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王”赵宗刚：退伍后被召回，成为比“将军还少”的一级军士长

2008年的一个深夜，北方训练场的寒风刮得像刀子一样，一台坦克在演训归途中突然趴窝，车组几乎把能试的办法都试过了，依旧纹丝不动。有人在昏暗灯光下嘀咕：“要是赵宗刚还在，多半一耳朵就听出来哪儿坏了。”一句看似玩笑的话，其实已经道出了一个事实：在很多装甲兵眼里，赵宗刚三个字，就等同于一整套机修保障力量。

有意思的是，这位被战友称为“耳朵一竖就能听出病灶”的“兵王”，出身并不显眼。1968年，他出生在山东莱西一个普通农家。家里地不多，钱也不富裕，却有一点很明显：父母厚道、本分，对孩子要求不高，只求踏实做人。小时候的他，常被人看到蹲在地头拆收音机、摆弄废旧零件，弄得满手是油，母亲在一旁摇头唠叨：“小心别把自家东西折腾坏了。”嘴上埋怨，眼里却透着心疼。

初中毕业后，出于家境和现实考虑，他没再继续升学。田里多了一双年轻劳力，家里多了一份踏实的指望。白天锄地、插秧、挑粪，晚上累得倒头就睡，日子平平常常。谁都想不到，这个早上还在田里弯腰锄草的青年，很快就要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路。

1986年，18岁的赵宗刚在镇上看到征兵宣传。那一身绿军装，对很多农村青年来说，有种难以言说的吸引力。家里简单商量后，他决定报名。那一年，他从莱西出发，被分配到陆军某装甲团，正式成为一名新兵。说句实在话，刚进部队时，他对坦克的了解也就停留在“个头大、声音响”这几句，远远谈不上喜欢，更别提懂得。

一、从农家少年到装甲“修理通”

如果说新兵连更多考验的是体能和纪律，那真正改变赵宗刚人生方向的，是1993年那次牟平演习。那一年，他已是某装甲连的班长，在车组里算是骨干。演习打得正紧，突然一台坦克在行进中出现故障，动力急剧下降，车组被迫停车。现场时间紧、任务急，谁都知道这类关键时刻掉链子，影响的绝不是一两台车的问题。

“快看看怎么回事！”指挥员一句话让周围人心都提了起来。面对眼前这个钢铁庞然大物，赵宗刚却一时间愣住了——懂的只是驾驶和基础操作，真要深挖里面的“毛病”，他和战友一样束手无策。坦克停在那儿，炮塔黑洞洞地对着远方，他站在一旁，心里有股说不出来的憋屈。

演习结束返营的路上，他默默坐在车厢里，脑子里反复闪回那一幕。那天晚上，他和战友在营房门口抽烟，有人半开玩笑说：“老赵，要是你能把这玩意儿修得明明白白，以后咱连就不怕了。”他把烟头在鞋底一拧，闷声回了一句：“那就学，学到能修。”

也就是从那之后，他做了一个在很多人看来有点“折腾”的决定——主动改行，专门学坦克修理。那时连队技术骨干紧俏，肯扎进去的人不多，有些战士更偏向去炮长、车长那些更“显眼”的岗位。赵宗刚却偏偏选了这条路，他的理由也很简单：打仗时车一趴窝，谁能让它重新跑起来，谁就值钱。

不得不说，这样的硬啃并不好受。纸上画得顺利，真到实车上，螺栓间距、管线走向、油路分布，稍有疏忽就会出错。他就干脆把车当成“老师”，哪块不懂就趴在哪块多看几遍、有空多摸几次。试想一下，冬天天寒地冻，他钻进车底，脸贴着冰冷的钢板找管线，有时候手冻麻了拧不动螺丝，就把手搓热再来，久而久之，车上的每一处细小变化，他都能感觉得出来。

那段时间，有位军长对技术训练抓得很紧，要求部分骨干背熟坦克发动机的剖面图，把各个零件的位置和作用精确到“闭着眼都能默画”的程度。很多战士暗地里叫苦：“这东西太烧脑。”赵宗刚却咬着牙往里冲。几年下来，上百个零部件的形状、配合关系和工作顺序，他能在脑中像“放电影”那样按流程演示，几十张剖面结构图，他能在纸上默画出来，误差极小。

