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翠平，这件旗袍你收好，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它。"
那是余则成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1949年深秋的那个夜晚，他把一件藏青色旗袍塞进我手里，眼眶红得吓人，声音却稳得像一块铁。
两个月后，我被人堵在屋子里，外头的人喊着要抓"特务婆娘"，女儿在炕上哭得撕心裂肺。
我抱着那件旗袍，手指摸到袍角那道硬硬的针脚，终于想起了他的话——"关键时刻能保命"。
我咬断了线头，从夹层里抽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翻过来的那一瞬间，我的腿一软，整个人瘫倒在地上，嚎啕大哭。
01
时间回到两个月前。
1949年10月，天津刚刚解放不到一年，余则成在军统天津站的身份早已经暴露了大半。
组织上传来紧急指令——军统残余势力正在撤往台湾，余则成必须跟随撤离，继续执行更深层的潜伏任务。
那天下午余则成提前回了家，脸上的表情比平时还要冷，冷到我一看就知道出了大事。
他进门先看了一眼炕上睡着的女儿念乔，伸手摸了摸孩子的脸，手指微微发颤。
念乔刚满八个月，胖嘟嘟的小脸蛋红扑扑的，睡得正香，浑然不知她的父亲即将远去万里。
"则成，出啥事了？"我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走过去问他。
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把门关上，又把窗户也关严了，拉上那块打了补丁的蓝布帘子。
屋子里一下子暗了下来，只剩下桌上那盏煤油灯发出微弱的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翠平，我要走了。"他终于开口，声音低得像是从喉咙底下挤出来的。
我愣了一下："走？去哪？"
"台湾。"
这两个字像一盆凉水从我头顶浇下来，浇得我浑身发冷，连呼吸都停了半拍。
台湾——那不就是国民党跑的地方吗？他去台湾，什么时候能回来？能回来吗？
"组织上的决定。"余则成靠在门板上，双手抱在胸前，眼睛看着地上的某个地方，不看我，"军统要往台湾转移核心情报网，上面需要我跟过去。这是命令，翠平，我没有选择。"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嗓子眼像被人掐住了一样，半天挤不出一个字。
从1946年到天津潜伏，到现在1949年，三年多的时间，我和余则成从一对吵架拌嘴的假夫妻，变成了真正的一家人。
他嫌我粗鲁，说我吃饭吧唧嘴、走路跺脚、说话像打仗；我嫌他磨叽，明明三句话能说清楚的事非要绕十八个弯子。
可就是这样一个磨叽的男人，在我半夜发烧的时候摸黑出去给我买药，回来的时候裤腿上全是泥。
他教我认字看报，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写错了他也不嫌烦，擦掉了再写，写错了再擦。
我教他包饺子腌咸菜，他笨手笨脚地把饺子皮捏成了馄饨，我在旁边笑得直不起腰，他就绷着脸说"再笑就不学了"，可第二天还是老老实实地坐在案板前接着学。
念乔出生的那天晚上，他在产房外面急得满头大汗，鞋带都系反了都不知道，走廊来回走了不下一百趟，把地砖都快磨出沟来了。
接生婆把孩子递出来的时候，我从门缝里看见他的手抖得连孩子都快抱不住了，嘴唇颤着，眼圈红了一大圈。
那一刻我就知道，这个男人不是在演戏了。
可现在他告诉我，他要走了，去台湾，去那个隔着一道海峡的地方。
"那……我和念乔呢？"我的声音哑得不像自己。
余则成终于抬起头看我，他的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亮得吓人，像两块被磨得锋利的石头，可那亮光的底下，分明是憋着泪。
