。1953年我们推翻伊朗历史上唯一的民主政府，因为它将伊朗石油国有化。1954年，中情局将注意力转向危地马拉，联合果品公司抱怨民族主义政府“压迫性榨取”。同一时期，我们在印尼发动内战，策划推翻并暗杀刚果总理卢蒙巴。

大力支持秘密行动的艾森豪威尔将其视为和平计划。他深受二战影响，把秘密行动视为避免战争的方式。他的安全计划“新面貌”有两个支柱：较小常备军和更大核威慑。但没人知道还有第三个支柱——秘密行动。成千上万探员遍布世界，通常在美国大使馆顶层工作。许多伪装成外交官的探员渗透社会，颠覆政府或支持政府。1973年智利也是如此。

五、从秘密行动到非政府组织

1970年代重大丑闻玷污了中情局形象，要求改革呼声很高。中情局意识到旧模式已过时——我们用得太多，目标国家已熟悉我们的技术。

于是进入非政府组织时代。里根政府期间，国会创建国家民主基金会。投票很接近，有些人反对因为它试图干涉他国内政。但它获批了，通过分支机构向各国输送数千万美元，特别是在东欧推动变革。这些美国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像军队一样遍布许多国家，在东欧甚至有了名字：“索罗斯帮”。

国家民主基金会负责人坦率解释：我们现在做的是中情局过去做的事，秘密地做并不好。这是概念飞跃：用新方式，你不需要保密，因为没有秘密可言。你不用担心有人发现是美国的钱在推动这些事件，它白纸黑字写在那里。这已成为美国试图影响外国的主要方式。

主持人：非政府组织可以“明目张胆地隐藏”。如果你像我一样批评北约的一些战争，像挪威赫尔辛基委员会这样由国家民主基金会和索罗斯资助的机构，就会发表抹黑文章，试图把你赶出大学。它们相当令人不悦。

六、伊朗：原罪与反噬

主持人：考虑到可能走向与伊朗的战争，这可以追溯到1953年政变。我们能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金泽：我第一次作为记者去伊朗时，毫无准备。我被巨大反差震撼：一方面伊朗人如此复杂，历史和文化如此深厚；另一方面政府令人不悦，始终未能巩固民主。我问为什么，一位先生告诉我：“我们这里曾经有过民主，直到你们出现，然后你们把它夺走了。”

我隐约记得1953年政变。回到驻地想查查那场政变，惊讶地发现根本没有书——从来没人写过。

我年纪够大，还记得人质危机。当时主要论调是：这些伊朗人纯粹出于虚无主义和仇恨。这塑造了美国人对伊朗的形象。

自人质事件以来，几位参与劫持者写了文章，都解释为什么这么做，并将故事追溯到1953年。他们写道：1953年人民赶走国王，但中情局从大使馆地下室策划政变，把国王带回来，给了我们25年独裁。1979年国王再次逃走，我们担心中情局特工再次组织政变。为什么这么想？因为那恰恰已经发生过一次。

但美国人不知道伊朗发生过政变。当卡特被问及时说：“那是古老的历史。”伊朗人对美伊关系的理解和美国人完全不同。从美国方面看，美伊关系始于并终于人质危机。但伊朗人会说：毒害我们关系的重大事件，是你在1953年推翻了摩萨台。那使我们偏离了民主进程。

1953年政变是伊朗的“原罪”。那时一个初生民主可能出现。但因为它是民主，其领导人必须回应民意，而民意聚焦于巨大民族不公：我们坐拥石油海洋，却都属于英国。从1953年夏天几周展开了巨大历史画卷。如果美国没有推翻伊朗民主，我们本可以在穆斯林中东拥有一个繁荣民主国家长达70年。

我们在伊朗干预的历史结果非常糟糕。我再次看到在许多干预中都见过的综合症：我们有能力造成任何破坏，但没有真正思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因为作为美国人，我们有特殊看法：我们可以处理任何事情。

七、“我能行”心态的黑暗面

美国建立于“我能行”心态：只要你足够渴望某样东西，足够努力，你就会得到它。这是很棒的事情。但“我能行”也有黑暗面：你可以闯入具有非常不同历史传统的国家，挥舞魔杖，把它们变成你认为应该成为的样子。这种傲慢与军事力量结合，对其他国家构成危险。

