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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是2009年4月2日。这年的4月1日,愚人节,我在郑州火车站遇见两个卖茶叶的小女孩。今天,我想把她们写下来。或许,这世上有人能认出她们,告诉我她们现在还好吗。
十七年前的那天上午十点半,我买好回家的车票,离开车还有很长时间。一个人在郑州火车站广场上漫无目的地转悠。银基商贸城附近,人潮汹涌,我正想着工作的烦心事,感到人生无趣的时候,两个穿着简朴民族服饰的小女孩闯进了我的视线。
她们就那么静静地站在人流中,面前摆着两小筐茶叶。脸上带着笑,细声细气地向过往行人兜售。那种淡定,那种从心里透出来的笑意,一下子触动了我。我下意识地掏出相机,按下了快门。
我的举动惊扰了她们。两个小女孩开始不自然起来,躲闪着我的镜头。这反而让我更想走近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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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哪里的?”我走上前,冒昧地问。
年纪稍长的那个不假思索:“云南大理的。”
可我听着口音不像。继续聊下去,问她们想不想家,有没有被人欺负过。渐渐地,两个小姑娘放松了警惕。当我又问起云南大理具体在什么地方时,年幼的那个突然笑了:“我们不是云南的,是贵州的。”
那个稍长的女孩也笑了,算是为刚才的撒谎道歉。
就这样,我知道了她们的名字:覃美,十八岁;杜雪,十六岁。她们来自贵州省安顺市的乡下,却不是同一个村子。覃美家在新哨村,杜雪家在石屯村。“两个村子相隔不远,只要两块五的车票就能到了。”覃美笑着告诉我。
覃美家有四兄妹,两男两女。杜雪家只有两兄妹,哥哥外出打工,她就趁着放假,和附近村子的姐妹们一起出来卖茶叶。
我问她们一个月能挣多少钱。覃美说一千多,杜雪在旁边赶紧纠正:“哪有那么多,也就几百块。”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贵州的贫穷,我听战友说过。可眼前这两个女孩,脸上没有一丝愁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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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在家读书的时候,上网吗?”我随口问道。
覃美的回答让我意外,她指着杜雪:“她们家就有电脑。”
我又“哦”了一声。这已经是今天第三次为她们惊叹了。
“城管有没有为难你们?”我问了一个在城市里必然要问的问题。
覃美点点头:“有呀,在平顶山的时候,我们的茶叶就被他们没收过。”
我想,一个女孩子,孤身在外,遇到这种事,不哭鼻子才怪。
“哭了没有?”
覃美摇摇头:“哭有什么用,去给他们说好话要回来呗。”
我一时无语。在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遇到烦心事,大多是抱怨世道不公。而这两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孩,遇到不公正的待遇,却只是平静地去面对,去想办法解决。她们没有抱怨,或许她们知道,抱怨于事无补。
临走时,我提议给她们在银基前照张合影。她们爽快地答应了。照片中,覃美沉稳地站在那里,杜雪则摆了个好看的姿势,对着镜头,笑靥如花。
快门按下的那一刻,我在想,她们明天会去哪里?平顶山?洛阳?还是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她们的茶叶卖完了吗?想家的时候,会给家里打电话吗?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还在想那两个女孩。她们像两株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小草,那么瘦小,却又那么顽强。她们的笑,是这个愚人节里,我收到的最真实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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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贵州安顺的网友有没有人认识覃美和杜雪。如果你们恰好看到这篇文章,恰好认识这两个贵州安顺乡下的女孩,请告诉我,她们还好吗?
如果你们就是覃美和杜雪,多年后偶然看到这篇文字,请记得:2009年愚人节那天,在郑州火车站,有一个陌生人被你们的笑容打动。那个陌生人如今想告诉你们,你们教会了他一件事——原来最有力的反抗,不是哭泣,不是抱怨,而是擦干眼泪,去把被没收的茶叶要回来,然后继续对着这个世界,笑靥如花。
十几年过去了,你们应该已经三十出头,或许早已为人妻母。不知你们是否还在卖茶叶,是否还在异乡漂泊。如果生活依然艰难,希望你们还记得十六七岁时那个愚人节的笑容。如果生活已经好转,希望你们偶尔也会想起,那个在火车站为你们拍照的陌生人。
这个世界很大,大到两个贵州山里的女孩消失在郑州的人海里,再无音讯。这个世界也很小,小到一篇千字文,或许就能穿越山海,找到想找的人。
我在找你们,覃美,杜雪。如果你们看到这些文字,或者有谁认识她们,请告诉我,她们过得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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