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服颜色分级，紫袍仅限三品以上，百姓着装失误者严惩，历经三百年不变

宋朝建国之前，五代十国乱了将近七十年。

那几十年里，换了五个朝代、十几个皇帝，打仗打到天下人麻木，礼制更是顾不上。官员和百姓之间，服色的边界模糊了，品官穿百姓该穿的颜色、百姓僭越官服服色这种事，已经相当普遍。

这乱象落在赵匡胤眼里，成了建国之后必须先收拾的一件事。颜色代表秩序；秩序乱了，就是人心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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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故事，史书记了不少。

但有一件事被后人说得少：他当上皇帝以后，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千疮百孔的江山，还有一个礼制松散、等级混乱的社会。五代年间的战乱打掉了太多规矩，穿衣这件事在普通人眼里，已经没有太多忌讳可言。

宋朝开国初期，朝廷颁布的服色制度，大体沿用唐代旧制，核心逻辑就一条：颜色是用来分人的。《宋史·舆服志》记载："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流外官及庶人，通服皂色、白色。黄色为皇家专用，任何人不得染指。

就这么几条规定，把整个宋朝从皇帝到种田的农夫，全部框在一套颜色体系里。

这套规矩不是无理取闹。五代乱世最要命的，不只是打仗死人，而是规矩没了之后人心的浮躁。谁都不知道前面站着的人是什么身份，谁都不知道该给谁让路。颜色定秩序，在那个年代是一种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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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朝堂上的颜色分法，定得相当细致。

三品及以上的大员——宰相、枢密使、尚书这一级别的人——穿紫色公服。这群人是朝堂上最有分量的那批，站在最前列，紫色一眼就能认出来。

元丰改制之前，五品以上穿朱红色，知州、侍郎这个层次就在其中。绯色就是那种饱和度高的红，不是随便哪种红，而是专门为这个品阶定制的颜色。凡是穿绯紫服色的官员，腰间还要挂鱼袋——用金或银制成的小饰物，穿紫的挂金鱼袋，穿绯的挂银鱼袋。颜色和配件两套信息叠加，走到哪里都藏不住品级。

七品以上穿绿色，九品以上穿青色。这两种颜色在视觉上最容易混淆，唐朝就有人因此出问题——七品以下的官员常常穿了绿色，僭越了身份。宋朝沿袭这个教训，界限分明。

看官服颜色定品级，比看帽子更精准。这是宋朝服色制度最核心的一条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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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能穿什么，宋朝规定得同样清楚。

宋太祖乾德年间，朝廷规定庶民不得采用绫缣五色华衣。端拱二年（989年）的诏书写得更直接：县镇场务的普通公人、商贾、伎术人等，只许服皂、白衣，铁角带，不得服紫。妇人不得戴高髻高冠，不得以销金泥金装缀衣服，除非是命妇，其余人全部禁止。

皂色就是黑色，白色就是白色。这两种颜色在所有颜色里最朴素，也最没有地位象征。

这不是单纯的审美限制，而是一种社会管理手段。整个宋朝，衣服的颜色就是一个人社会位置的说明书——你站在哪一层，就穿哪一层的颜色，不能越界。

然而执行起来，就没有这么理想了。

宋朝的商业在当时是历朝历代里最发达的，开封城里的富商大贾，手里的钱有时候比一个州官还多。钱多了，就会有想法——财富和地位之间，差的就是一件衣服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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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官帽的故事，也和颜色一样有意思。

幞头，是宋朝官员的标准头部配置，用漆纱制成，因为纱罗通常染成青黑色，也叫"乌纱"，后世说的乌纱帽就是从这里来的。

关于宋代官帽那两根平直伸展的长翅，民间一直流传一个说法：赵匡胤为了防止大臣上朝时交头接耳，故意把帽翅加长，让人没法靠近。这故事听起来有逻辑，其实是后人编的。史书里找不到任何一处记载，说展脚幞头是赵匡胤为了这个目的发明的。

展脚幞头在宋朝之前的晚唐、五代，就已经广泛流行了。宋人王得臣在《麈史》里说得清楚，这种脚的形制出于人们自己的喜好，不是某个皇帝一道旨意定出来的。宋代只是延续了这个趋势，并且进一步把它固定下来。

《宋史·舆服志》也明确写着："五代渐变平直。国朝之制，君臣通服平脚。"从皇帝到臣下，大家戴的是同一种帽子。皇帝和官员都戴直脚幞头，两翅用铁丝做骨架，向左右平伸，最长的可以到二尺。身份低微的差役、乐人，戴的是曲脚或无脚的幞头，一眼就能看出差别。

帽子和袍子的颜色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宋朝官员完整的身份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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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服色制度还有一个特别的机制——赐紫和赐绯。

正常来说，颜色跟着品级走，官员的散官阶决定穿什么颜色。但有一些官员，品级还没达到紫色或绯色的门槛，却因为立了功、得了恩宠，皇帝直接赏给他穿紫色或绯色的资格，这就叫"赐紫"或"赐绯"。

