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镖人》、袁和平与渐远的江湖

文 | 新声Pro，作者 | 安济

2024年，耄耋之年的袁和平坐在新疆戈壁的导演椅上，风卷着沙砾掠过监视器，电影《镖人》开机。一年多后，81岁的袁和平从片场走到了今年春节档竞争的战场。

这部脱胎于现代漫画的电影，集合了李连杰、吴京、谢霆锋、张晋、梁家辉、惠英红、于适等，演员名单几乎覆盖了华语动作演员谱系中所有尚在活跃的代际。《镖人》的气质是复合的。原著漫画虽以凌厉画风和「硬派」风格著称，但其精神血脉既接续着传统武侠的侠义伦理与家国情怀，又糅合了西部片的孤绝美学与日本剑戟片的凛冽刀锋。

这种「古典内核与现代语法的交融」，使得电影的成色指向一个关于武侠精神在当下何以为续的问题。袁和平是这个问题恰当的提问者，被称为「天下第一武指」，也几乎是武侠电影江湖最后的「连接点」：其父袁小田是香港电影最早的武术指导之一，而他本人亲历了从李小龙到成龙、李连杰、甄子丹，再到吴京的每一次潮汐更迭。

凭借「硬桥硬马」的真实感成名，袁和平也在好莱坞用《黑客帝国》《杀死比尔》等影片证明了功夫作为纯粹视觉奇观，能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魅力。他口中「侠义精神」是武侠之魂，但滋养那份精神的古典江湖与现实土壤，正在飞速消逝。

因此，《镖人》验证的不是一部古装武侠片在今天能有多卖座，而是当徐克以《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重述家国侠义却反响寥寥，当徐浩峰用《师父》《刀背藏身》将武侠解构为冷峻行业图景，反而成了「小众影片」，一种更现代、更漂泊、契约式的「侠客」形象，是否还能与袁和平所代表的，过去的时代基于真实肉身技艺的动作美学成功嫁接，并打动观众。

在时代转换的缝隙中，故事或许可以从那个「功夫」与「江湖」尚且彼此笃信的年代开始追溯，直到缔造过武侠片辉煌的行业体系逐渐远去，「侠义」的古典内核遭遇现代语境的疏离，真实「功夫」在特效中逐渐隐身，再去追问，今天的武侠电影，究竟站在何处。

「旧江湖」的星辰与门派

真正的江湖，从不属于一人。袁和平的出现或许应该放置于那个群星璀璨、门派林立的「武林」中去理解。那里并非某个人的舞台，而是刘家良、洪金宝、成龙与袁和平，共同构建的「四大家班」鼎立格局。

袁和平的「伯乐」之名，源于他能为不同的「武术身体」找到银幕语法，这背后是一套精准的「适配」逻辑。他将成龙的戏曲功底化为《醉拳》中顽皮诙谐的杂耍，将李连杰全国武术冠军的英气，淬炼成《黄飞鸿》系列里大开大合的宗师风范，又把甄子丹的现代搏击感，融入《铁马骝》疾如闪电的狠厉实战。

如多年后他总结的那样：「我其实是看人物性格怎么样，我根据人物性格设计功夫、设计动作。」动作若不配合人物性格，便是无源之水。但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背后支撑的是一个健康、繁荣甚至狂野的行业生态：从于占元戏班里摔打出来的「七小福」，到各省市武术队里储备的精英，源源不断的人才如活水般涌入；嘉禾、邵氏等制片厂敢于冒险，为创新押注；而整个亚洲市场，都渴求着下一个令人血脉偾张的新口味。

