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兵的日记：苏军对女人太狠，日本姑娘的遭遇很痛心

时间来到了1956年，土屋正雄总算拿到了回日本的船票。

这位前关东军宪兵队的中尉，先是被押到西伯利亚干了两年苦力，后来又在中国接受了几年的劳动改造。

如今站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海岸线，他脑子里并没有想什么未来，反倒是一个劲儿地往回闪——定格在11年前齐齐哈尔的那一幕。

那会儿他正被押在去往西伯利亚的列车上，路过一片白桦林。

他凑到车窗边往外瞧，眼前的景象让他当场愣住了。

路边蹲着七个日本人，两男五女。

这些人身上竟然一丝不挂，下半身随手扯了个破麻袋片稍微挡了挡，一个个腰弯得像在那儿折断了似的。

这画面带来的冲击力太大了。

不光是因为看着同胞遭罪心里堵得慌，更重要的是，这一眼，把所谓“皇军”最后那点遮羞布，彻底给扯没了。

这几个人是怎么混到这步田地的？

把时间轴往回拨两个月，回到1945年8月，你会发现这根本不仅仅是打输了仗的问题，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甩包袱”。

所有的悲剧，在8月12日那天凌晨，其实就已经板上钉钉了。

当时的齐齐哈尔，那叫一个叫天天不应。

海拉尔那边，苏军的坦克大军已经把日军给推平了，满洲里的宪兵队也没跑掉，全折在那儿。

龙江县城的骑兵教导队被打散，昂昂溪的伪军一看形势不对，直接反水。

齐齐哈尔彻底成了一座孤岛。

就在这节骨眼上，关东军第四军的主力拍板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在日军高层看来那是“保存实力”，可对老百姓来说，简直就是把人往火坑里推：主力部队要在12日凌晨，趁着黑灯瞎火，溜到哈尔滨去。

说大白话，就是当兵的先跑了。

留给齐齐哈尔的是个什么烂摊子？

也就一百来号宪兵，几个靠不住的伪军，还有几万名吓破了胆的日本侨民和难民。

这里头，有一笔账算得那是相当冷血。

主力部队撤退，带不走这么些人。

在这场注定要完蛋的跑路行动中，人命被分成了三六九等。

头一等，是主力部队，那是必须要保住的“本钱”；第二等，是军官的家眷；排在老末的，才是那十几万普通的日本开拓团民和侨民。

土屋正雄手里有点权力，他是宪兵中尉，搞到了一张“特权票”。

宪兵队硬是挤出了最后一列火车，专门把妇女儿童往哈尔滨送。

在站台上，土屋正雄送走了老婆和刚满三个月的闺女。

这搞不好就是最后一眼了，但他愣是一滴眼泪没掉。

为啥？

因为他心里跟明镜似的，比起那些被扔在站台下面、眼巴巴看着火车开走的几万难民，他老婆孩子能挤上这趟末班车，那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

