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印度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频繁发帖提问:“同样是三伏天挤地铁,为什么中国乘客身上很少飘出‘腋下气息’?”这个问题看似生活琐碎,实则牵涉深层生物学逻辑——答案并不全在香皂和毛巾上。
止汗除味类产品在欧美早已嵌入日常节奏,是快消赛道中的“现金奶牛”。即便联合利华、宝洁等巨头曾在中国市场投入海量广告资源,销量曲线却始终平缓爬升,迟迟未能复刻本土盛况。真正制约消费意愿的,并非文化惰性或认知偏差,而是一段写进东亚人DNA里的生理开关:大量中国人体内ABCC11基因呈现A型变异,导致大汗腺活性偏低、耳垢呈干粉状,体表挥发性气味物质天然稀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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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臭剂在中国卖不动:不是中国人更爱干净,是底子不一样
全球止汗与体味管理类商品市场规模持续扩张,欧美职场将“无味社交”视作职业素养的基本门槛。清晨出门前喷香水、涂抹铝盐类止汗膏,已成多数上班族雷打不动的晨间流程。
若有人跳过这一步骤,短短两分钟电梯密闭空间就可能成为气味记忆点——同事皱眉、领导侧身、客户眼神微滞,尴尬如影随形。企业也乐于为员工采购体味护理套装,从产品开发到终端陈列,香型迭代、功效细分、渠道渗透层层加码,整个生态越做越厚。
中国市场却显现出微妙张力:超市货架琳琅满目,小红书笔记铺天盖地,但真正养成每日固定使用习惯的人群比例仍偏低。观察早高峰北京10号线、上海2号线或广州3号线,车厢人贴人,空气流动受限,可弥漫其中的却常是棉质衬衫残留的柔顺剂清香、洗发水尾调,甚至新晾晒被单的阳光气息,而非典型汗酸混合脂质发酵的刺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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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差令不少国际品牌困惑,也让本土营销团队反复推演:坐拥十四亿人口基数,为何难以托起同等规模的体味管理产业?
根源在于双重现实叠加:其一为群体分布差异。中国人群中确实存在腋臭个体,临床耳鼻喉科与整形外科每年接诊数百例微创手术患者,该现象绝非零发生;关键在于发生率——东亚族群中重度体味携带者占比显著低于全球均值,市场需求基线被先天拉低。
其二为替代方案高效。高频次沐浴、勤换贴身衣物、选用强去污力洗衣液、长期保持低脂清淡饮食结构,这些基础卫生实践已能有效抑制气味生成链路,多数人无需依赖化学止汗剂作为“最后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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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环境亦构成隐性调节器:恒温中央空调覆盖办公区、平均通勤半径较短、夏季偏好透气轻薄面料、公众对人工香精耐受阈值偏低……种种因素共同削弱了消费者主动购买动机。再精妙的传播策略,也难将“非刚性需求”塑造成全民行为标配。
表层看是消费行为差异,深入肌理则指向遗传图谱分布——中国市场并非“突然冷淡”,而是大量用户在使用前后几乎感知不到气味强度的明显落差,自然缺乏持续复购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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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号染色体的ABCC11:腋下味和干耳垢,常常绑在一起
人类第16号染色体长臂上坐落着ABCC11基因,它在rs17822931位点存在一个高频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东亚人群普遍携带A等位基因,即原本保守序列中的鸟嘌呤(G)被腺嘌呤(A)取代,形成典型的G/A杂合或A/A纯合状态。别小看这一个碱基的转换,它直接调控大汗腺与耵聍腺的发育成熟度及分泌活性。
所谓“体味”,本质并非汗水本身散发的味道。小汗腺分泌物以水分与电解质为主,基本无嗅觉刺激;真正构成气味源头的是腋窝区域的大汗腺分泌液——富含脂质、蛋白质与糖蛋白,经皮肤表面微生物群落代谢转化后,才会释放出硫醇、短链脂肪酸等挥发性有机物,浓度越高,菌群越活跃,气味越具穿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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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ABCC11 A型等位基因的个体,其大汗腺导管数量减少、腺体体积缩小、分泌总量下降,可供细菌分解的底物随之锐减,因此腋下气味分子生成量大幅压缩。
多项流行病学调查同时发现高度相关现象:耳垢呈干燥片状者,腋臭检出率不足5%;而耳垢油润黏稠者,腋下异味阳性率可达30%-40%。