那时的江湖，各有清晰「武学」路数。刘家班的刘家良，是黄飞鸿正宗洪拳传人，一招一式讲究南派武术的正统与扎实，力主「真功夫」，反感飞来飞去。成家班的成龙，则将搏命特技与市井喜剧融为独一无二的个人印记，从钟楼跃下、商场灯管滑落，每一次「玩命」都刷新着动作的视觉和心理极限。洪家班的洪金宝，身形庞大却异常灵巧，集诡异、幽默与刚猛于一身。而袁家班的袁和平，则以兼容并蓄与清晰的招式教学感著称。他像一位最懂观众心理的解剖学家，把复杂的武术拆解成好看、易懂又充满趣味的电影语言。

彼时江湖武学门派之间，是激烈的竞争，更是互相的滋养与激发。正是这种高烈度、一体化的封闭性竞争，铸就了香港电影征服亚洲、乃至让好莱坞侧目的硬核竞争力。影评人、纪录片《龙虎武师》导演魏君子，曾用八个字概括那个时代：「尽皆过火，尽是癫狂」。这原是外国影评人的揶揄，却成了对港片蓬勃生命力最精准的注脚。

在这个江湖里，袁和平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不是唯一的星辰，却是懂得如何让不同星辰绽放异彩的那个人。然而，这片璀璨的星空所依赖的生态系统，剧变的暗流也在涌动。

远行的游子，失语的故园

江湖的消散，始于最精锐力量的远行与内部根基的悄然松动。这种松动并非一夕之间，背景是九十年代末香港电影在亚洲金融危机、本土市场萎缩及人才外流等多重冲击下的整体困境。影人北上或西进，成为寻找出路的普遍选择。

1998年，袁和平受其「粉丝」、《惊世狂花》导演沃卓斯基的邀请，远赴好莱坞，为《黑客帝国》设计动作。这堪称一次完美的「文化转译」，他面对的是对东方功夫充满热情却毫无基础的西方演员，方法是回归传统与基础：让基努·里维斯等主演进行长达四个月的体能、基本功和吊钢丝训练。

最终，那些「鹰展翅」、「铁板桥」的经典镜头，将中国武术的形态精粹为全球观众惊叹的「视觉奇观」。虽然国外的观众，因为这当中有地域文化、种族阶层、个人情趣品位多方面的局限，并不能理解武术与故事情节和表达之间的内在关联，但合作的成功，建立在袁和平自己对「东方功夫+西方特技」的理念深感兴趣，以及与导演对动作「真实性」的共同追求上——即使这种真实是服务于一个科幻故事。

但这种成功同样是一种「文化抽离」。中国功夫的哲学、伦理及其赖以生存的、讲求忠孝节义与师徒恩仇的「江湖」人情世故，在虚拟世界的子弹时间里，被简化为了纯粹的动作美学。功夫以此征服世界，却也与它的文化母体悄悄断了脐带。对此，袁和平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进军国际的关键在于「人性」与「国际化的剧本」，「如果只讲什么门派，外国人不了解，就没办法进入。」

当「袁和平们」在海外重新定义「中国功夫」的全球形象时，本土的江湖却加速荒芜。市场萎缩、片厂制式微，最致命的是传承链条的断裂。过去那个从龙虎武师、武术指导到导演的完整梯队培养体系，随着行业萧条而瓦解。

袁和平曾在公开采访里感慨：「香港没人学了，真的没人学功夫，因为生活条件不一样了，生活条件太好了，学功夫太苦了，不如读书学别的。香港武术电影好像后继无人了。」他将原因直指核心：无人发掘。

过去，他可以去武术队、舞蹈队凭经验「选材」，如今，这套机制几近停摆，甚至对儿子是否学武也持开放态度，因为「太苦了」。「武术这个行当，真的要当它是一个事业就比较难，最好的环境就是在武术队做教练，拍电影就很难出头了。」

