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毛主席的最后一记阳谋，一举改变美国政局，福特总统无奈叹息

1976年初，华盛顿的冬夜格外冷。福特总统的一位助手在白宫办公室里放下最新一份情报简报，压低声音说了一句：“尼克松要去北京了。”福特沉默了几秒，只回了一句：“他现在只是个普通公民。”语气平静，却带着难掩的烦躁。也正是在同一个时间段，北京中南海里，一场关于“邀请谁来访”的讨论，已经有了最后的答案。

这一年，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说，都是特殊的转折点。中国国内，周恩来总理在1月8日病逝，邓小平在此前已再度被批判，华国锋刚刚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全国政局处在调整与过渡之中。美国那边，距水门事件已经过去近两年，尼克松在1974年8月辞职，福特继任总统，为挽回美国形象而四处斡旋。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于1976年2月6日通过新华社对外发布了一则简短却分量极重的通告：中国政府邀请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及其夫人，于2月21日再次访问中国。这条消息一经播发，立刻在国际舆论场上激起波澜。很多人不解：为何偏偏是尼克松？为何在这个时机？

有意思的是，从外表看，这是一场普通的“前总统私人访问”。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才慢慢意识到，这背后，其实藏着毛泽东的最后一记阳谋。

一、中国为啥“请回”尼克松

先看一个时间对比：在尼克松接到邀请之前不久，也就是1975年12月，美国现任总统福特刚刚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按一般外交礼节来说，新旧总统间隔这么短时间在同一国“接力亮相”，确实不多见。所以，美国合众国际社第一时间就做出了一个判断：这次邀请，不是一般层面的安排，而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定。

外电评论直截了当：“周恩来已逝，邓小平又被‘打倒’，华国锋刚担任代总理，显然，邀请尼克松的，是毛泽东本人。”这句话的潜台词很清楚——在这种敏感时刻，谁能拍板请尼克松来，只能是毛泽东。

英国《泰晤士报》则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指出中国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进展缓慢有所不满。在尼克松辞职后，福特政府在对华问题上明显放缓脚步，重心转向同莫斯科的缓和。对福特来说，美苏关系是大棋盘，跟北京的接触只是其中一枚棋子。

福特上任后，多次向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示好，在核裁军、欧洲安全等议题上频繁接触。相较之下，对华政策显得谨慎甚至拖延。不得不说，这样的外交走向，自然会引起北京的警惕。中苏关系在整个70年代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中国对苏联的战略防范极为严肃，对美国立场的微妙变化也看得很清楚。

从中国的视角看，尼克松虽然因“水门事件”身败名裂，却是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关键人物。1972年那次破冰之旅，不仅改变了冷战格局，也让北京看到了利用美苏矛盾、打破被动局面的可能性。因此，即便尼克松已经下台，在毛泽东眼里，他依旧是一个可以“再用一次的棋子”。

尼克松本人当时的处境，显得有些凄凉。辞职后，他在美国国内声望跌入谷底，出版回忆录和演讲是主要收入来源，却依然面临经济压力，甚至有破产风险。精神状态也一度非常低落。这样一位前总统突然接到来自北京的邀请，自然倍感意外和欣慰。他很快答复同意来访，也看出这是一个可以修补个人形象的机会。

美国国内舆论却不太买账。反对者指责他“急于表现”“急于重新进入公众视线”，甚至有人挖苦说这是一次“阿谀奉承之旅”。尼克松向媒体强调，此行只是以“普通美国公民”身份访问中国，不代表任何官方立场，但这番解释并没有消除外界的疑虑。

对毛泽东来说，这正是关键所在。一个“失势的尼克松”，在美国政坛已经不再有直接权力，却依旧有广泛的人脉和象征意义。一旦邀请成行，就等于把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政策的争论，重新推到聚光灯下。阳谋就在于此：一切都公开透明，却又让对手不好拒绝，更难应对。

二、钓鱼台再握手，白宫坐不住

1976年2月21日，尼克松夫妇乘中国专机抵达北京，再次踏入这个曾经改变自己命运轨迹的国度。四年前，他以在任总统身份访华，举手投足都代表着美国政府；四年后，他以“前总统”身份重来，身后是未平的水门阴影和复杂的美国民意。

中国方面的接待规格，依然相当讲究。尼克松夫妇被安排入住钓鱼台宾馆，环境熟悉而又略带时过境迁的意味。第二天一早，他们先拜访了周恩来总理的遗孀邓颖超，这在礼节上是一个很讲分寸的安排，也释放出对老朋友的尊重。

