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看他们的专业才知道：这四个特务少将，为何能比同行们先特赦？

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司令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回忆：“1949年和1950年，被捕的军统局将官一级的高干有不少，我在战犯管理所和监狱见到过的熟人如军统局军事情报处正副处长鲍志鸿、胡屏翰、张柏山，训练处正副处长郑锡麟、李修凯，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人事处人事行政科长黄康永及孙文忠等不下几十人；外勤区站长等就更多了，如文强、章微寒、董士立、徐宗尧、邢森洲、岳烛远、黄毅夫、饶林、沈觐康、王乐坡、程浚、马策、毛宗亮、王一心、刘非、李俊才、陈旭东、刘茂欣、陈达、李人士、徐梦秋、袁晓轩、薛仁安、徐晋元、郭宗尧、曾坚、蔡慎初、李汉元、廖宗泽、何际元、东方白等数以百计的军统骨干分子。”

沈醉说的文强，被俘时已经是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董益三被俘时是第十五绥靖区第二处少将处长，但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当特务，所以被划为“牛字号”也并不算错，尤其是那个文强，还是军统少数几个中将之一，也算不折不扣的“大特务”了，而董益三所在的绥靖区（不仅限于康泽为司令的第十五绥靖区）第二处，还是情报、特务机关，其处长和骨干，也基本都是特务。

沈醉说的李俊才，就是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长，特务潜伏计划的执行者，眼见那个计划没前途，他就带着四个潜伏小组到军管会自首了——《潜伏》中吴敬中的历史原型就是曾任军统临澧特训班教官、军统西北区区长、东北区区长和保密局天津站站长的吴景中，这是没有争议的，有人说李俊才就是李涯的历史原型，倒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吴景中曾经的搭档、军统局东北区少将副区长陈旭东，应该就是电视剧《渗透》中那位“陈老大”陈明的历史原型之一，除了两人的名字基本是“近义词”之外，陈旭东在担任军统东北办事处副处长期间还兼任过东北行辕督察处副处长（不兼东北保安司令部督察处副处长）。

陈旭东当副处长，文强当正处长，文强走了，吴景中从西北调到东北当特务一把手，陈旭东依然当副手，他不可能扶正的原因，就是他不是老蒋嫡系，而吴景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跟老蒋的大儿子“建丰同志”是同班同学。

文强和陈旭东都进了战犯管理所，并同在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同样最后出来的，还有周养浩（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兼督察主任）、 鲍志鸿（局本部第一处少将处长）、 郑锡麟（局本部训练处处长）、段克文（局本部少将专员）、岳烛远（河南站站长）、何崇校（广东站站长）、谢代生（广西站站长） 、黄康永（湖南站站长）、 章微寒（浙江站站长）。

比较而言，文强陈旭东、周养浩还算“幸运”的，沈醉提到的黄毅夫、徐远举，根本就没有活到特赦，徐远举是自己气死的，至于黄毅夫是怎么死的，不说也罢。

绝大多数特务都是最后一批特赦，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不好改造，事实上包括文强、徐远举在内的很多特务在战犯管理所都“表现良好”，被称为“功德林机关报”的《新生园地》批评表扬专栏“主编”是徐远举，文艺专栏“主编”是文强，文强在《口口述自传》和《新生之路》两本书中回忆：“我们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和管理员的关系搞得很好，我每天在所里忙得很，当学习组长，又管墙报，管文艺，我们自己还成立了一个图书馆，我又在这里负责，过年过节，还写些纪念的文章。徐远举几次重病，都是政府派医生将他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他感恩忏悔，认罪态度很好，学习劳动也积极，但性情和作风依然故我。只要发现不利于改造的事情，如扯皮打架、分菜不匀、清洁卫生不负责、浪费公物等违反新生公约的自私自利现象，从不放过，他每每文不起稿地、毫不留情地揭发批判。”