值得一提的是，他那时还没碰过民用汽车维修，连拖拉机结构都了解不多，全凭部队教材和实车练；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来说，这种硬生生往上“垒”起来的技术底子，随便翻翻就知道有多不容易。也正因为如此，当时部队里逐渐传出一句话：“装备有问题，找赵宗刚。”这句半真半玩笑的顺口溜，慢慢变成了许多单位心照不宣的共识。

二、“看听闻问”的绝活与“兵王”的分量

技术过硬，会在关键时刻显出价值。一次，连队在外执行任务，一台坦克行进途中出现怪异情况：行军间加水口盖通气孔往外喷水，车上临时处理无果。连里通过电话紧急联系正在外地巡修的赵宗刚，希望他远程给个主意。

“老赵，车子出怪毛病了，水从加水口这儿往外冒。”话还没说完，对面就传来一句：“把电话听筒放发动机那边，我听听声音。”战友愣了一下，还是照做。电话里传来低沉又夹杂着不规则敲击的轰鸣声，他侧耳几秒，缓缓开口：“重点查冷却系统，先看水泵，轴承那块多留心。”

等这边按他提示一一排查，没两个小时，又打回电话，声音里透着兴奋：“真找着了，就是水泵那儿出的问题，现在好了，全修好了！”仅凭一段模糊的发动机响声就能判断故障范围，这种本事不是一朝一夕练出来的。明里看是巧合，实则是长期和发动机打交道，对正常声浪、异常噪音形成了近乎本能的辨别能力。

在不断摸索中，他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看、听、闻、问”修理法。所谓“看”，是观察油色、水色、烟色以及各个部件表观状态；“听”，是判别声响节奏、敲击频率、共振情况；“闻”，字面意思不难理解，主要通过气味判断燃烧、漏油、漏气等问题；“问”，指的是详细询问车组操作过程、故障前后的变化，把零散线索串起来。听上去似乎有点朴素，但真正用在实车上时，这四个字背后是上千次拆装、调试的积累。

据部队整理统计，在之后的十多年里，他利用这套方法参与排除过两千多台“疑难杂症”发动机的故障，其中不少是在任务压力极大的时间节点上处理的。有人感慨：“他出手，大家心里就稳当。”这话听上去有点夸张，其实也道出一个现实：在兵力、装备相对紧张的情况下，一个熟悉装备、敢扛责任的技术骨干，往往能顶上好几个常规保障小组。

1998年夏天，东北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某驻地附近的小南海水库告急。水库用于防洪、灌溉，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问题偏偏出了在关键处：承担泄洪任务的发动机组出现故障，无法正常运转。那时赵宗刚正在外地参加培训，接到命令后，当晚便连夜赶回。

雨下得又急又密，水库边的空气潮得几乎能拧出水来。他披着雨衣赶到现场，顾不上喝一口热水，直接钻到发电机组下方。那一片空间狭窄、闷热，被水蒸气和油气混合得异常难受，人一进去，眼镜上立刻蒙上一层雾。他趴着、仰着，不断变换姿势查线路、摸机壳、听震动，整整在里面耗了四个多小时，直到把关键故障点找出并排除，发动机重新运转起来，泄洪设备恢复工作。

水库水位慢慢降下来，大家心里的石头也落地。还没等雨完全停下来，附近几十名群众就自发敲锣打鼓，把一面锦旗送到他手里。这种场景，对熟悉基层官兵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只是放在一个长期埋头搞修理、不怎么抛头露面的士官身上，多少显得有几分特别。

从入伍到中年，他参与抗旱、抢险等各类任务二十多次，有的是排内有组织抽调，有的是地方临时求助。不管任务大小，他往往都是那个最后离开现场的人。有人问他：“这么累，值得吗？”他笑笑：“车不停，人就跟着转呗。”这句话虽轻描淡写，却点出了他身上一个显著特点——对任务有种近乎固执的认真。

