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第5兵团挺进西南的尖刀，17军为何中途被紧急调走？

1949年9月下旬，湖南西部的大山里，一支队伍正沿着山路急匆匆地往前赶。

这是二野五兵团十七军的部队，他们从上饶出发已经走了快一个月，目标是要赶到湘黔边界的芷江地区集结，准备下一步往贵州方向插进去。

那时候的湘西，路不好走，全是山。部队基本上是靠两条腿，一天走个几十里，碰上雨天，泥路滑得站不住脚。

战士们背着枪、弹药、干粮袋，还有自己的背包，走不了多久就是一身汗。

南方秋天的太阳还是很毒，晒得人头皮发麻。可谁也不敢停，上面有命令，必须在规定时间赶到指定位置。

这天下午，队伍正在一个山沟里穿行。十七军军长兼政委赵健民走在队伍中间，他习惯跟战士们一起行军，不怎么坐担架。警卫员跟在旁边，手里还牵着一匹骡子，驮着地图和文件。

“报告军长，兵团急电！”

一个通信员从后面追上来，手里举着一份电报。赵健民停下脚步，接过来看了一眼。电文不长，就一句话：现命令你军迅速转兵南下。

赵健民愣了一下。南下？他们现在走的方向是往西，目标是芷江。南下是去哪里？他把电报又看了一遍，确定没看错。身边的参谋也凑过来，问怎么回事。

“兵团命令我们南下。”赵健民把电报递给他，“去问问，是不是搞错了？我们这都快到芷江了。”

参谋联系上兵团司令部，问清楚了。命令就是二野前指下的，十七军暂时归四野那边指挥，南下打衡宝战役，帮他们围白崇禧。就这么个事。

赵健民没再多问，把几个师长叫来说了一声，队伍掉头往南走。这一掉头，队伍就乱了套。原本往西走的，这下往南去，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

山路狭窄，部队调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各连队接到命令后，开始往后传，一个一个喊：“往后传，掉头！”“往后传，掉头！”声音在山谷里回荡，传出去老远。

折腾了差不多两个小时，队伍才重新整好，开始往南走。这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赵健民看看天色，又看看地图，对参谋说：“通知各师，今晚不宿营了，连夜赶路。我们耽误了半天，得把时间抢回来。”

那天晚上，十七军的队伍就借着月光，在山路上继续往前走。没人说话，只有脚步声和偶尔传来的“跟上”“别掉队”的口令声。

为啥要十七军突然转兵南下？这事儿得从头说。

1949年8月，二野五兵团在江西上饶休整。这地方名字好听，实际就是赣东北一个普通小城，周围全是丘陵。部队驻扎在此，等着下一步的命令。

8月中旬，杨勇从南京开会回来，到家没歇脚，就把各军军长、师长叫来开会。

南京那个会是二野前委开的，主要商量进军西南的事。杨勇在会上把任务交代了：五兵团要在10月份以前，悄悄在湖南邵阳这边集结，然后直接往贵州插，赶在11月20号以前拿下贵阳，把胡宗南跟白崇禧的联系切断。

之后主力从毕节进入四川，跟三兵团、十八兵团一起，解放整个四川。

杨勇还补充了一句：我们兵团还要接手贵州的地方工作。

这话一说，底下的人就开始琢磨了。十六军军长尹先炳先开口：“我看这次进军西南，关键是行军，作战反倒是次要的。

从上饶到湘西，上千里路，还要秘密行军，这个事儿得好好筹划。路上吃什么、住哪里、怎么保密，都得想到。”

十七军军长赵健民接上话茬：“行军是一方面，经营贵州也是个麻烦。贵州少数民族多，风俗习惯跟咱们不一样。

咱们的干部战士，大多数没去过贵州，不了解那边的情况。得提前搞政策教育，尤其是民族政策、城市政策，不然进了城容易出问题。”

