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政治风暴现场，这可能是今年春天最重要的亚洲纪录片

纪录片《首尔之夜》在鹿特丹电影节完成世界首映，并获得了耐派克奖特别提及。耐派克奖由亚洲电影推广网络（NETPAC）的评审团颁发给来自亚太地区的优秀长片，其宗旨是发掘电影新秀，因此评审团只考虑导演的第一部或第二部剧情长片。耐派克评审团一致认为：“《首尔之夜》是一部紧张刺激、扣人心弦的电影，叙事紧凑、剪辑精湛，聚焦于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紧迫话题：团结与民主。”除了在奖项方面有所斩获，这部影片还获得了全体观众的一致认可。在鹿特丹电影节全程中，《首尔之夜》一直位列观众票选榜高位，并最终在Best of IFFR榜单上名列第三。

鹿特丹电影节NETPAC评审团特别提及

获奖作品：《首尔之夜》，导演：金钟宇、金信完、赵哲英（韩国）

评审团表示：“这是一部紧张刺激、扣人心弦的电影，叙事紧凑、剪辑精湛，聚焦于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紧迫话题：团结与民主。”

与许多相对遥远的历史节点不同，2024年韩国戒严事件是一个绝大多数人亲身关注发展全过程的政治运动。这是四十五年来韩国首度宣布戒严，上一次要追溯到朴正熙遇刺的1979年。1979年韩国戒严所揭示的国家戒严状态下法律秩序的不确定性以及军政府独裁之危害等相关议题，已在《首尔之春》《南山的部长们》《幸福的国家》等影片中有全面的艺术呈现。

自2024年12月3日22时许尹锡悦发表紧急电视谈话并宣布全国戒严开始，到次日4时30分韩国国务会议解除戒严令，此次戒严仅仅历时六小时即告终结。戒严持续时长之短促、解除戒严流程之迅速给了这一政治事件的国际关注者一种错觉：在韩国完善的法律制度下，只要按部就班集结国会议员完成过半数投票，这场政治风波就可以化解。

《首尔之夜》正是为了澄清这种错觉而完成的表达：当观众随着纪录影像回到那一夜的时空之中，便能看见解除戒严时看似顺遂的法律程序推进，实际上是无数首尔市民的民主意识与行动共造的结果。

影片的叙事时间线正是从尹锡悦宣布戒严的电视谈话开始的。因收到政府直播要求而驻守在电视台的记者们，迅速从最初的震惊与错愕转向了工作状态。制作人们自述道：“我的身体比我的想法更先做出了反应，我们当即带着摄影机赶往国会大厦。”这个由两位电视台制作人与一位独立纪录片导演组成的导演团队，呈现的电影作品带有鲜明的新闻报道风格：相比起艺术化的镜头调度与具有张力的故事情节，更强调影像真实与叙事流畅。这部电影的素材本身也具有常规电影作品难以具备的实时性——除了电视台的专业记者，还有哪些影像表达者能够如此迅速地反应、带着专业摄影机立刻前往国会大厦？这种见证与记录，本身就指向一种言说特权。而当国会大厦被警察封锁，只有持记者证之人（和立法会议员、国会秘书等工作人员）能够进入时，这种言说的特权愈发彰显。

然而，这部电影并不因此而令人感到傲慢；相反，镜头的方向与持镜者的视点始终是坦诚、困惑、反复的。正如比政治利弊更先作用的是记者直觉，比报道内容的时代意义更先抵达的是持镜者对报道行为本身的惶恐。持镜者攀登楼梯寻找对峙前线时，画外音袒露了他的担忧：“如果军队在今晚封锁国会大厦，就像四十五年前的军事政变一样，我就会被关在楼里，无法保障饮食和起居，甚至可能会遭到追诉。我认为我不该受这样的罪。”无法固定、无法对焦的镜头令这种忧虑和恐惧显得真诚而具体，言说特权的阶级感在此完成了消解，从而让观众的注意力回到了记录本身，也使得本片的叙事主体完成了从个别新闻记者向共同经历此事的全体公民的回归。