这个机制说明了一个问题：颜色在宋朝不只是品级的标志，更是皇帝手里的一张牌。给谁赐紫，就是皇帝在整个朝廷面前公开表态——这个人，朕看重。

颜色能赏，自然也能收回。被贬谪的官员，品级降了，官服颜色也跟着降，当众换衣，就是当众丢脸。这种机制让服色制度多了一层政治意味，不只是管理工具，还是一种展示恩赏与贬黜的语言。

《宋史·职官九》记载这套制度的条文，每一条都写得斩钉截铁。但斩钉截铁的条文，到了现实里，执行起来有多难，后来的事情说明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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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服上除了颜色，还有一套配件体系。

腰带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三品以上配玉带，四品以上配金带，往下依次是金涂银带、黑银方团胯、铁角带——商人、胥吏、庶人，只配铁角带。腰带的材质，和袍子的颜色，构成了宋朝官服最核心的两个识别维度。

宋代官服袍面素净，不像明清那样绣满补子图案。宋朝的等级区分，靠的是颜色加配件——腰带的材质、佩挂的鱼袋、革带上排列的锃扣，这几样东西叠在一起，已经把人分得明明白白了。

还有一样东西——进贤冠。穿朝服时必须搭配进贤冠，那是一种涂漆的梁冠帽，冠梁的数量也是品级的指标。梁越多，品级越高。一件朝服穿出门，帽子、颜色、腰带、鱼袋，四重信息全部叠加，任何人的身份都无所遁形。

这套系统设计得精密，但精密系统有一个弱点：越细，越容易出现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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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百姓对紫色的执念，是整个服色制度里最有意思的一页。

端拱二年（989年），宋太宗颁诏，明令禁止民间服紫。诏书措辞严厉，说得清清楚楚：庶人、商贾不得着紫。这道命令一出，执行了多久？

六年。

至道元年（995年），宋太宗再次颁诏，这次是开禁。原因就一条，《宋史》记载："帝以时俗所好，冒法者众，故除其禁。"——因为违法的人太多，皇帝管不过来，索性撤令。

这六年里，士人服紫之风从来没有真正停过。不是没有惩罚，是惩罚根本挡不住。到北宋中期，有官员上奏，说京城里农贩细民都穿上了道服、背子、紫衫，连朝廷三令五申都无济于事。

禁令颁得越多，代表违禁的人越多。这是宋朝服色制度最真实的一面——制度在纸上，现实在街上，两件事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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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宋人这么爱紫色？

紫色在唐代已经是高官专用色，到了宋朝地位更高。满朝的紫色，代表的是权力顶端。老百姓没资格穿，反而越想穿。被禁的，往往越有吸引力。

《神童诗》里有句话流传极广："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科举制度创造的奇迹，也是紫色在那个时代吸引力的最直接来源。寒门子弟读书进仕，最大的盼头之一，就是有朝一日换上那件紫袍。

宋朝商业发达，商人有钱，但在礼制上的地位并不高，不能穿官服颜色。钱多了之后，穿一件紫色或绯色的衣服出门，是一种非常直接的身份诉求。商人明知违禁，还是照穿不误。这不是不懂规矩，是规矩约束不了欲望。

开禁之后，服紫之风更盛。到南宋中期，有记载说京城临安的百姓、富商，穿违禁服色上街，已经是常态。朝廷的禁令屡出屡犯，屡犯屡颁，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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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官服颜色经历了一次重要调整。

元丰改制前的旧制是：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改制之后，变成：四品以上服紫，六品以上服绯，九品以上服绿。青色，被直接取消了。

取消青色，是有原因的。青色和绿色在视觉上本就容易混淆，唐代就有低品官员穿绿色冒充高品的记录。宋朝沿用这套，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元丰改制干脆把青色去掉，让品级分界更清晰。

改制之后，服绯者覆盖的范围更广，颜色层级更简洁了。这一调整，在实际操作层面减少了很多模糊地带，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服绯者增多，绯色在街上的出现频率高了，反而更容易被普通人效仿。

南宋建立之后，沿用了元丰改制后的这套服色制度，没有做根本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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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的服色制度，在执行层面比北宋更难。

北宋的国都在开封，朝廷管控相对集中。南宋偏安临安之后，国土面积缩水，但人口并没有减少，商业反而在江南地区进一步繁荣。衣料染色的工艺越来越成熟，百姓想要染出违禁的颜色，成本越来越低。

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朝廷下诏戒饬风俗，禁民奢侈；宁宗嘉泰元年（1201年），诏禁风俗侈靡，说服食器用殊无区别，虽屡有约束，终未尽革。

这两道诏书前后相隔不到十年，意思几乎一样，证明中间那十年什么也没管住。

宋朝皇帝们的烦恼，不是没有想到要立规矩，而是立了规矩之后，管不住那些有钱的人。有钱的人用钱换颜色，朝廷用诏书换承诺，双方各打各的算盘，谁也没有真正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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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对违禁现象的态度，直接决定了禁令能不能落地。