"你留下来。带好念乔，等天下太平了，我会回来找你们。"
02
那天晚上余则成一夜没睡。
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也睡不着，假装闭着眼睛，偷偷看他在灯下忙活。
他从柜子底下翻出一件藏青色的旗袍——那是刚到天津时组织上给我配的，为了让我像个"太太"，可我穿了一次就再没碰过，嫌它勒得慌。
余则成把旗袍铺在桌上，从贴身的衬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油纸包，小心翼翼地打开。
灯光昏暗，我看不清那油纸包里是什么，只看见他从里面取出一张硬纸片似的东西，对着灯光看了很久。
然后他从针线篮里找出一根针、一截粗棉线，开始在旗袍的衣角处缝起来。
余则成的针线活比我还差，手指被扎了好几次，他也不吭声，只是把手指头放到嘴边吮一下，继续缝。
我在炕上憋不住了，坐起来说："你倒是让我来啊，笨手笨脚的。"
他吓了一跳，回过头看我，半晌才说："你醒着呢？"
"你在那咣当咣当的，铁打的也醒了。"我下了炕趿拉着鞋走过去，伸手去拿旗袍。
余则成却一把按住了旗袍，不让我碰。
"别动。"他的语气突然变得很严肃，跟平时在站里开会时一样，"翠平，这件事你听我说，不许插手。"
我被他这副样子镇住了，缩回手站在一旁。
他用那笨拙的针脚把旗袍衣角缝成了一个小口袋，把那张硬纸片封进了里面，又用细密的针脚封口，最后还在外面多缝了一层布。
做完这一切，他把旗袍叠好，塞进一个布包里，递到我手上。
"翠平，你听好了。"他双手握住我的肩膀，眼睛直直地盯着我，"这件旗袍你好好收着，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拆开它。"
"里面是什么？"我问。
"一张照片。"
"什么照片？"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加重了手上的力道，捏得我肩膀生疼。
"翠平，记住我的话——如果有一天，有人要害你和念乔，你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拆开这件旗袍。里面的东西，关键时刻能保你们的命。"
我看着他的眼睛，看到那里面翻涌着很多东西——焦虑、心疼、不舍，还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很深很深的恐惧。
那种恐惧不是为他自己，是为我和念乔。
"则成……"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
他用拇指擦掉我脸上的泪，声音突然变得很轻："别哭。哭了念乔要醒了。"
03
第二天天还没亮，余则成就走了。
他穿着那件灰色的中山装，拎着一个旧皮箱，站在院子门口回头看了我最后一眼。
晨雾很浓，他的身影在雾里模模糊糊的，像一幅没画完的水墨画。
我抱着念乔站在门槛上，孩子在我怀里蹬着小腿，咿咿呀呀地冲他伸手。
余则成走过来，低头在念乔的额头上亲了一下，然后抬起头看着我。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伸手理了理我耳边的一缕碎发，手指的温度贴在我的耳廓上，烫得我心口发颤。
他的大拇指在我的耳垂上停了一秒，像是在确认什么——确认这个触感、这个温度，好把它刻进骨头里带走。
然后他退后一步，挺直了腰板，对我敬了一个军礼——不是军统的军礼，是八路军的军礼。
这是他在家里唯一一次用这个身份面对我。
"等我。"他说完这两个字，转身走进了晨雾里。
他的步子很快，走了大约二十步的时候停了一下，像是想回头，但最终没有——他只是站了两秒钟，然后继续走，越走越远，直到被晨雾整个吞没。