随后，尼克松与华国锋进行了正式会谈。华国锋此时刚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同时又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在国内外都被视为毛泽东接班人的重点人选。美国政界和情报界对他充满好奇，却缺乏直接了解的渠道。因此，尼克松这次与华国锋面对面的长时间交谈，在华盛顿眼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当天晚上，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当年“破冰之旅”的场景。尼克松在席间多次举杯，谈及“中美关系的远景”“合作的必要性”，话语中既有自我安慰的意味，也有对未来政坛变化的隐隐期许。他清楚，自己已不可能回到权力核心，却依旧希望在对华问题上保留一些“历史功绩”。

真正让外界震动的，是2月23日传来的消息：毛泽东将会见尼克松。这时的毛泽东，已经81岁，长期劳累和疾病让他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震颤性麻痹使得动作不再利落，讲话也带着嘟哝般的含混。尼克松后来回忆说，尽管毛泽东说话不那么清晰了，思路却依旧敏锐，话题切入依旧直接。

这次会见持续约1小时40分钟，比1975年与福特总统会谈的时间只少了十分钟。对比之下，分寸感格外清楚：既不刻意拉长，也绝不怠慢。会谈具体内容没有向外界完全公开，但从后来相关回忆资料和部分谈话摘要看，中苏关系、美苏力量对比、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都是绕不开的话题。

会见结束时，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尼克松送给毛泽东一只瓷熊猫作为礼物，这在外交礼仪上属于象征友好的一种方式。毛泽东则以茶代酒表达感谢，在工作人员搀扶下，亲自送到门口，与尼克松挥手告别。动作缓慢，却颇有意味。

新华社很快对外发布了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夫妇的电讯，还配发了两人握手的照片。就是这张照片，让美国三大电视网抢着转播，在黄金时段滚动播放。美国观众再次看到那个深陷“水门阴影”的前总统与毛泽东并肩而立，许多人不由自主地要问一句：为什么是他？

美国政界的不安随即被放大。尼克松离开中南海后，又与华国锋进行了一场长达约9小时的深谈。从中国角度看，这当然是一次坦率的交流，从美国政界看，却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当时仍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在记者会上被问到尼克松访华一事，只能给出一句颇为微妙的回答：“当然，我们希望了解尼克松访华的结果和性质。”

这句“希望了解”，其实道出了福特政府的尴尬：既不能公开否定尼克松的行程，又无法控制他在北京说了什么，更要考虑国内选举政治的影响。白宫坐不住，却只能通过新闻报道和会后传闻来拼凑信息。

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的阳谋已经显现：所有安排都在公开场合进行，既符合外交礼节，又让美国现政府陷入一种“看得见，却不掌控”的尴尬位置。

三、舆论发酵，棋局渐变

比起官方会谈，尼克松在中国各地的行程，反而更直观地展现了这次访问的“特殊意味”。为了体现重视，中国方面安排他前往更多城市和地区参观。桂林的山水、广州的繁忙、从化的景致，都出现在行程中。

在这些地方，普通民众对尼克松的反应很真切。街道两旁聚集的人群中，有人喊着他的名字，有人挥手致意，还有人好奇地打量这位在报纸上见过多次的“美国前总统”。对于正处于人生低谷的尼克松来说，这种现场的热情无疑是一种心理上的巨大抚慰。他后来不止一次表示，这次访华给了自己“重新被肯定的感觉”。

法新社的一位记者写下了一段颇为犀利的评论，大意是：尼克松在中国变得越来越自信，心情明显好转，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心理上的“休克疗法”。说得有些夸张，但并不离谱。一个在国内饱受批评的政治人物，在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却被礼遇，以一种近乎象征性的方式，完成了“形象修补”。

2月29日，尼克松结束访华行程，与夫人搭乘专机返回美国。这趟旅程，从时间上看不到十天，却在国际政治和舆论层面掀起了不小波澜。接下来的发展，更能看出这记阳谋的深远布局。

大约一周后，来自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在美国俄亥俄州举行研讨活动，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政治含义。有学者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中国这一步棋，是同时向美国和苏联发出信号：在中苏关系依然紧张的大背景下，中国准备进一步利用与美国的关系来牵制苏联，而尼克松在这当中，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传话人”。