其他人也都点头，觉得这两个问题确实要紧。贵州那地方，山高路远，又是多民族聚居区，跟江西、湖南完全不一样。部队打仗是一把好手，可搞地方工作，那又是另一码事。

杨勇听着大家发言，没急着表态。他是湖南浏阳人，1930年参加红军，打了二十年仗，什么场面没见过？

可这次的任务，确实不轻松。五兵团要在西南战役中充当南翼进攻的角色，从贵州插进去，切断胡宗南和白崇禧的联系。

这是个典型的迂回包抄战术，但也是最难打的。远距离奔袭，后勤保障跟不上，通信联络不畅，一旦打起来，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

接管一个省，不是占个县城那么简单。贵州几十个县，几百个乡镇，干部从哪儿来？来了怎么干？都是麻烦。

杨勇想好了，这事儿得分两头抓：一边准备行军，一边培训干部。

先说行军。从上饶到湘西，中间得翻好几座大山。那一带人少，路也差，大部分地方只能靠两条腿走。

更要紧的是，湘西那边四野正在集结，准备跟白崇禧决战。那么多部队挤在一块儿，粮食供应、行军路线都紧张。

杨勇跟兵团几个领导商量后，决定派政治部副主任石新安带队，组建一支四千多人的先遣队，提前出发。

先遣队的任务，就是沿途跟地方党政军联系，修桥补路，筹集粮食，侦察敌情，了解民俗，还要布置伤员救护和掉队人员收容。一句话，给后续大部队铺路。

再说干部培训。接管贵州需要人，而且需要不少。贵州有79个县、8个地区，光县一级的干部就得几百号。

兵团政治部把跟着部队南下的冀鲁豫干部全部动员起来，有三千多人。又从十六军、十七军各抽调八百名干部，加上兵团军大分校毕业的学员一千八百人，凑起来六千多号人，算是勉强够用。

这些人一边行军一边学习，看材料、听讲课、讨论问题，学的就是怎么进城、怎么接管、怎么跟少数民族打交道。

1949年9月初，五兵团十六军、十七军陆续从上饶出发，往西开进。正是秋老虎的季节，太阳晒得人发昏。

部队每天走几十里，遇到村子就宿营，遇不到就在野外露宿。炊事班架起锅，煮点稀饭，就着咸菜吃一顿。战士们倒没什么怨言，都知道这是去打大仗，吃苦是应该的。

走到9月下旬，十七军已经快到湘黔边界了，前面不远就是芷江。按计划，他们要在芷江地区集结，然后等命令进贵州。谁知道这时候突然来了转兵南下的命令。

那几天，十七军的队伍走得特别急。从上栗地区出发，经过湘潭、白果，往衡阳西边的演坡桥赶。

一天走一百二十里，几乎是连轴转。战士们脚上磨出血泡，用针挑破，包上布继续走。有人走不动了，战友就帮着扛枪，扶着往前走。

10月中旬，十七军赶到衡阳地区的时候，衡宝战役已经打完了。白崇禧那老小子，摆出一副要跟四野决战的架势，把主力集结在衡阳到宝庆一线。

中央军委一看这架势，怕四野扛不住，赶紧调二野十七军南下支援。结果白崇禧虚晃一枪，没等十七军到，就带着部队往广西跑了。衡宝战役没怎么打就赢了。

十七军在衡阳待了十来天，确认没仗可打，又接到命令：归建五兵团，继续往西走。这回他们走的是邵阳那条线，最后到了芷江。

这时候，五兵团的其他部队也都陆续抵达芷江地区。为了保密，兵团下令各军的电台一律不得暴露位置，通信联络暂时由四野转达。

湘黔边界也被严密封锁，从四川、贵州那边回来的俘虏，一律不准入境，防止他们给敌人通风报信。

芷江周围的山里，部队开始紧张地进行战前准备。修路的修路，筹粮的筹粮，搞训练搞训练。战士们擦枪、打靶、学贵州话、学民族政策。都知道，下一步就是真刀真枪地干了。

至于十七军那趟南下的插曲，后来有人说，那是白崇禧耍了个花招，中央军委以防万一，才把十七军调过去。

也有人说，这是二野和四野之间的战略配合，演习一下协同作战。不管怎么说，十七军的战士们多跑了几百里路，多出了几身汗，最后也没打上仗。

但他们也没抱怨，当兵的嘛，哪儿需要就往哪儿去，打仗是任务，跑路也是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