我看着他的背影一点一点消失，眼泪无声无息地往下淌，滴在念乔的小毯子上，洇成一朵一朵深色的印子。
余则成走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子照常过。
可"照常"这两个字背后藏着多少硬撑的力气，只有我自己知道。
晚上睡觉的时候，炕上空了一半，我习惯性地往左边翻身，手伸过去摸到的是冰凉的炕席，不是他温热的脊背。
每到这时候我就把念乔挪过来放在旁边，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假装身边还有人。
我把那件藏青旗袍用油纸包了三层，塞进了炕洞里最深处的砖缝里。
白天我带着念乔该干嘛干嘛，洗衣做饭、喂鸡劈柴，跟邻居方敏秋一起排队买粮食。
方敏秋是隔壁的寡妇，人老实巴交的，丈夫前年死在辽沈战役里，留下她一个人带着个四岁的儿子过。
她看我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隔三差五帮我搭把手。
"翠平姐，你家那位出差去了？"方敏秋有一次一边帮我晾衣裳一边问。
"嗯，出差了。"我把一件小衣裳拧干了搭上竹竿，声音尽量平淡。
"去哪儿啊？怎么这么久不回来？"
"南边。"我不想多说，岔开了话题，"你儿子昨天是不是又闹肚子了？我这有点山楂干你拿去给他泡水喝。"
方敏秋不疑有他，接过山楂干千恩万谢地走了。
余则成走后的第二个星期，街道上开始有了变化。
先是军管会的人贴了布告，说是要进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让所有居民配合调查登记。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但面上没显出来。
我是八路军出身，根正苗红，组织上有我的档案，怕什么？
可我忘了一件事——在天津潜伏的这三年，我的公开身份一直是"军统情报员余则成的太太"。
余则成人走了，走的方向是台湾——国民党的台湾。
在外人看来，我就是一个被特务丈夫抛弃在大陆的"反动分子家属"。
04
第三个星期的时候，事情开始不对劲了。
街道主任带着两个戴红袖章的干事敲我的门，说要做"入户登记"。
那个街道主任我认识，姓韩，四十来岁的矮胖男人，以前是面粉厂的工人，解放后被提拔上来的，做事一板一眼，眼睛里透着股子精明。
"请问您是余翠平同志？"韩主任站在门口问我，手里拿着一个登记簿。
"是我。"我把念乔从左手换到右手，拉开了门。
韩主任往屋里张望了一眼："您丈夫余则成，现在在哪里工作？"
这个问题我早就想过怎么答了。
"他……调到外地去了，具体我不清楚。"
韩主任低头在本子上写了几笔，抬起头看我，眼神里多了点东西。
"余翠平同志，据我们了解，您丈夫余则成曾供职于国民党军统天津站，是这样吗？"
我的心猛地一缩，手不自觉地攥紧了念乔的小毯子，指节都捏白了。
余则成教过我——"不管发生什么事，先稳住表情，再开口说话。"
"他……他有他的情况，我说不清楚。"我尽量让声音听上去平淡些。
韩主任的眼珠子在我脸上和屋里来回转了好几个来回，像是在找什么破绽，最后才合上本子说了句"我们了解了"就走了。
可我知道这事没完。果然从那天起，我总觉得有人在暗中盯着我。
出门买菜的时候，巷子口站着个穿灰制服的年轻人，假装在看报纸，眼睛却一直往我这边瞟，那张报纸都拿倒了也不知道翻过来。
去公共水井打水，旁边的妇女们看到我就停止了说笑，有人拿手肘捅了旁边的人使了个眼色，等我走远了才又叽叽喳喳地说成了一团。
连卖糖葫芦的老汉看到我都开始绕道走——以前他总爱逗念乔玩，摇着拨浪鼓说"来来来小乖乖尝一串"，现在远远看到我推着车过来就扭头朝反方向去了。
方敏秋也变了，不再主动来我家帮忙了，在巷子里碰到我会绕着走。
有一次我叫住她，她满脸为难地搓着手说："翠平姐，不是我不想帮你……那个……上面在查你家的事，我……我不敢跟你走太近。"
我看着她的眼睛，在里面看到了恐惧——不是对我的恐惧，是对那些看不见的力量的恐惧。