这也解释了为何东亚家庭常用细竹签或金属挖耳勺轻松清理出蓬松灰白耳垢,而欧美居民更多依赖棉签吸附湿滑棕黄分泌物,二者背后是同一套基因表达系统的外在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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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族群数据对比尤为清晰:日本、韩国、中国北方汉族样本中A型等位基因频率稳定维持在85%-95%,欧洲裔群体该数值约为10%-20%,非洲裔群体则更低至3%-5%。
不同研究在采样范围、检测方法与统计模型上略有出入,但核心结论高度一致——东亚人群“无显著体味”表型具有明确群体遗传学基础,绝非主观感受偏差。
这套机制也能回应印度网友关于“是否掌握神秘配方”的好奇:不存在隐形科技壁垒,本质是基因频率分布差异与生活方式协同作用的结果。有人生来气味清浅如晨雾,有人天生气息浓烈似陈酿,后天清洁手段与化学干预只能缩小差距,无法彻底抹平先天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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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基因为什么在东亚多:寒冷环境只是推测,代价也一直在
不少科普文章将ABCC11 A型优势归因于末次冰期生存压力,确有学者提出合理假说:当智人祖先向高纬度寒带迁徙时,降低大汗腺分泌可减少体表油脂挥发,避免吸引掠食者;同时干性耳垢减轻耳道潮湿环境,降低冻伤风险与真菌感染概率,在衣物厚重、取水困难、清洁条件匮乏的史前环境中具备生存优势。
另有一派观点聚焦社会选择机制:气味淡雅者在密集聚居生活中更易获得同伴接纳,婚配成功率提升,基因传递概率随之增加;还有研究指出干性耳垢可能改变耳道微生态平衡,间接影响听力健康,从而形成代际筛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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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理论目前仍属科学推演范畴,尚无单一证据链完成闭环验证,但时间维度已被考古遗传学锚定——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对距今约3万年的华北旧石器晚期人类遗骸进行古DNA测序,已成功捕获ABCC11 A型突变信号,证实该变异至少存在三万年以上,并在东亚人群扩散过程中被正向选择放大。美洲原住民群体同样高频携带该等位基因,成为印证东亚起源路径的重要旁证。
进化从来伴随权衡取舍。油性耳垢中含有溶菌酶、乳铁蛋白等天然抗菌成分,对抵御耳道感染具有一定屏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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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性耳垢携带者并非耳部健康水平下降,但临床数据显示其耳道干涩、脱屑、轻微瘙痒的发生率略高于油耳人群,个体体验差异显著。生命系统在漫长演化中做出的选择,往往遵循“此消彼长”法则,没有绝对最优解。
基因之外,现实变量持续施加扰动:洋葱素、大蒜素、咖喱精油、乙醇代谢物、辣椒素等膳食成分会通过汗腺排泄通道进入体表,增强气味挥发强度;高温高湿气候加速汗液蒸发与细菌增殖,使本不明显的气味变得可察觉。中国地域内部亦存在梯度变化——华南部分省份A型等位基因频率略低于北方,体味感知阈值相应抬升,这种基于地理与遗传交叉分析的精细图谱,远比笼统的“国家气味标签”更具科学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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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中国人群整体呈现“低体味表型”,其底层支撑正是ABCC11基因A型等位基因在群体中的高频率分布。耳垢干爽易碎,实为这一遗传特征最直观的体表印记。正因相当比例个体先天腋臭风险较低,国内止汗除味品类难以复制欧美市场的爆发式增长,这一现象背后有坚实的生理学依据。
现实中仍有部分人群受腋臭困扰,也有特定职业场景需强化体味管理,这完全属于正常生理谱系分布,无需心理负担,亦不必将“零气味”奉为唯一标准。科学的气味管理应是个人卫生习惯、织物清洁效能、膳食结构优化与必要时精准使用护理产品的系统工程,适配自身需求才是终极目标。
信源
澎湃新闻《把人熏晕的狐臭,可能比人类的历史还要久》:报道了ABCC11基因与体味的关系,指出东亚人群中该基因突变率较高,体味相对偏轻中国科学院官网《10万年前智人为何从非洲走向东亚?》:介绍了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关于古人类迁徙与气候变化关系的研究成果新浪科技《除臭剂这个生意在中国为什么失败了?》:援引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研究,分析东亚人基因特征与除臭剂市场表现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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