主持人：人们抱怨伊朗神权政治，但常常忘记，1953年政变后国王被确立为独裁者，秘密警察萨瓦克几乎渗透并控制所有社会机构，压制政治反对派。少数没有被渗透并控制的领域是清真寺——它们自然而然地成为政治表达的唯一空间，宗教思想和宗教领袖也因此成为组织抵抗运动的核心力量。这一情形，与波兰共产主义时期天主教会所扮演的角色如出一辙。

八、反噬效应：全球反美情绪

主持人：“反噬效应”——干预造成长期不稳定和反美情绪——是大多数政权更迭的共同主题吗？

金泽：当然。1950年代，世界对美国看法发生巨大变化。二战结束时，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崇拜美国。在伊朗，出现的唯一美国人是传教士，建立了医院和学校，从不像英国人或俄罗斯人那样具有掠夺性。但1950年代美国政变使公众舆论转变。

在伊朗政变不仅向中东其他精英传达信息——美国想要提供石油的独裁政权，不会对民主满意——还引起民众对美国不满。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后，整个拉丁美洲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这距离美国领导世界赢得二战还不到十年。弗里达·卡罗临终前让迭戈·里维拉推着轮椅参加抗议集会——那是她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最终敲响美国形象丧钟的是1961年猪湾入侵。那是世界上许多人第一次听说中情局，标志着中情局黄金时代终结。肯尼迪曾说：“我想把那个中情局撕成一千片。”秘密行动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巨大反美不满情绪。

从长远看，这些干预大多数产生的政治结果对美国并不有利。当你暴力干涉另一个国家政治，就像从山顶放出一个轮子。你可以让它滚下去，但几乎无法控制它会如何弹跳，最终落到哪里。

在伊朗，我们得到了理想结果——赶走我们不喜欢的摩萨台，扶植国王。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结局。要是历史停止发生就好了，但不幸的是，历史不断展开。我们正生活在1953年政变的长期后果中。我们发动这些行动是为了解决眼前问题，但当你开始谈论长期影响时，就失去了华盛顿那些人的兴趣——政治体制的设置不是为奖励思考长期影响的人。

九、美国例外论的盲点

主持人：美国革命产生了自由宪法，没有出现其他国家革命后的残暴。这是否源于一种假设——只要推翻政府，自然状态就是和平稳定？或仅仅是缺乏对其他国家复杂性的理解？

金泽：我们不搞复杂性。布什有句名言：“我不搞差别对待。”如果你告诉他伊拉克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他可能会说：“我记得以前两个人争当邮政局长，我都能搞定。”

古希腊有“自然发生说”——认为有泥巴、雨水和阳光，很快就有蝾螈出现。我认为美国人就是这样看待世界危机：它们自然发生，从稀薄空气中爆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作家建议把国名改为“美利坚遗忘国”。

当任何制度化国家的盖子被揭开时，最暴力团体浮出水面是合乎逻辑的。在俄国革命中，如果你愿意杀死所有反对者而其他团体不愿意，你就会胜利。在美国这没有发生，部分原因是美国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而是独立战争。革命摧毁现有社会结构，这在美国没有发生。我们的更像独立战争，保留母国制度。所以没有同样动力去报复可怕错误。

外国干预上台的政府面临合法性问题。国王掌权25年，但始终不合法——被视为依靠外国干预上台，通过外部势力维持权力。这几乎保证美国人扶植的人难以成为人民愿意追随的领袖。由于人们不愿追随，他们就反抗，美国不得不再次干预，这是反复出现的循环。

我给学生一长串关于历史的定义。其中一个我喜欢的是黑格尔说的：“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这当然是审视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好口号。

十、乌克兰：错失的奥地利模式

主持人：乌克兰经历过两次政权更迭——2004年不成功，尤先科支持率仅2.7%。2014年又一次政权更迭，随之而来与俄罗斯的战争，之后变得非常依赖西方。您如何看待这次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金泽：乌克兰故事令人心碎。当乌克兰从苏联废墟幸存下来，人们认为它可能成为中欧版的法国——工业、高等教育、高识字率、优越地理位置、良好自然资源。实现这一雄心所需的是与浮现的新冷战保持距离——把乌克兰变成东西方之间的桥梁，而不是双方争夺的地方。