与此同时，武侠的美学内核也在激荡中驶离原本的方向。徐克等导演以数字特效将武侠引向更为瑰丽奇幻的想象，而袁和平所代表的那种倚重肉身苦练、追求物理碰撞真实的「硬桥硬马」风格，显得日益「传统」。他曾在拍摄3D电影《苏乞儿》时强调：「用2D拍我可以‘偷机’……但是3D有两个镜头，就不能偷接，一定要打过去，拳拳真的到肉。」这种对真实感的依赖，与技术驱动的奇观化潮流形成了微妙对峙。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侠义」精神的悬浮与失语。金庸笔下「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宏大叙事，其情感基础是家国一体的伦理观念。而在当代个人主义与解构主义盛行的语境下，这种叙事与年轻一代产生了隔膜。

2025年徐克执导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在票房与口碑上的双重失利，便是一个刺眼的例证。该片既未能在视觉上复现导演巅峰期的想象力，也未能让当代观众对「侠之大者」产生情感共鸣，口号最终悬浮于故事之上。

袁和平自己也曾指出拍摄现代侠义故事的困境：「拍现代，很多禁忌在那里，也可以拍，但是审批又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拍，还是拍以前的故事，比较容易处理人物性格，以武犯忌也可以。」

当「武」的展现方式分歧丛生，「侠」的精神又找不到当下的现实锚地与表达空间时，江湖的根基便真正动摇了。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镖人》的出现显得意味深长——这部脱胎于现代漫画的作品，本身就携带着一种追问：当传统侠义遭遇当代语境，它能否以新的叙事语法被重新讲述？

《镖人》与武侠未竟的问答

于是，电影《镖人》的集结，便承载了多重复杂而微妙的意味。

它像一次无奈又必须的「人才攒局」。阵容本身便是一份行业现状的说明书：李连杰是黄金时代的隐退符号，吴京是成功转型主旋律的动作巨星，张晋代表中生代实力派，谢霆锋则是半路出家、以拼命著称的「闯将」，至于于适、此沙等新生代，则是尚待市场检验的「新血」。

这不是巅峰时期的群英会，而是一次带着紧迫感的重现与交接。在影片的前期宣传中，四代武侠人跨越时代的齐聚概念，意图传达一种「武侠技艺的代际接力」之感。而对此类型感兴趣的观众，也可以将《镖人》理解为一场武侠美学路线的重申。

当徐克在《射雕》中继续探索武侠的魔幻化时，袁和平选择在《镖人》中重返新疆大漠实拍。要求「真打、真摔、真骑马」，让演员在壮阔戈壁中「挥洒豪情」。这可以看作是袁和平对「硬桥硬马」美学的一次大规模、复古的实践，是用传统的「笨功夫」，对抗当下流行的、无所不能的特效「魔法」。

想要证明真实的汗水、精确到肌肉发力的招式设计，兵器碰撞的金属声与拳脚到肉的物理闷响，依然拥有数字像素无法替代的、直击脏腑的震撼，正如袁和平早年对3D电影拍摄的要求：「一拳打过去，观众要能觉得‘啊’一下，好像真的打到自己身上。」

然而，最核心的，这是一个关于「侠义何谓」的当代诘问，也是《镖人》面临的最大挑战。

金庸式家国大义的宏大叙事已显疲态，而袁和平自己对于武侠精神的解读，始终落脚于人性：「什么叫武侠？『侠』是种人物的性格、主角的性格。侠义精神有很多方面……归结起来就是武侠精神。侠义侠义，它一定要讲义的，不要做违背良心的事，应该出手我就出手，应该容忍我就容忍下去。」过去他强调，电影不能只靠动作，「我是用戏来推动夫妻之情、朋友之情、父子之爱，把人的感情放进去来推动动作。」

另一位导演徐浩峰，则开辟了一条狭窄而深邃的小径。在他的《师父》《刀背藏身》中，武侠不再是浪漫传奇，而是高度写实甚至有些冷酷的「行业图景」。武林是讲究行规与地盘的利益共同体，侠义关乎的是个人尊严、师承责任和在一个崩坏秩序中的艰难坚守。