随着汽笛声越来越远，剩下的这几万侨民，就成了被组织抛弃的“坏账”。

没当兵的护着，没火车坐，连口吃的和厚衣服都没有，这几万人怎么活？

土屋正雄也想过折腾点动静出来。

他把以前藏在老百姓家里、原本打算给特务用的那一百多袋大米和盐都翻了出来。

这堆东西平时看着挺多，可往几万人的难民堆里一扔，连个响儿都听不见。

大街上饿死的人随处可见，为了抢一口吃的，以前见面的老乡现在都能动刀子。

这便是体系崩塌后的头一个阶段：吃饭的家伙什儿没了。

紧跟着，第二个阶段来了：保命的底线没了。

8月19日，苏军进了城。

这对于没跑掉的日本女人来说，真正的鬼门关才刚开。

难民堆里到处在传吓人的消息：苏联兵正在满世界找日本女人。

为了能活命，女人们真是把招都使绝了。

头发剪得跟狗啃似的，用锅底灰把脸抹得乌漆墨黑，套上男人的破棉袄。

天一黑就把门窗死死钉住，年轻姑娘整宿不敢合眼，围着火堆坐到大天亮，上了岁数的老太太就拎着棍子守在门口。

可这招并不怎么管用。

有一天，一队苏军开着大卡车来发吃的。

饿急眼的难民一下子就涌了上去，场面瞬间乱了套。

推推搡搡中，有人动起了手。

苏军士兵眼尖，发现那些穿着男人破烂衣服、脸上抹着黑灰的“汉子”，身形看着不对劲。

后果那是相当惨。

苏军借口镇压闹事，直接把人抓了。

二十多个日本男人当场就被毙了，而那十几个乔装打扮的年轻姑娘，被强行塞进卡车，拉到了城外的兵营里。

过了一个月，这些姑娘被放回来了。

一个个衣服破成条，路都走不稳，稍微来阵风都能给吹倒。

面对这种死局，当时的管理者——也就是留守的那帮宪兵，给出的招数是什么呢？

不是去谈条件，也不是组织撤退，而是发毒药。

宪兵队长把氰化钾分给家属，板着脸下了道死命令：“要是被人糟蹋了，就立马吞了这个自尽。”

这命令背后的逻辑，那是典型的“日式脑回路”：既然组织保不住你的人身安全，那你就把自个儿毁了，好保全组织的“面子”。

还真有人听了吗？

有。

从海拉尔逃出来的三个年轻姑娘，在难民收容所帮忙。

一天晚上，六七个苏军破窗户跳了进去。

第二天一大早，人们发现这三个姑娘已经吞了氰化钾，身子都凉了。

但这毕竟是极少数。

在生死关头，人想活下去的本能，那是把什么虚头巴脑的教条都给压下去了。

绝大多数日本女人，在被国家抛弃、被丈夫扔下（或者被抓走）、又要面对苏军暴行的三重绝境下，做出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选择。

既然日本人护不住我们，那就找能护得住我们的人。

找谁？

当地的中国老百姓。

这是个听着挺不可思议，但又特别实在的现象：在短短一个多月里，成千上万的日本女人，压根不管对方家里穷富、长得咋样，甚至不管是不是残疾人，争先恐后地嫁给了当地的庄稼汉、车夫和小商贩。

这笔账，她们心里算得比谁都清楚。

留在难民营，大概率是饿死，或者被苏军拖走折磨死；吞了氰化钾，一了百了，人也没了。

而嫁给中国人，虽说是背井离乡，虽说语言不通，但起码能有一口热乎饭，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最要紧的是——能拿这个当掩护，躲过苏军的搜捕。

据后来统计，抗战胜利后，东北大概有十多万日本女人嫁给了当地老百姓。

这十万桩跨国婚姻，图的不是情情爱爱，而是绝望里的那根救命稻草。

这是弱者在那个大厦倾倒的年代，为了活下去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回过头再看1945年8月的齐齐哈尔，你会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活法”。

一种是关东军高层。

他们的算盘是“止损”。

主力先溜，军官家属先撤，剩下的平民和下级兵当作“垫背的”扔在那儿不管。

另一种是被扔下的日本女人。

她们的算盘是“生存”。

当国家机器不再管她们死活，甚至逼着她们自杀的时候，她们果断切断了跟原来身份的联系，融入了曾经被她们看作“低人一等”的当地社会。

讽刺的是，那些想靠氰化钾保住“尊严”的人死了；那些想靠伪装躲过去的人被抓了；反倒是那些放下面子、嫁进中国农家的女人们，大都活了下来。

土屋正雄在西伯利亚的寒风里看到的那个七个赤条条的日本人，保不齐就是那些既没挤上火车、又没来得及融入当地社会的“弃子”缩影。

他在日记里写道：“苏军对日本女人下手多狠啊？

他们的报复太残忍了，日本姑娘的遭遇真让人心疼！”

但他或许更该反问一句：是谁把这些姑娘扔进狼窝里的？

当大难临头，所有的“忠诚”和“体面”，在求生本能面前，都脆得跟张废纸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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