但美国尤其不愿意接受这一点。这让我想起1955年《奥地利国家条约》。二战后苏军和西方军队占领奥地利，苏联拒绝撤军除非奥地利获得永久中立保证。艾森豪威尔讨厌这个主意——他不希望奥地利成为东西方桥梁，希望它在西方。他抵制多年最终让步，同意《奥地利国家条约》，规定任何外国军队不得驻扎，奥地利保持永久中立。这被写入宪法。

这本可以是乌克兰的完美模式。但美国人不喜欢它，原因和艾森豪威尔不喜欢奥地利协议一样：我们得不到乌克兰，谁也别想得到。这不够好，我们不想让它离开我们的势力范围。

拜登常说：不再有势力范围这种东西。但实际上，美国认为除了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其他少数地方，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势力范围。我们提出虚伪论点：每个国家应被允许选择自己安全伙伴。因此，如果乌克兰想加入北约，让美国军队驻扎，那是乌克兰自己的事。但每个美国人都明白，我们永远不会容忍中国在墨西哥建立军事基地或俄罗斯在魁北克建立空军基地。我们永远不会容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诚实的论点。

然后我们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它造成的破坏绝对可怕。当你有过作为记者身处战争的经历，你会意识到战争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而这场战争正威胁杀死越来越多的人——只为顿巴斯边界在哪里的问题。我觉得乌克兰很大程度上是被美国及其北约盟国推到这个位置。

十一、欧洲战略创造力的丧失

美国持这种观点是非常自私的：乌克兰战争对我们很好，因为我们在杀死俄罗斯人，而没有一个美国人死亡。这表明了世界在冷战后所犯的失败。老布什试图超越冷战分歧，但克林顿上台接受北约扩张。我们只是把冷战时期分割欧洲的老分界线又向东移动了几百英里。

美国允许这些国家发展与俄罗斯自身关系的想法，在华盛顿似乎不可思议。反俄情绪一直很强烈——反苏联、反共产主义，混在一起。欧洲国家已失去如此多战略创造力，他们对来幻想自俄罗斯威胁的唯一反应就是武装自己，准备战争。试图建立也包含俄罗斯利益的欧洲安全架构以降低战争风险，他们似乎从未想到过。

所以欧洲处于极其怪诞的境地：即使美国想要退出，欧洲仍在火上浇油。欧洲作为现代外交发明者，现在似乎无法运用外交解决其如何挑战。相比之下，东亚分歧和仇恨远比欧洲任何地方深，但他们能超越这些，设法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相处，为所有人带来繁荣。如果你相信过去500年出现的欧美大西洋霸权时代正在终结，这就是很好的证据。

十二、“慕尼黑”综合症：外交的死亡

主持人：现代外交很大程度上消失了。“慕尼黑”这个参照非常有害——它假设和平需要战争，外交谈判只会助长对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俄罗斯人交谈，因为交谈是对侵略的奖励。米洛舍维奇、萨达姆、卡扎菲、阿萨德、普京……每当我们遇到对手，就提出他们是希特勒最新转世，得出“慕尼黑教训”：不能与他们交谈，那只会助长他们。我们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

金泽：战争中的谈判总是取决于战场实际态势。美国人一直幻想：他们等得越久，情况就会改变——俄罗斯人会改变想法，会削弱，我们会重创他们。与此同时，我们没有损失任何美国士兵。

所以乌克兰是一个潜在警示信号，其他国家也可能效仿。我现在非常担心伊朗——看到伊朗内部发生重大冲突的可能性。我希望美国人不要再引发另一轮自毁性干预。但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了，那也只是在遵循我们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行事。

美国未来的巨大挑战是适应一个更加多极化、不由我们主导的世界。如果我们能和平做到，世界就有希望实现长期稳定。但总是存在危险：美国会反抗，会发动战争以防止从世界主导大国地位上跌落。

美国政府和政治体制会接受这一点，首次在我们现代历史上过度成为一个不必统治整个世界也能生存和繁荣的国家吗？还是我们如此固守于自我认知，以至于其他大国崛起会吓到我们，导致不必要的、自毁的军事干预？

“慕尼黑”的教训——如果我们相信外交全是谎言——那么我们就摧毁了整个国际合作机构。这些机构都是二战后为服务于美国利益创建的。现在通过有意摧毁它们，我们正在为世界带来本不存在的挑战。这是真正的反噬因素之一。

主持人：感谢您的深刻见解。

金泽：这是我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