徐浩峰的武打设计短促、凶狠、近乎实战，他的作品被评价为「有新意」，但在当下「非常小众」，未能扩大影响。这是一种文人化、考据化的武侠，将浪漫飘逸的江湖，拉回到布满尘土的现实地面。

而《镖人》原著漫画，则提供了一种更具张力的可能：它表面上是一个融合了日本剑戟片孤独美学与美国西部片法外精神的「漂泊者」故事，主角刀马以「拿钱办事」的镖客形象示人。但随着故事展开，这个「嘴上谈利」的刀客，却在关键时刻一次次选择站在道义一边——斩杀暴虐的常贵人，押上自己的性命保护知世郎，杀回莫家集救阿育娅。

他的选择背后，不是简单的「雇佣契约」，而是一种深植于血脉的侠义本能。《镖人》并未停留在个人恩仇的层面，随着护镖之路的延伸，刀马的命运逐渐与更大的历史叙事交织——知世郎「花满天下」的理想，隋末乱世中黎民百姓的命运，都成为这趟护镖之路无法剥离的背景。

它提供的「第三种可能」，或许正在于此：在一个宏大叙事普遍遭遇疏离的时代，能否从一个人「守护眼前人」的具体选择开始，让侠义精神自然地生长出家国大义的维度？它抵达的不是反传统的「现代游侠」，而是让传统侠义在当代语境下重新获得理解的可能。

江湖很大，灯火尚存

《镖人》上映后，在袁和平「硬桥硬马」的动作美学中，还是可以看到原著那种「由个人守护到家国担当」的精神递进，只是从票房数字来看，观众对此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兴趣。在热闹的合家欢的春节档，它显得非常小众——更适合那些对武侠、动作片，或者说对江湖尚存怀恋的观众。

这也就决定了，《镖人》是一次对传统武侠美学的致敬与回望，也是一次让侠义精神在当代语境下重新「活过来」的尝试，并非「重振江湖雄风」的加冕，而是充满着关于武侠如何续脉的探索意味。

江湖的实体，那个特定的电影产业模式、师徒班底伦理与集体创作氛围，确然渐行渐远。当袁和平、徐克等最后一批「旧江湖」的亲历者白发苍苍，一个时代或许真的即将合上帷幕。

然而，江湖的精神，对超凡身体技艺的崇拜，对超越性正义的渴望，对「有所必为」的浪漫想象，或许并不会消逝。只是需要新的容器，新的语法。正如徐浩峰所言，武打片要复兴，必须「接地气」，「要在武打片里提供生活的参照」。

我们看到，在主流院线之外，「江湖」正以更灵活、更生猛的形态悄然续命。魏君子作为制片人的作品《目中无人》系列，在流媒体平台上以B级片成本，打造了一个「拿钱办事」却底线分明的「盲侠」，用凌厉如风的动作和简洁明了的叙事，在年轻观众中唤起了久违的快意恩仇。这或许正是徐克曾对魏君子说的那样：「低成本是你们最大的武器。」

技术的浪潮也在试图打捞与重塑传统。诸如一批经典功夫片AI重制项目，试图用人工智能修复老片，甚至从李小龙、成龙等人的招式数据中，算法生成新的动作美学。中国电影基金会的胡敏阐释其理念：功夫电影的本质是「用肢体书写哲学」，以身体实践重构文化认同，新技术得以让侠义精神在数字时代生生不息。

这虽是一条前卫路径，但其成败，依然取决于能否为「肢体哲学」找到打动今人的「灵魂叙事」。因此，袁和平与《镖人》这次集结，其终极意义或许不在于「复兴」一个旧类型，而在于完成一次「盘存」与「交接」。

大漠风沙终会掩埋所有临时搭建的栈道与足迹，但只要关于公平、信诺与勇毅的内心之火未熄，那么81岁的袁和平，最终站在了热闹喧嚣、竞争激烈的春节档里，也可以意味着，江湖不会真正成为绝响，只是需要新的「说书人」，在新的旷野上点燃新的篝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