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一汉奸夜审地下党，拷打一半时忽发现，对方竟是自家亲戚

1940年的那个夏天，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豫东平原上，花园庙炮楼的一间黑屋子里，空气像是凝固了一样，混杂着铁锈味和发霉稻草的气息。

伪军的小头目刘德山，歪着身子窝在一把红木太师椅里，手里那根皮鞭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腿。

在他正对面，悬空吊着个年轻后生，身上的衣服早就成了布条，皮肉翻卷，看着触目惊心。

这小伙子名叫陈子良。

就在几个钟头前，他还一口咬定自己是个倒腾蒜头的庄稼汉。

刘德山这人，原本就是市井里的无赖，后来看着日本人势大，便换了身皮混了个小队长当。

他审讯人的路数简单粗暴：进了这道门，不管有罪没罪，先扒层皮再说。

尤其是那种细皮嫩肉、看着像识字的，在他眼里多半都跟抗日沾边。

可在陈子良心里，身上这点疼不算什么，真正要命的是那场看不见硝烟的心理战。

他得在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眼皮子底下，把那个漏洞百出的谎给圆回来。

那一夜发生的事，谁也没料到。

最后把陈子良从阎王爷手里拽回来的，不是黄澄澄的金子，也不是外面的突击队，居然只是一个名字。

说到底，这还得从那个混乱世道里，伪军那点不想让人知道的小算盘说起。

把日历往前翻个两整天。

陈子良肩膀上压了个千斤重的担子：把一份绝密情报送到亳县北边的赵集去。

这情报可太关键了，上面密密麻麻记着的，全是日伪军在豫东集结兵力、打算搞大扫荡的详细图谋。

那会儿仗正打得胶着，鬼子在豫东修的炮楼多得像林子里的蘑菇，封锁线拉得比渔网还密。

这消息要是送不到，亳县那边的抗日队伍搞不好就得让人家包了饺子，连个防备都没有。

摆在陈子良面前的第一道坎，倒不是路有多难走，而是这戏该怎么演。

他是抗大分校出来的，肚子里装的全是打仗的韬略，可要在敌占区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混日子，他还嫩了点。

组织上想得周到，特意给他指派了个搭档——王萌琳。

这姑娘土生土长，路熟，人情世故也通透。

俩人一碰头，立马就得拍板个大事：顶着啥名头过卡子？

那年头的豫东，伪军设的关卡那是雁过拔毛。

装走亲戚的？

人家能把你祖宗三代都问个底掉。

装要饭的？

身上藏不住东西啊。

最后，他们定了个看似笨拙、实则精明的法子：卖大蒜。

心里的算盘是这么打的：一来，这玩意儿味儿冲，好几百斤往车上一堆，那股子辛辣味能把别的味道都盖住，负责搜查的伪军闻着味儿就得捂鼻子，哪还有心思细翻？

二来，推着这么沉的车，走得慢、满头大汗那是天经地义，路上磨蹭点也不惹眼。

就这么着，一辆独轮车，几捆大蒜，那份要命的情报就压在车底的夹层里，外头糊得全是烂泥。

陈子良给自己编排好了身世：家住黄水窝村，家里穷得叮当响，只能靠种菜过活，这回是跟邻村的亲戚（王萌琳）合伙出来卖蒜，想换几个救命钱。

这一套嗑，他俩出发前那是对练了无数回。

哪儿的人、地里种啥、村口有个啥记号，那是张嘴就来。

可偏偏，百密一疏。

这一路上，那车大蒜还真就立了功。

那股子冲鼻子的辣味，让好几拨查岗的二狗子皱着眉就把手挥了，让他们赶紧滚蛋。

直到他们撞上了花园庙据点。

这地方可是个硬茬子。

炮楼修得老高，里面蹲着的伪军也多。

再加上最近外头风声紧，这儿查得比别处严了好几倍。

轮到他们过关的时候，好几个端着枪的伪军围了上来，刺刀往蒜堆里乱捅。

陈子良弯腰驼背，一脸讨好，嘴里念叨着那套“种地养家”的说辞。

坏菜就坏在他的那双手上。

负责搜身的是个老兵油子，眼睛毒辣得很。

他一眼就扫到了陈子良的手掌心——虽说那是特意用泥抹脏了的，可那手指关节匀称，手心里根本没有常年握锄头磨出来的老茧。

“种地的？”

那老兵油子冷笑一声，“我看你这手，倒像是拿笔杆子的少爷。”

这一下子就露了马脚。

在那个年月，庄稼汉的手就是身份证，长成陈子良这样，要么是有钱人家的公子哥，要么就是念书的学生——在日本人看来，这两号人都得抓，尤其是后者，十有八九是“赤色分子”。

那帮伪军当场就要扒衣服搜身。

旁边的王萌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插嘴说表哥前阵子病了一场，没干重活。

但这解释对着黑洞洞的枪口，显得苍白无力。

那帮人根本不听，直接把陈子良从车边架走，拖进了据点大院。

就在这节骨眼上，王萌琳做出了一个极其痛苦但却无比正确的决断：她没哭没闹，也没傻到去硬抢人，而是推起车子接着往前走，脚底抹油，迅速离开了是非之地。

因为那份情报还在车底下压着呢。

人折进去了，要是情报再丢了，那之前的牺牲可就全打了水漂。

陈子良被推进审讯室的时候，外头天早就黑透了。

等着他的正是那个叫刘德山的伪军头子。

刘德山这号人，方圆几十里名声臭得很。

原先就是个地痞流氓，有奶便是娘，给日本人办事后，欺负起老百姓来心狠手辣。

但他骨子里有个特点，就是“土”。

他脑子里没那么多“大东亚共荣”的鬼话，装的还是那一套老掉牙的宗族乡党规矩。

一上来就是一顿杀威棒，陈子良被打得后背、腿上全是血印子。

“招了吧，哪条道上的？

藏了啥机密？”