不只对部队，他对驻地群众也从不吝啬自己的技术。闲暇时间，他曾义务帮当地群众修理车辆约百余台，涵盖拖拉机、货车甚至一些工程机械，据粗略估算，替对方节省维修费用达八十多万元。对于那时的很多家庭来说，这不是小数目。有人想送点礼品表示感谢，他摆摆手：“这些都是顺手的事。”

在部队内部，他的贡献有目共睹，却并不容易完全体现在胸前的军功章数量上。入伍26年，他拿到的军功章加起来一共5枚，对比他承担的任务和做出的贡献，这个数字不算耀眼。原因一点也不复杂——很多集体立功、个人表彰名额，他主动往别的战友身上“推”。指导员们对此印象很深：“这个要退伍了，他让；那个刚提干表现不错，他也让。”在他心里，荣誉更像是对整个班排、整个连队的认可，他能做的，是让更多年轻战友的档案上多一笔“亮点”。

当然，涉及到集体荣誉时，他又是另一个样子。有战友回忆：“单位参加比武竞赛，他总是抢着报名，说这种机会不能错过。”在他看来，“为荣誉而战是军人应有的境界”，这并不和日常的谦让相矛盾，反而正好构成了他性格中两个看似对立、实则统一的侧面。

三、从优秀士官到“比将军还少”的一级军士长

随着年龄增长，他在技术岗位上的经验越积越厚，职务和等级自然也随之升高。军队士官制度改革后，高级士官尤其是一级军士长的数量十分有限，被称作“比将军还少”。在这个序列里，能走到最顶级的位置，不仅要求技术过硬，还要在长期服役中保持稳定表现、注重传帮带。

赵宗刚一路从普通战士成长为班长、技师，从技术骨干再到高级士官。他曾两次获得军队科技进步奖，被表彰为“全军爱军精武标兵”、“全军优秀士官”。这些荣誉背后，既有他在修理岗位上的创新探索，也有他在训练中压着时间、压着标准一点点往高里追的付出。有一次全军层面的技术比武，他所在单位派出参赛队，他参与的课目成绩突出，受到上级表扬。那时他已经不再年轻，却仍然保持着新兵般的冲劲。

2010年，一个对他而言不小的节点到来了。这一年，赵宗刚因在长期技术工作中表现突出，被批准享受国务院“特殊政府津贴”，成为当年全军范围内仅有的三名获得这一殊荣的战士之一。对很多科研人员来说，这类津贴更常见；落在基层士官身上，则显得格外醒目。这个决定，既是对他个人水平的认可，也传递出一个信号：扎根一线、专注装备技术保障，同样可以走出一条极具含金量的成长道路。

那时，他已是部队里少见的一级军士长。按军队编制结构看，这一级别的高级士官在数量上极为稀少，又被战友笑称“比将军还少”。称谓虽然略带幽默，但其中的含义不难理解：技术体系里，一级军士长属于顶尖层级，既是经验积累的“终点”，也是后辈学习的“标杆”。

在很多青年士官眼里，他不仅是会修车的“老赵班长”，更是教他们如何与装备打交道、如何在平凡岗位上做出成绩的那个人。有年轻战士曾在夜里巡修时问他：“赵班，干修理这么多年，后悔吗？”他停了片刻，说了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不懂装备的人，打仗时心里没底。干这一行，累是累，可是看着车跑得顺了，心里踏实。”

在传帮带方面，他通常采取“示范+放手”的方式。复杂故障，他先带着年轻人一起拆、一起查，关键步骤讲清原理，之后再刻意让对方自己尝试，他只在旁边盯着。这样培养出来的骨干，出任务时就敢接“烫手山芋”。不少人后来坦言：“真正在任务现场敢动手，多半是被他逼出来的。”

几十年下来，赵宗刚的身份，不再只是一个“修车的兵”，而是装备体系里的“压舱石”。在和平时期，他更多出现在修理车间、训练场边缘的阴影里，身上带着些许机油味，脸上永远挂着太阳晒出的黝黑；而在任务最紧张、时间最紧迫的时候，他往往是那个背着工具包，冲在最前面的身影。

2017年，服役满31年的赵宗刚办理了退役手续。对一个1968年出生的老兵来说，这个时间节点并不算早，无论是从身体状况还是家庭责任看，退下来都合乎情理。那天，他整理行囊时，有年轻战士红着眼眶说：“赵班，一走，这车间都空了。”他笑着回了一句：“设备还在，你们都在，就不会空。”话说得轻松，心里那股离开的复杂滋味，却很难用语言完全表述。

