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政协委员放言“早晚取消中高考”，网友惊呼“门阀再现”！

2026年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政协委员曾宪一先生关于教育改革的建议引发了全网热烈讨论。

他在谈到未来教育发展时指出，随着学生人数下降，未来取消中高考是必然趋势，应当创新办学机制，选拔具有创新潜质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这一提议迅速在网络上发酵，被众多网友解读为“门阀再现”的现代版本，激起了对教育公平与社会流动性的深切忧虑。

曾宪一委员的观点建立在一个看似合理的趋势预判上：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学生数量减少，现有的标准化考试制度可能需要调整。

他认为：中高考过于侧重记忆性内容，难以真正识别具有创新潜质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曾宪一

这一论点本身并非毫无依据，毕竟中国教育界对考试制度改革的讨论已持续多年。

然而，公众的担忧主要集中在替代方案上，因为中高考制度作为社会上越来越稀缺的公平之一，已经成了国家人才选拔的压舱石和定海神针。

网友尖锐指出：“取消中高考，考察学生科研潜质、综合素质，看似考的是学生，实际上考的是家族。”

这一批评触及了中国社会最敏感的神经——教育机会的公平性。

在资源分配不均的现实条件下，“综合素质”评价往往转化为对家庭资本的全方位考核。

赢在起跑线？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你不考书本知识考什么？考艺术素养、科研经历、国际视野、社会实践？这些看似中立的评价维度，每一项都需要家庭乃至家族长期、持续的教育投入与财力支持。

更何况，即使在现行高考制度下，寒门学子在顶尖高校中的比例已呈现下降趋势。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的30%以上下降到近年来的不足20%。

若取消相对统一的选拔标准，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多元、主观的评价体系，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可能进一步加剧，形成事实上的教育世袭。

还有的网友将这一提议与历史上的“门阀政治”相提并论，这并非简单的情绪宣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参照。

例如，汉代建立的察举制原本是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通过地方官员推荐“孝廉”、“秀才”等人才进入仕途。

选人用人，千古难题

初期这一制度确实为国家输送了不少人才。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察举制逐渐被地方豪强和世家大族掌控。他们相互推荐子弟、门生，形成封闭的选拔圈子。

《后汉书》记载，东汉中后期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荒诞现象。选拔标准从德才变为门第，寒门才俊几无晋身之阶。

这种门阀垄断最终导致官僚系统僵化，社会矛盾激化，为东汉灭亡埋下伏笔。

曹魏惩东汉察举制之弊，创立的九品中正制本是战乱后人才选拔的权宜之计，却也迅速演变为门阀士族巩固特权的工具。

所谓“中正”官员多由世家大族出身，选拔标准日益偏向门第而非才能，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僵化局面。

曹丞相表示没想到会这样

东晋时期，门阀政治达到顶峰，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琅琊王氏与司马皇室共治国家，其他大族如庾氏、桓氏、谢氏等也各霸一方，垄断高官要职。

这种门阀垄断不仅阻塞了社会流动，更导致政治腐败、社会停滞，最终酿成长期动荡与分裂。

正是针对门阀政治的弊端，隋唐创立了科举制度。这一革命性创新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选拔人才，打破了门第限制，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

尽管科举制度本身也有局限，但在1300多年的历史中，它始终是维持社会流动、防止阶层固化的关键机制。

明初的“南北榜案”恰恰彰显了古人对考试公平的极端重视——洪武三十年（1397年）科举，中榜者全部为南方人，引发北方士子抗议。明太祖朱元璋为维护国家统一与地域公平，严厉处置了相关官员，并亲自重选北方士子入榜。

明代科举

这一事件表明，即使是不完美的选拔制度，其公平性也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与维护。

曾宪一委员的提议实际上触及了教育领域一个永恒的两难：如何在选拔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找到平衡点？

标准化考试固然有其局限——它难以全面评估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但它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不同背景的学生至少面临同一套规则、同一份试卷、同一个评分标准。

取消这一平台后，所谓的“综合素质评价”将面临诸多现实问题：由谁来评价？依据什么标准？如何防止人为操纵和权力寻租？

综合素质确实方方面面

在监督机制尚不完善的条件下，多元评价很可能沦为资源博弈的战场。富裕家庭可以通过海外游学、科研项目、艺术培训、社会实践等多种方式为孩子“丰富简历”，而普通家庭，尤其是农村和贫困地区家庭，则难以提供这些资源。

历史经验表明，当一个社会的上升通道被少数群体垄断时，必然会导致社会活力下降、矛盾积累，最终引发系统性危机。

网友将取消中高考的提议与“门阀再现”相联系，反映了对阶层固化的深层恐惧。这种恐惧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双重依据。

历史上，门阀士族之所以能够垄断仕途，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掌握了教育资源与选拔权力。

他们拥有良田万顷，能够为子弟提供最优质的私塾教育；他们掌控地方舆论，能够影响察举推荐；他们把持朝政要职，能够为族人门生铺平道路。

门阀从未远去

这种循环一旦形成，就会不断自我强化，最终形成“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僵化格局。

唐末黄巢的起义，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阶层固化的暴力反弹。这位屡试不第的士子最终领导了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攻入长安后对门阀士族进行了残酷清洗。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深刻的社会革命，传统意义上的门阀势力被彻底打破。

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制度，更是为亿万普通家庭提供了改变命运的通道。正是这种相对公平的选拔机制，支撑了中国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稳定。

当前教育体系确实存在重记忆轻创新、重分数轻素质的问题。然而，改革的方向不应是简单取消现有的公平机制，而是在维护基本公平的前提下，探索多元评价的可能性。

应试教育被吐槽多年

可行的路径或许包括：在保持统一考试作为基础选拔手段的同时，引入有限度的综合素质评价，并建立严格的监督与公示制度；

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缩小城乡、区域间的教育差距；推动高校招生方式多元化，但确保透明公开；建立针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机制，如专项计划、加分政策等。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绝对公平难以实现，但相对公平必须坚守。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够延续千年，正是因为它提供了那个时代最可及的公平。

今天的中高考制度虽然不完美，但它仍然是亿万普通家庭子女改变命运的最重要通道。任何教育改革，如果以牺牲基本公平为代价，最终都将损害社会活力与长治久安。

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其教育探索具有风向标意义。曾宪一委员的提议引发的争议，实际上是一场关于中国未来社会形态的预演讨论。

国际化大都市

这场讨论提醒我们，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时刻警惕精英主义话语包装下的阶层固化倾向。

中国古代门阀政治的兴衰表明，当一个社会的上升通道被少数人垄断，知识、权力与财富形成闭环传承时，社会将逐渐失去活力，矛盾不断积累，最终导致系统崩溃。

教育改革的目标不应是制造新的壁垒，而是搭建更多元、更公平的桥梁。在这座桥梁上，无论是西北农民的孩子，还是上海教授的后代，都应有相对平等的机会展示自己的潜力，实现自己的价值。

这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是关乎社会正义与持久发展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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