刘德山端着茶碗，慢悠悠地问。

陈子良咬碎了牙往肚里咽，还是那句话：“老总，真是冤枉啊，俺就是黄水窝村种地的。”

刘德山乐了，这种嘴硬的他见得多了。

他把茶碗一撂，走到陈子良跟前：“黄水窝村是吧？

成，那咱爷们就唠唠这黄水窝村。”

刘德山对这一片太熟了。

他开始盘问村里的细枝末节，村头有座啥庙，村尾住了哪户人家，谁家刚办了喜事。

这简直就是一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考试”。

只要陈子良有一句话对不上，等着他的就是枪子儿。

好在他之前背资料那是下了死功夫，前面的问题居然都对答如流。

直到刘德山冷不丁抛出一个名字：“村西头那个陈家公，你认得不？”

这个名字，就像个炸雷在陈子良脑子里响了。

他在背那些掩护身份的材料时，确实扫过一眼这个名字。

按那个编好的“剧本”，这人算是他这个假身份的亲戚。

这会儿，摆在陈子良面前有两条路。

第一，装傻充愣。

就说村子大，不熟，含糊过去。

这样最稳妥，不会因为说错细节露馅。

第二，攀亲戚。

硬着头皮认下这门亲，赌一把大的。

陈子良盯着刘德山那双阴森森的眼睛，脑子飞快地转：刘德山既然特意提这人，说明他跟这人有点瓜葛。

在这个讲究宗族关系的农村，这没准就是唯一的活路。

“认得。”

陈子良喘着粗气说道，“那是俺表舅。”

屋里的空气一下子安静了，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刘德山愣了一下。

他本来也就是想诈一诈这个“小白脸”，没成想对方真能接上茬，而且辈分叫法还没错。

“你表舅？”

刘德山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那你知不知道他有个侄子在外头混事？”

这一问，其实就是在对切口。

陈子良哪里知道陈家公的侄子是何方神圣，但他听出了刘德山话里藏着的话。

再看看刘德山的岁数、口音和这副地头蛇的做派，一个大胆的猜想在他脑子里冒了出来。

陈子良没直说知道还是不知道，而是顺着那个年头宗族关系的逻辑回了一句：“俺表舅常念叨，家里有人在外头出息了那是光宗耀祖的事，只是好些年没见了，咱也不敢乱攀这门亲。”

这话回得那是滴水不漏，既把对方捧高了，又把自己为啥不认识这事给圆上了。

刘德山不吭声了。

因为那个“陈家公”，正是刘德山的三叔。

当年刘德山在村里混不下去跑路的时候，三叔接济过他。

这时候，刘德山心里开始打小算盘了。

要是别的抗日分子，宰了也就宰了，还能去太君那儿领赏。

可眼前这个被打得半死的后生，竟然能说出自家三叔的底细，还能扯上表亲关系。

在那个年代的乡下，这叫“拐弯亲”。

要是把自己家的亲戚（哪怕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交给日本人杀了，这事要是传回老家，传到三叔耳朵里，他刘德山以后就算发了横财，也没脸回乡祭祖，得被人戳断脊梁骨。

这就是伪军这帮人普遍存在的“软肋”：他们能背叛国家，因为国家太大了摸不着；但他们不敢背叛宗族，因为宗族太实在了，抬头不见低头见。

刘德山盯着陈子良瞅了半天，心里的天平歪了。

“放人。”

刘德山突然挥了挥手。

手底下的小兵听傻了：“队长，这小子手嫩得很，肯定有问题…

“老子让你放下来！”

刘德山瞪了手下一眼，“这是俺家亲戚，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陈子良被放了下来。

刘德山甚至让人拿了点草药给他胡乱抹了抹伤口，然后摆摆手：“滚吧。

以后招子放亮在大点，别往枪口上撞。

今儿这事儿烂在肚子里，别给老子惹麻烦。”

陈子良强忍着钻心的疼，走出了那个鬼门关。

出了虎穴，陈子良拼了命地往前赶。

在几里地外的一片小树林边，他追上了正急得团团转的王萌琳。

两人啥废话没说，推着那车立了大功的大蒜，连夜赶路。

第二天，他们到了赵集。

情报顺顺当当送到了党组织手里。

正是因为这份情报，豫东的抗日武装提前摸清了日伪军的动向，迅速带着机关和老百姓转移了，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鬼子精心策划的扫荡，最后扑了个空，连根毛都没捞着。

回过头来再看这事，陈子良能活下来，看似是运气好“撞到了亲戚”，实则是赢在把人性给琢磨透了。

他利用的，就是刘德山这种伪军头目心里那点见不得光的矛盾。

像刘德山这样的人，抗战那会儿并不少见。

他们就是墙头草，没啥信仰，只认利益和乡土关系。

鬼子厉害的时候，他们跟着作恶；可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比如宗族名声、给自己留后路），他们又开始摇摆不定。

那个晚上的审讯室里，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打斗，只有一个冷静的地下党人，稳准狠地戳中了敌人的软肋。

至于那个刘德山，抗战胜利后，他和其他许多手上沾血的汉奸一样，没能逃过法律的审判。

当他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时，不知道会不会想起1940年那个夏天，那个被他随手放走的“表亲”。

而陈子良和王萌琳，继续隐没在豫东的人海里，在隐蔽战线上一直战斗到了胜利的那一天。

那车大蒜的味道，或许早就散了；但那惊心动魄的一夜，却成了那个时代地下斗争最真实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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