我没有怪她，点了点头说："我明白了，你回去吧，照顾好你儿子。"
那天晚上我把念乔哄睡了之后，一个人坐在窗前发愣。
月光从窗纸的破洞里透进来，照在炕边那摞叠好的衣服上——余则成的衣服我一件也没扔，都洗干净叠好了放着，等他回来穿。
他说了"等我"的。
可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一年？两年？十年？
还是……永远回不来了？
05
第五个星期的时候，军管会正式找上了门。
来的人是一个姓陶的审查干事，叫陶元卿，三十出头，瘦高个子，戴副圆框眼镜，说话不紧不慢的，但每句话都像刀子一样带着刃。
他在我家的方桌前坐下来，从公文包里取出一沓材料，翻了翻，抬起头看我。
"余翠平同志，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你丈夫余则成的情况。"
"我说了，他调到外地了。"
"调到哪里？什么单位？"
"我不知道。"
陶元卿推了推眼镜，嘴角微微一抬："余翠平同志，我希望你能实事求是地交代问题。余则成是军统天津站的情报人员，这一点有案可查。今年9月，天津站的军统残余分子集体撤往台湾，余则成也在名单上。你是他的合法妻子，你说你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我的心跳得很快，但脸上尽量不露出来。
"余则成有余则成的事，我管不着。我是八路军出身的，你们可以查我的档案。"
陶元卿慢慢地翻着材料，忽然抬起头，问了一句让我浑身发冷的话。
"余翠平同志，你说你是八路军出身——可我查过了，天津地下党的交接档案里，没有你的名字。"
我像被人当头打了一棒，脑子嗡的一下就懵了。
没有我的名字？怎么可能？我是组织派来配合余则成潜伏的，这件事上面的人都知道啊！
我从太行山根据地过来的时候，是组织上的裴长风同志亲自送我到天津的，他在交接处办理的手续，怎么会没有档案？
"还有，"陶元卿继续说，语气平淡得像在念报纸，"你的联络人'钟伯衡'，也不在我们目前掌握的天津地下组织名册里。档案在战时转移过程中有缺失，这你应该能理解。"
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甚至带着一丝笑意，那种笑不是善意的，是审讯者对被审讯者特有的那种居高临下的、胸有成竹的笑。
他合上材料，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我们会继续调查。在此期间，你不要离开天津。另外——"他在门口停了一下，回头补了一句，"你最好想清楚了，主动交代总比被动查出来要好。"
送走了陶元卿之后，我把门关上，靠着门板慢慢滑坐到了地上。
档案没了。联络人查不到。余则成去了台湾。
在外人看来，我就是一个编了套假话的"特务太太"。
念乔在炕上哭了起来，我爬起来抱她，抱着抱着自己也哭了，泪水滴在孩子的脸上，她就哭得更凶了。
日子越来越难过。
街道上的邻居见了我像见了瘟神，孩子们朝我家院墙上扔石子，有人在我门上用粉笔写了"特务婆娘"四个大字。
我用抹布擦掉了那四个字，第二天它们又出现了，这回还多了一行——"滚出天津"。
粮食越来越难买到了，不是没有粮，是没有人敢卖给我——粮店的伙计一看到我就摆手说"没有了没有了"，有一回我赶早去排队，排到我的时候前面的人一指我说"她是余则成的婆娘"，伙计二话不说就把窗户板放下了。
我只能靠着之前存下来的一袋杂粮和半缸咸菜撑着，白天喝稀粥——那粥稀得能照见人影，一碗端起来晃一晃，米粒都数得清。
晚上啃咸菜疙瘩，咸得嗓子发疼，就着白开水往下灌。
念乔饿得直哭，我就嚼碎了粮食一口一口喂她，看着她用没长牙的嘴巴吧嗒吧嗒地嚼，我的心像被人用砂纸来回磨一样，又涩又疼。
有一回半夜，念乔饿醒了哭得厉害，我翻遍了厨房只找到半个窝窝头，硬得能砸死人。
我把窝窝头泡在热水里泡软了喂她，她吃了两口又吐了出来——太粗了，小孩子咽不下去。
