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一位院长的「回扣」账本

在医药反腐和医保基金监管持续高压的语境下，个案越来越多地被当作“现实样本”予以公开。

日前，国家医保局公布的发生在陕西安康的一起骨科医院院长受贿案，正是这样一个样本。安康市某骨科医院院长、同时兼任骨科四病区负责人的李某，被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随后，检察机关以受贿罪、重婚罪提起公诉。法院最终认定，其在任职期间非法收受医药企业财物合计272万余元，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01

“行规”之下的第一笔回扣

案件中金额最大的一笔，来自一家骨科耗材供应商。

时间要追溯到2014年。当时，李某尚任骨四科主任。某耗材供应商在取得向医院供货的机会后，主动找到李某，希望其在临床使用中给予支持。双方很快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安排：按照供货总金额的35%，按月向李某支付回扣。

三年不到的时间里，该供应商向骨四科供应耗材总金额超过700万元，而返还给李某的回扣接近250万元。

在庭审证言中，一个细节极具象征意义——这35%的比例，并非讨价还价的结果，而是被直接称作“行规”。回扣何时交、以何种方式交，甚至精确到“次月7日前现金送达”，都被当作默认流程执行。

02

“我不决定供应商，但我决定用不用”

如果说第一笔回扣揭示的是价格虚高，那么案件的第二个层面，则直指制度结构中的灰色空间。

2017年后，李某已升任副院长，但仍兼任骨四科负责人。另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在进入医院供应商名单后，与李某约定了30%的回扣比例。

在李某本人的供述中，有一句极具行业代表性的表述：“科室主任没有权力决定哪家企业作为供应商，但当医院已经确定供应商名单后，用不用、用多少，是可以决定的。”

正是这句话，构成了医药商业贿赂长期存在的现实基础。

形式上，采购程序合法合规；实质上，临床使用的“选择权”，成为利益交换的关键筹码。2018-2019年间，该企业向骨四科供货70余万元，支付回扣23万余元。

03

从耗材到药事会

权力渗透延绵

案件并未止步于耗材。

2021年，一名药企区域销售负责人，通过熟人关系向李某送出一张存有20010元的银行卡，请托其协助推广某中成药。随后，李某以院长和科室负责人的身份，填写采购申请，组织医生联名，并在药事管理委员会会议上完成推荐和论证。

从手术室到药事会，权力影响处方和采购决策的路径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只是换了一种表现形式。

总体而言，35%、30%的回扣比例，本身就意味着相关耗材和药品价格中，存在着系统性的虚高空间。而案件材料还提及，部分涉案耗材为贴牌产品，这意味着，价格中被“抬高”的部分，并未转化为技术改进或质量提升，而是被直接用于不当竞争。

04

当旧案

对上新监管

在2026年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安排中，骨科被明确列为飞行检查重点领域之一；植入类耗材、异常使用量、价格虚高问题，正是大数据模型和智能监管重点识别的对象。

与此同时，药品追溯码、医保影像云、AI辅助判读等工具，被系统性引入监管链条，目的正是让“在可选范围内倾斜使用”这一类行为逐渐无处遁形。

从这个角度看，李某案并不是旧闻，而是新一轮监管到来之前，提前的一次风险暴露。

信息来源：赛柏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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