作为一部纪实纪录片，本片使用素材的绝大部分来自当天电视台拍摄的影像以及相关新闻报道。仅有的超出首尔此夜的镜头，是光州民主化运动闪回的蒙太奇：在画外音陈词《戒严法》中宣布戒严的条件之时，在武装部队出现在国会大厦之时，在士兵与抗议的民众正面肢体接触之时，鲜血淋漓的回忆铺陈开来，与首尔的当下形成对照。光州的影像是模糊的、零散的，而与之相对，首尔的影像是相对清晰的、足够完整的，能够梳理出清晰的事件发展脉络——这与公共记忆的形成阶段有关。指涉“5·18光州民主化运动”这种已经成为公共记忆的历史事件时，点到即止的非线性叙事便足够令观众感知到惨痛创伤；而首尔戒严事件的公共记忆尚在形成之中，在未亲身经历的民众还对事件全貌一知半解时，《首尔之夜》的时间线性叙事承担起了再现历史现场和塑造公共记忆的双重功能。

《首尔之夜》的镜头语言鲜明地再现了反抗运动的特质：混乱、紧张、不确定。全片几乎没有固定镜头，手持镜头在逼仄人群中因推搡而抖动。构图法在紧急状态下失灵，取而代之的是失焦画面中央因发力而扭曲的面容。荷枪实弹的武装部队一度试图进入大楼内逮捕议员，士兵不断向把守入口的人群投掷烟雾弹，烟雾模糊了在场人士以及银幕外观众的共同视野。影片视点几度抬高望向天空，在这个东北亚大型繁华都市上空有直升机在盘旋，巨大的噪音的不仅入侵听觉，也入侵了日常生活下公民社会的秩序感。

在这种强权与暴力的威胁下，示威人群不仅没有后退，反而利用身边一切能够利用的材料——沙发、屏风、水枪等等——形成屏障，以期保证议会厅内的韩国国会特别会议正常进行。议员们也通过翻墙、爬窗等可能将自己陷于险境的方式抵达会场，参与投票。此时，肉身的、可见的公民行动捍卫着制度的、抽象的法律程序，这种普遍的公民意识，正是韩国历史上多次民主化运动的宝贵遗产。

在国会大厦现场的抗议民众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掷地有声的问题：“军队为什么会在这里？”这一发问不仅是对当下法度被破坏的疑问，也是独裁军政府统治下创伤的回响。凌晨4时30分戒严令解除后，武装部队陆续撤离。一辆装甲车在从国会大厦撤回基地时被抗议市民团团围住，任凭指挥司机行进的士兵一再恳求也不放行。一位韩国大叔怒斥道：“即便是装甲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啊！”四十余年前，面对螳臂挡车、视死如归的光州市民，坦克依然无情碾过；四十余年后，在当下的首尔，士兵们面对暴怒的市民，也有枪口抬高一寸的自我觉知。鲜明的对照之下，首尔公民教育的成果在抗争的另一方群体里同样悄然彰显。

如果没有这部电影、如果没有这些影像，恐怕绝大多数人对首尔之夜的印象将会仅仅停留在“六旬老人勇闯国会大厦”的李在明翻墙直播。这类影像并非不真实，但这种娱乐化叙事消解了这桩可能后患无穷的政治事件的份量，从而破坏了捍卫民主的公民教育的回路。作为国家公民的首尔市民们在面对政治危机时所做的奋勇抵抗，也将淹没在“议会通过投票形成决议”的程序化叙事之下。因此，《首尔之夜》所作的努力，正是通过重整公民教育的话语，对抗消解抗争意义的娱乐化、程序化叙事，最终完成对民主意识的继承与传播。

电影的结尾处，新的黎明已经来到，“首尔之夜”结束了。示威市民和武装部队都已离开国会大厦，仍有寥寥几个记者东倒西歪地在大厅里休息。新的一天开始了，法度与秩序在收回，仅有地面的积水和歪斜的、用于抵住议会厅入口的沙发和椅子在昭示，昨夜的抵抗真实地发生了。至此，《首尔之夜》的英文译名含义得以揭露：“The Seoul Guardians”，勇敢的首尔守卫者，正是亲身参与这场抗争的每一个人。影片开头，导演借旁白提出了一个疑问：“民主这个抽象的概念，我们真的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完全地实现它吗？”而在末尾，他又自己给出了回答：“死者拯救生者，生者拯救未来。”这是对韩国公民意识和民主运动的价值总结，更是超越了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的人权宣言。

作者：同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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