退役后的他，很快适应了地方工作节奏。凭借多年积累的技术和作风，他在新的岗位上也干得井井有条，只不过场景从军营变成了地方单位。按一般人的理解，这样的转变已经足够圆满——当兵三十多年，荣誉等身，退伍后找个安稳工作，照顾家庭，颇有“收官”的意味。

四、退伍不褪色，再次被部队“点名”召回

故事到这里似乎可以画上句号，但事情的进展，却出现了新的转折。退役不久，北部战区某部向他发出返聘邀请，希望他能重回部队，继续承担关键技术岗位的工作。原因不难理解：随着装备更新换代与人员流动，一些单位在专业技术骨干方面出现空缺，尤其是像他这样熟悉多型装备、又有丰富实战化保障经验的一级军士长，更是难得。

接到电话时，负责通知的干部开门见山：“部队现在缺你这样的人。”据战友回忆，他沉默了几秒钟，只问了一句：“什么时候到？”随后便答应返岗。这个决定，从生活角度看并不轻松。退到地方后，家庭节奏刚刚稳定，要再次回到高强度的军营生活，需要重新调整。但他显然把“装备和战友离不开”放在了个人舒适之前。

重新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有战友笑着说：“赵班，这一身你脱不下来。”他只是摆摆手，却按原有习惯，把帽檐压低，第一时间走向熟悉的车间。相较于年轻时的锐气，他这个阶段多了一份沉稳，处理问题也更加老练。新装备的技术资料一摆到桌上，他照旧是那个喜欢“抠细节”的人，一页页看，遇到新原理、新结构，就跟年轻技师一起研究。

返聘后的他，并不是简单重复过去的工作，而是更多承担起技术体系梳理、经验总结和培训指导的重任。技术难题会上，他会把多年来积累的“土办法”和标准化流程进行对照，筛选出可推广的部分，吸收进正式教材；在训练场，他会让年轻维修骨干按照实战化要求组织保障演练，从发现故障到排除故障，再到总结评估，每一个环节都不放松。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返聘并非象征性安排，而是真正需要他到位、到岗、到一线。很多夜里，修理方舱灯光通明，他依然守在设备旁边，看年轻人操作，必要时伸手帮一把。有人劝他：“现在是返聘，没必要这么拼。”他只是笑笑：“干这行，不盯细一点，就容易漏。”短短几句话，把他对这份工作的态度说得很明白。

从18岁入伍，到60岁前后仍在为部队装备保障奔忙，这条路拉长开来看，几乎把一个人的壮年全部投入到同一条战线。有人用“传奇”来形容他的经历，其实用更朴实的词可能更贴切——他就是那种在一个岗位上，把所有耐心、韧劲和精力都一股脑压上去的人。

退回整体来看，赵宗刚身上有几个特征颇为典型。其一，出身普通，却始终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该吃的苦不躲，该钻的“牛角尖”不避开；其二，技术过硬的同时，不把功劳看得太重，军功章能让就让，把机会留给年轻战友；其三，在关键时刻，愿意放下个人生活安排，听从部队召唤，再次回到那片早已熟悉的土地。

在部队的长年生活里，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孤立。不同兵种、不同岗位，都有类似的老兵默默守着各自的职责。赵宗刚之所以被广泛提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所处的技术岗位，在新时代军队建设和高技术装备运用中，显得尤为重要。一个一级军士长身上凝聚的经验与能力，往往要用许多年的磨炼才能积累起来。这种积累，一旦和科学训练、规范管理结合起来，就能悄无声息地转化为部队真正的战斗力。

就这样，从山东莱西那个爱拆收音机的农家少年，到装甲部队里远近闻名的“修理通”，再到被称作“比将军还少”的一级军士长，又在退伍后被部队点名请回，他的几十年，几乎被牢牢绑定在“装备”二字上。那些不起眼的油渍、磨得发亮的扳手、被翻得起毛的技术资料，连在一起，构成了一名老兵极为具体、也极为清晰的人生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