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屠城更隐蔽的恐怖：欧洲史家笔下的蒙古西征，女俘遭遇令人发指

您攒了一辈子的钱，想给儿孙留个安稳，可如果有人告诉您，您的孩子只是别人账本上的一头牲口，甚至是一块用来填战壕的烂肉，您信吗？

中世纪的欧洲人也不信。直到那年复活节，教皇派出的老修士柏朗嘉宾骑着一头瘦驴，颤颤巍巍地走进了蒙古人的大帐。他去之前，欧洲流传着一个词：“Tartar”。这词听起来像拉丁语里的“地狱”，人们以为那是上帝派来的魔鬼大军，专门负责杀人放火。

柏朗嘉宾也是这么想的。他做好了殉道的准备，把遗书都揣在了怀里。可当他穿过满目疮痍的东欧平原，真正站在那群东方骑兵面前时，他发现自己错了。

魔鬼不可怕，因为魔鬼只懂得破坏。眼前这支军队让他骨头发冷的原因，恰恰是他们太像人了，而且是一群精于算计、懂得把“人”这个资源利用到极致的生意人。

柏朗嘉宾看到了那些活下来的人。基辅陷落了，波兰打输了，匈牙利国王逃跑了，但这不代表所有人都会死。

蒙古人攻下一座城，第一件事不是抢金子，而是点人头。这画面像极了农民在秋收后筛分谷物。铁匠、木匠站左边，身强力壮的男人站右边，女人站中间。这一刻，他们不再是人，而是这一仗赢回来的红利。

我们习惯听屠城的故事，觉得那最惨。其实不是。屠城是一刀下去，人没了，痛苦也断了。蒙古人有一套更狠的玩法，叫“签军”。

那些被挑出来的壮丁，会被编成新的队伍。下一场仗打响，蒙古骑兵不动，先让这些壮丁上。他们背着土包去填护城河，推着攻城车往城墙上撞。

这就造成了一个让欧洲守军精神崩溃的场面。站在城墙上的骑士，往下看，看到的不是长着丹凤眼的蒙古人，而是昨天还和自己一起喝酒的邻居，甚至是自家亲戚。守军的手在抖，箭射不出去。

城下的“签军”也不敢退，因为蒙古督战队就在后面盯着，退一步就是死，冲上去填了沟壑，好歹还能给家人留条活路。这根本不是打仗，这是在逼着一家人互相残杀。蒙古主力几乎零伤亡，因为所有的箭矢和滚油，都让这帮免费的肉盾挡掉了。

这种算计用在男人身上是消耗，用在女人身上则是占有。柏朗嘉宾和后来的使者鲁布鲁克，在蒙古大营里看到了一种更隐蔽的绝望。

草原上有个老规矩，女人是家族财产。这话在和平年代听着刺耳，在战争年代就是催命符。城破了，女人就是战利品。大汗挑剩下的给王爷，王爷挑剩下的给千户，一层层分下去。

这还不是最绝的。草原上实行“收继婚”。爸爸死了，儿子接收除了亲妈以外的所有妻妾；哥哥死了，弟弟接收嫂子。这在草原上是为了防止财产外流，可落到这些被抓来的欧洲、波斯女俘身上，就变成了无期徒刑。

今天跟的男人明天战死了，她没资格哭，也没资格守寡，马上打包转手给男人的弟弟。她这辈子都不属于自己，她是一个会呼吸的物件，在一个家族的男人手里转来转去，直到生不出孩子，或者死在迁徙的路上。

鲁布鲁克在行记里写得平淡，读起来却惊心动魄。他看见大帐周围，金头发的罗斯女人在挤马奶，黑头发的波斯女人在缝皮袄。她们混在一起，干活，吃饭，睡觉。

乍一看，好像她们已经融入了这个新世界。这才是真正的恐怖。这种平静意味着她们的过去被彻底抹掉了。她们不再记得家乡的歌，她们的孩子生下来就骑马射箭，说着蒙古话，甚至会骑着马去攻打母亲的故乡。

欧洲人把这支军队叫“地狱大军”，其实是给自己的无能找借口。把对手妖魔化，心理上会好受点。但柏朗嘉宾看懂了，这根本不是什么地狱魔法，这是一套高效率的行政系统。

这套系统不讲感情，只讲效率。工匠负责修武器，男人负责当炮灰，女人负责生孩子和干杂活。每个人都被拆解成了零件，塞进了这台巨大的战争机器里。机器轰隆隆往前开，碾碎了半个世界。

我们今天愤怒，或许不是因为他们太野蛮，而是因为我们在那套把人当资源、当工具的冷酷算计里，看到了太多现代社会的影子——承认吧，当效率成为唯一的上帝时，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待宰的“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