徐远举和文强改造态度都比较好，但文强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徐远举则于1973年1月22日突发疾病死去，如果不死，也得等到1975年特赦——1966年4月16日第六批特赦之后，在1975年前就再也没有特赦之说，李俊才第六批特赦，属于赶上了提前特赦的末班车，在他之前，还有沈醉、董益三于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郭旭于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特赦。

看了这些将军级特务的特赦时间，读者诸君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大多数特务都是1975最后一批特赦，这四个特务少将，为何能比“同行”出去？

要比学习改造态度，打过黄维耳光的董益三无疑是积极的，但李俊才和郭旭只能算中规中矩，甚至可能还不及徐远举和文强，他们能出去而文强徐远举出不去，这里面肯定有原因。

其实也不用费心去猜测，我们看一看这四个将军级特务的“工作性质”就知道了：沈醉和郭旭都属于“后勤特务”，董益三属于“技术特务”，李俊才则是“军情特务”——李俊才当保密局天津站站长还不到一个月，就在天津解放后到军管会自首了，所以他被认定的身份是“天津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

沈醉当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也没多长时间，就在云南起义的通电上签了字，虽然他经常说自己在行动方面有多厉害，但是我们查阅其他人回忆录就会发现，他所执行的任务，包括刺杀杨杰、卢汉、李宗仁，最后都没有“成功”，杨杰将军是在香港被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带人暗杀的。

在绝大多数人眼里，沈醉就是“伺候戴笠”的“军统总管”而已，沈醉去云南后，郭旭接班，当然也主要是搞后勤工作。

至于董益三，原本就是军统电讯专家，到了康泽的第十五绥靖区，也就是收发一些情报而已，让他搞侦查，那简直是赶鸭子上架——真正的特务行当，他不会干，也干不来。

这四个比大多数同行先“出去”的少将特务，似乎没有真正的省站站长、大区区长之类的“一线特务”，抓人审人，都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比较而言，罪恶相对较小，而徐远举和周养浩则是臭名昭著，他们想先出去，肯定会有很大阻力。

不要说其他人，就是最后一批特赦的黄维，也肯定赞同特赦特务，黄维特赦后当了全国政协文职专员、政协常委后，依然对特务耿耿于怀：“我要是共产党，抓住他们就砍脑袋！戴笠、毛人凤这些家伙总是在背地里整人、杀人。有本事战场上见，明刀真枪地干，背后打黑枪、杀人算不得英雄。我们是在公开战场上，明对明、枪对枪，犯的是战争罪！我一直认为，我们军人在战场上，与军统那一套手段是有区别的！”

军统（保密局）特务一向不受待见，尤其是一线特务，整天抓人、打人、杀人，可谓血债累累，而且被抓后也是表里不一，比如沈醉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字后，还跟李弥余程万等人背地里结拜，准备死灰复燃，原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微寒，主动投诚后还掩护很多特务出逃，家中也窝藏了毛人凤从台湾派回来的特务，这件事沈醉十分清楚：“毛人凤机不可失，应当多方面去利用这一大好关系，重建浙江的潜伏工作。因此，一批又一批过去认识章的人，便纷纷奔向杭州而来……被捕的供出了章与他们的关系，公安部门便去章家搜查，把那个漏网的抓住了。这样，章微寒也就被‘捉将宫里去’交代问题了。”

特务都比较善于伪装，所以不管他们表现得如何“积极”，我们都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即使是沈醉的回忆录，我们细看之下，也会发现里面藏着一些刺。沈醉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伪装是特务的基本技能，所以是否认真学习积极改造，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双手沾满鲜血的一线行动特务太早特赦，那岂不是成了绝大多数人都不赞同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成佛很难，放下屠刀却成了罪孽深重者改头换面的捷径，这显然是不合理：如果认识到错误并改正就不受惩罚，那还要法律干什么？

这样一想，我们就明白了：沈醉、董益三、郭旭、李俊才等四个少将特务比“同行”先出去，是不是跟他们的“专业”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