我坐在灶台前抱着她，两个人一起哭。
06
两个月后的那天晚上，一切走到了尽头。
天已经入了冬，外头北风呜呜地吹，窗户纸被风鼓得一胀一缩的，像一只喘粗气的病肺。
念乔发了高烧，小脸烫得像块火炭，眼睛半闭着，哼哼唧唧地不哭也不闹——这反而比哭闹更吓人，因为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用湿毛巾给她擦了一遍又一遍，可体温一点没降，摸上去还是烫手。
她的小嘴唇干裂了，白天喂的米汤全吐了出来，小棉袄的前襟上一片狼藉。
我抱着她跑了三家诊所，头两家一听我的名字就关了门——一个说"不看了不看了"，另一个直接把门闩插上，从门缝里扔出来一句"你找别人吧"。
第三家的老大夫倒是心善，姓庄，六十多岁了，头发白了一半，戴着老花镜把念乔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叹了口气说"是风寒入肺，再拖下去就是肺炎了"。
他给孩子开了几副药，收的诊金比平时高出两倍——不是他黑心，是他的伙计不敢收我的钱，怕惹上麻烦，老大夫只好自己翻倍收了假装不知道我是谁。
我回到家正要煎药，院门被人从外面砸开了。
韩主任带着几个人站在院子里，其中一个是陶元卿。
"余翠平，军管会决定对你实施拘留审查。"陶元卿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我孩子在发烧！"我把念乔护在胸前，声音尖得连自己都吓了一跳，"你们总得让我给孩子把药煎了吧！"
陶元卿看了一眼我怀里的念乔，顿了一下。
"给你一个时辰。一个时辰之后，我们来接你。孩子可以暂时寄放在街道办。"
他们走了。
一个时辰。
我把药罐子坐到火上，一边煎药一边脑子飞速地转。
拘留审查——那可不是走个过场就能回来的。
我听说过隔壁街上一个被审查的女人，进去了两个月才出来，出来的时候瘦了二十斤，眼神都是直的。
而且我没有任何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档案没了，联络人找不到，余则成在台湾。
我是死无对证。
念乔怎么办？她才十个月大，离了我怎么活？
我颤抖着把煎好的药吹凉了喂给念乔，看着她皱着小脸把苦药咽下去，心像被人攥着拧了一圈。
就在这时候，我的目光突然落在了墙角的那个炕洞上。
那个被我用三层油纸包好、塞进砖缝最深处的东西——那件藏青色的旗袍。
余则成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拆开它。里面的东西，关键时刻能保你们的命。"
万不得已。
现在够不够"万不得已"？
我把念乔放在炕上用被子围好，跪在地上把砖缝里的油纸包掏了出来。
三层油纸一层层剥开，那件藏青色的旗袍安安静静地躺在里面，叠得方方正正的，上面还残留着余则成身上那股淡淡的香皂味。
我把旗袍展开，找到衣角那道笨拙的缝线——那是余则成在煤油灯下一针一针缝出来的，针脚歪歪扭扭的，有几处还带着干涸的血渍，是他扎到手指时留下的。
我的手指开始发抖。
两个月了，我无数次想拆开这件旗袍看看里面到底藏了什么，可每一次都忍住了——他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它，我就听他的。
可现在不是万不得已了吗？
我咬断了那根棉线，粗糙的线头在齿间崩开，带着一股子苦涩的棉絮味。
手指伸进旗袍夹层的缝隙里，摸到了一个硬硬的边角——是照片。
我把它一点一点地抽出来，指尖触到的纸面冰凉而光滑。
照片被抽出来了，我捏着它翻到正面的瞬间，浑身像触了电一样剧烈地颤抖起来——我的呼吸猛地停住了，眼睛瞪得老大，嘴唇剧烈地哆嗦着，半天发不出任何声音。
照片上的画面穿过两个月的时间、穿过千山万水，像一把尖刀直直地扎进了我的胸口——那上面拍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