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悦沦落到今天罪有应得，死刑被否不妨碍他罪大恶极

尹锡悦被判无期徒刑，法律用最沉重的方式把一段政治投机收束成结案陈词——结论就这一句，尹锡悦沦落到今天罪有应得，死刑被否不妨碍他罪大恶极。

当地时间2月19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以“内乱”等相关罪名作出一审无期判决，检方一度寻求死刑，但法院以未造成伤亡等因素最终否决了死刑量刑并选择无期，让尹锡悦躲过了一劫。

无论如何，这已经是把一名曾经的国家最高权力者，从“政治叙事”里彻底拽回“刑事责任”的地面。

这一幕之所以刺眼，是因为它把“投机国家”的运行逻辑，直接曝光在公众面前。投机国家最擅长的手法，是把风险外包，把代价延后，把责任稀释。把社会矛盾包装成外部威胁，把政治困境转译为安全危机，把权力不稳改写成国家危亡。

然后用紧急状态、例外政治、非常手段，把本应在制度程序里解决的冲突，挤压进一次“赌一把”的行动。尹锡悦的结局之所以具有象征性，不在于它是否足够严厉，而在于它把这种“赌一把”的冲动定性为对宪政秩序的攻击，把投机的语言剥回投机的本质。

路透与美联社对案件的共同描绘都指向同一点：那场短暂而失败的“非常措施”，被认定为企图瘫痪国会、动员军警、攫取不受约束权力的行动，而不是一场可被解释为政治误判的冲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回头看半岛上空那几次无人机的挑衅，才更能看清“西式标签”的荒谬。

按惯常的冷战语法，朝鲜总被预设为“更可能惹事的一方”，仿佛风险天然来自边缘、来自封闭、来自被污名化的对象。但现实却反过来提示了另一种危险：真正的风险，有时来自把自己包装成“秩序一方”的投机者。

相关报道显示，韩国方面正在调查“平民”多次向朝方放飞无人机的事件，韩国统一部长官公开表示这类行为损害南北关系，并引发朝方强烈警告，韩国甚至讨论部分恢复过去的军事限制安排以避免类似挑衅。

另一条线索更尖锐，报道提到尹锡悦在任期间曾被指与对朝无人机行动有关，涉及在2024年前后对朝散发宣传物等争议性动作，这类操作一旦被坐实，就意味着挑衅并非“边缘失控”，而更像“权力内部动员”的一部分。

这正是投机国家最危险的地方。它不只是对外冒险，它更擅长在“尚未开火”的灰区里累积摩擦，把军事风险包装成心理战、信息战、象征战，把可控冲突当作巩固内部政治的筹码。

无人机这种工具，恰好满足投机政治的全部偏好：成本低，可否认性强，能制造紧张又不必承担立即开战的后果，一旦对方忍住，投机者就把“对方不敢动”当作胜利；一旦对方反击，投机者就把升级责任推给对方，再把国内动员推到更高强度。

这是一种把战争门槛当作政治杠杆的技术，它追求的不是胜利，而是可被操控的紧张。

因此，“幸亏朝鲜忍住了”这句话并不只是情绪判断，它描述的是一个结构性事实：投机者最怕的不是对方强硬，而是对方冷静。对方一旦沉住气，投机者就只能在自己的叙事里越走越深，直到必须用更激烈的动作来证明自己先前的赌注“值得”。

而尹锡悦这条线最终没有把国家拖入对外军事冒险，却把自己拖进了制度性的清算，这恰恰构成一种“投机失败”的典型结局：外部没有爆，但内部先爆；边境没有燃，但首尔先烧；所谓国家安全没有换来巩固，反而换来司法意义上的定罪与终身囚禁。

李在明、共同民主党以及韩国精英阶层在这件事上的姿态，也因此更像一种“对投机政治的反向惩戒机制”。路透报道称，李在明在判决后赞扬公众的和平抵抗，强调这场危机对民主制度的意义。

在韩国政治史上，前总统被重判并不罕见，真正罕见的是重判是否会被“传统的政治宽恕”稀释。外媒也提醒，过去多位韩国领导人虽被判重刑，很多最终得到赦免，而尹锡悦是否会被赦免、何时赦免，仍是未来政治博弈的一部分。

但至少在当下，这种“把牢底坐穿”的社会愿望与政治动员，构成了对投机者最直接的警告：想用国家机器下注的人，最终可能要用自己的余生偿付。

更值得咀嚼的是，投机国家的投机者往往并不认为自己在投机。他会把押注称为“决断”，把挑衅称为“威慑”，把例外称为“救国”，把破坏程序称为“纠偏”。他甚至会借助外部世界的标签体系，让旁观者自动把风险归因给“更容易被污名化的一方”。

这套机制在半岛尤其好用，因为既有叙事已经把“麻烦制造者”的角色预设好了，投机者只需要在既有标签上轻轻一推，舆论就会沿着惯性滚下去。

直到某一天，事实把投机者自己的手露出来，才发现所谓“秩序维护者”也可能是风险源头，所谓“安全叙事”也可能是权力投机的遮羞布。

尹锡悦案的意义，正在于它把这层遮羞布撕开了一角。它并不自动保证韩国从此不再出现投机政治，也不保证未来没有新的危险动作，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个罕见的场景：投机者被制度抓住，被法律按在地面，被迫用现实而不是口号结算。

对外没有冒险，并不等于投机者无害；对外没有开战，并不等于投机者不会把国家拖向更深的结构裂缝。真正的危险，从来不只在炮火之中，更在于把炮火当筹码的那种心态。

无期徒刑不是历史的终点，它只是告诉所有旁观者，投机政治并非永远可以“做完就走”，它也可能被反过来做成一张终身无法兑付的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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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庆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日本横滨国立大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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