这个判断，与当时中国的大外交方向是吻合的。自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彻底恶化之后，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处境一度比较孤立。到70年代初，中美接触逐步展开，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3年基辛格多次来京，1975年福特访华，实际上都在推动中美关系的缓慢解冻。只不过，尼克松下台之后，这个进程明显受阻。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美国国内一些尖锐甚至焦虑的评论，英国舆论显得更加冷静。有英国学者指出，后人再提到尼克松，未必只会想到水门事件，他在推动中美关系改善上的作用，很可能成为更重要的历史记忆。这种看法未必是为他“洗白”，却点出了一个事实：在大国博弈的长时间轴上，某些政治人物的“污点”，不会完全抹去其在某些关键转折中的分量。

从毛泽东的角度看，尼克松这次访华，不只是在个人层面给这位“老朋友”一点安慰，更关键的是把美国国内的对华路线争论推到了台前。尼克松在行程中不断强调“中美合作的重要性”“需要继续推进关系正常化”，这些话被西方媒体反复引用，自然而然地对现任政府的谨慎甚至拖延，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对比。

有美国选民可能会这样设想：当年打开对华大门的是尼克松，如今却是福特在犹豫；如果对华政策不调整，美国在亚洲有可能丧失一个重要支点。这样的舆论氛围，对当年总统大选的影响，难以用简单数据衡量，却实实在在存在。

四、选举结果背后，那一记“阳谋”

时间推进到1976年下半年，美国正式进入总统大选阶段。福特以现任总统身份参选，共和党内虽然存在争议，但他拥有执政优势、行政资源和一定外交成绩。按常理推断，他并不缺少竞争筹码。

然而，福特政府对华政策的迟缓，对苏联的高度重视，加上国内经济、社会问题的叠加，使他的支持率始终不够稳定。而与之对阵的民主党候选人卡特，则选择了另一条路线——在外交主张中，适当地强调调整对华政策的必要性。

尼克松访华后形成的舆论氛围，在这里发挥了微妙作用。对相当一部分美国精英和舆论界人士来说，中国显然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力量。尼克松在中国受到礼遇的画面，中国领导人与他的会见，中国民众的热情，都在提醒华盛顿：如果继续在对华问题上犹豫，主动权可能完全落入别人手中。

在这种背景下，卡特提出对华政策应更务实、更积极，主张推动两国关系迈出实质步伐。对不少关注外交方向的选民而言，这一立场显然比“继续拖延”更具有吸引力。不得不承认，政治人物在竞选时对外政策的姿态，很大程度上会参考舆论风向，而这股风向，在尼克松访华之后，已经出现偏转。

1976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出炉。福特意外落败，卡特当选新一任总统。虽然选举结果涉及的因素十分复杂，包括经济状况、党派基础、个人形象等多重变量，但从对华政策角度看，福特的“迟疑”和卡特的“调整”立场，对最终局势无疑产生了影响。

从后来的发展看，卡特在上任后确实加快了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1978年底，中美宣布建立外交关系，1979年1月正式建交，这一连串的重大进展，正是对尼克松当年“破冰之旅”的延续，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毛泽东当年那步棋的深远用意。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1976年初那次“邀请前总统访华”的公开阳谋，美国国内的对华舆论会不会如此快速升温？卡特在竞选时会不会把“调整对华政策”放在那么重要的位置？这些问题，很难给出精准答案，却值得认真思考。

遗憾的是，毛泽东本人没能看到这一切的最终落点。1976年9月9日，他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距美国大选结果公布，还有一段时间。两个月之后，卡特胜选，福特黯然离开白宫。对于失去连任机会的福特来说，这场失利原因当然不止一条，但当他回头看那次尼克松访华、看那条新华社通告时，恐怕也只能无奈地感叹一句：有些局，是在别人的棋盘上已经摆好。

这就是那一年隐约交织的几条线索：北京的病榻会见，钓鱼台的夜谈，桂林和广州街头的呼喊声，俄亥俄州学者研讨会上的分析，华盛顿白宫的迟疑，选民投票时的犹豫。这些看似散落的场景，组合在一起，勾勒出一幅颇具张力的图景。

毛泽东用一场完全公开、光明正大的邀请，把一个已离开权力核心的美国前总统推回国际聚光灯下，让美国现任政府在国内外舆论前遭遇被动，又给了美国政坛后来者一个重新定义对华路线的机会。这里没有阴谋，没有密室交易，所有动作都摆在桌面上，却一步步牵动对手的节奏，这才称得上“阳谋”。

至于尼克松本人，他在晚年回顾这段经历时，多次提到中国，多次提到毛泽东。在他的政治生涯里，水门事件是一道抹不去的伤痕，而那两次踏上中国土地的旅程，却构成了另一种沉重而复杂的记忆。对他来说，这不仅是个人荣辱起落的一部分，也是身不由己地参与了另一国领袖精心布局的一盘大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