南宋中后期，有记载说某些地方市场上公开出售违禁颜色的衣料，当地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主动执法。原因不难理解：市场繁荣，商业税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官员没有动力去得罪那些消费大户。

只要没有上面的人专门来查，这种事就会一直这么拖下去。宋朝律令对违禁服色的惩处条文有，但实际执行中，轻易不会上升到刑罚层面，顶多是被弹劾、被斥责，或者罚款了事。

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对穿契丹风格服装的处罚另当别论——那是以违御笔论处，轻则杖责，重则流放，因为涉及的不只是服色，还有政治意味。普通的僭越服色，处罚远没有那么严苛。

这种执法的弹性，造成了一个奇特的景象：宋朝的服色法令一直存在，但越到后期，现实与法令之间的距离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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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禁被查到之后，究竟会有什么后果？

史料里有几条具体记录可以参考。端拱二年（989年）的禁紫诏书，规定庶人不得服紫，但并没有明确列出违禁的具体刑罚。实际执法中，对普通庶民的处理方式通常是没收违禁衣物，当街脱换，有时会被送官训诫。

对于有官职的人，情况不同。官员的服色必须与散官阶严格对应，如果穿了高于自己品级的颜色，一旦被御史发现，就是弹劾的理由。宋朝御史台的监察权力相当强，弹劾一个官员的成本很低。被弹劾之后，轻则记录在案、训诫降职，重则革职问责。

在宋朝，服色这件事是一道看得见的红线，踩上去的代价取决于你踩的时机和身份。普通百姓被查到，通常是没收了事；官员被查到，就可能关系到整个仕途。两种处理方式，说明这套制度骨子里管的是官，不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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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对穿外国风格服装的态度，比违禁服色更严苛。

宋仁宗时期，坊间流行穿契丹风格的毡笠和袜裤，朝廷屡次发文制止，但并没有明确的惩处条款。到了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徽宗直接下诏，"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钓墪之类者，以违御笔论"。

违御笔是什么概念？同期徽宗的御笔处罚规定显示：接到御笔拖延一个时辰不处理，杖责一百；拖延一天，劳役徒刑两年；拖延两天，罪加一等，流放三千里；拖延三日，以大不恭论处。

对穿契丹服者按同等规格追究，惩处力度远超普通违禁服色。这背后的逻辑很清楚：穿外族服装，在宋朝语境里涉及的是政治认同，而不只是衣着偏好。服色管的是等级，外族服装管的是立场，性质完全不同，惩处自然也不在一个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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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官服还有一个细节，文官和武官的袖子不一样。

文官的公服，款式是宽袖广身，曲领大袖加横襕，腰束革带，幞头皮靴，整体宽松舒展。这个形制传递的信号很明确：文官是在朝堂议事的人，不需要行动上的便利，宽袍大袖才是体面。

武官的服饰则是窄袖，方便骑马打仗、做各种幅度大的动作。上了战场或者操练时，宽袍大袖是累赘，窄袖才实用。

这个差别，在礼制上是身份区分，在功能上是现实需求，两个逻辑凑在一起，恰好对上了。宋朝重文轻武，文官地位高于武官，在服饰上的体现，就是文官的袍子显得更"正式"，武官的服饰更偏向实用。

同一个品级的文武官员，颜色相同，但袖子不同，一眼就能看出来谁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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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妇的服色，跟丈夫的官服品级走。

宋太祖乾德年间就明确规定：宫内妇女的服色要随大夫变化。丈夫是几品官，妻子就穿几品命妇的服色。这个规定把女性彻底纳入了同一套服色体系，只不过她们没有自己的官阶，只能依附于丈夫的身份。

宋徽宗政和年间，对命妇首饰做了进一步规定：一品命妇花钗九株，宝钿数同花数；二品八株；品级越低，花钗越少，装饰品随之递减。这套规定把命妇的身份识别精确到了饰品的数量，和男性官员的服色制度一样，都是把人的社会位置具象化在外形上。

没有官阶的普通女性，按规定只能穿素色，不能戴花冠，不能用销金铺翠，不能着霞帔。违禁之事在女性中同样存在，南宋后期有记载说市井女性戴花冠着霞帔已经相当普遍，朝廷同样管得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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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这套服色制度最终走向何方？

北宋亡于靖康之变（1127年），南宋延续到1279年。整整三百多年，这套以颜色区分品级的制度从未废止，但它的实际约束力在北宋中期之后就开始松动，到南宋后期几乎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存在。

元朝入主中原之后，推行蒙古人的冠服制度，宋代的服色体系全面瓦解。明朝建国之后，朱元璋重建官服制度，改用补子区分品级，宋朝靠颜色分层的方式就此退出了主舞台。

但有一样东西留下来了——幞头，演变成了明朝的乌纱帽，并且在明代被正式确定为官员专用帽。戴乌纱帽等于做官，这个说法一直流传到今天。

宋朝用颜色管了三百年的秩序，在现实中打了无数折扣，却在语言里留下了"乌纱帽"这三个字。条文没能管住所有人的衣柜，但规矩渗进了文化里，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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