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应该描写底层人的生活

很多文学作品都在描写城市人的生活，似乎城市化进程完成以后，很多人都进入了城市。城市生活就成了作家笔下的生活。其实作家应该关注底层人，关注他们的生活，进而描写他们的生活。

一八四四年一月，恩格斯在《大陆上的运动》一文中，对当时欧洲出现的以下层等级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文学流派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法国作家欧仁·苏写了一部小说叫《巴黎的秘密》，反映了劳苦人民的悲惨生活。恩格斯说：“这本书以鲜明的笔调，描写了大城市的‘下层等级’所遭受的贫困和道德败坏。这种比较不能不使社会关注所有无产者的状况。”认为这是“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虽然对底层人物的描写并不一定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但底层人物确实存在，而且占人数比较多，他们的生活应该引起作家的关注。可是社会在不断发展，尤其是资本进入社会每一个角落之后，已经把人们身边所有的事物都作价出售，进而培养了消费主义价值观，还培养了享乐主义价值观，弄得很多年轻人都知道消费和享乐，却偏偏不会关注身边的底层人，甚至他们本身就是底层人，却不知道自己生存的目标，也不知道如何翻身得解放。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宣扬富裕，宣扬那些富人，甚至让富人当了人民的代表。其实就是让资产阶级代表无产阶级，本身是愚蠢可笑的。可是这样愚蠢可笑的事公然存在，时间久了，人们就会视为正常。自古以来，文学就是文人士大夫的玩物，是被统治阶级操控的，要描写王公贵族的生活，而不会只描写农民的生活。到了现在，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文学应该描写那些劳苦大众，应该描写底层人生活的艰辛和无奈。

可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宣扬之下，很多人都嫌贫爱富，都注重那些权贵的生活，而不会注重普通人的生活，似乎可以引领很多普通人，让他们由社会底层上升到权贵阶层，或者说起码激发他们奋斗的勇气，让他们不断打工挣钱。其实这种作用是负面的，越是用权力和金钱引导人的欲望，就越容易跑偏，容易诱导人们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权或钱，或者诱导他们不断付出劳动力，不断忍受剥削和压榨，或者说忍受更大的剥削和压榨，却认为这种制度是合理的。当然也就把他们变成了愚昧无知的人。虽然社会层面宣扬富裕，宣扬富人，宣扬有权的官员，却不宣扬底层劳动人民，但这种片面的宣传是错误的，因为社会巨大财富的创造者仍然是底层劳动人民，而不是富人和官员。虽然城市化进程初步完成，有六亿多的人进入了城市，但农村仍然存在，城市里的底层劳动者也仍然存在。作家并不能只是关注那些富裕的人，不能只是关注城市中的资产阶级，而应该关注底层劳动人民，看看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倾听他们的心声，就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也知道阶级差距是怎样的。倘若作家一味描写富人的生活，就很可能变成资产阶级作家，或者说只是崇尚财富，崇尚权力，却不崇尚体力劳动，或者说视体力劳动为低端的劳动，而视那些脑力劳动为高端的劳动，当然就会人为把劳动分出层次，进而蔑视体力劳动者，当然也就忽略了底层劳动人民。

底层劳动人民很容易失去话语权，因为他们已经被资产阶级代表，当然，资产阶级只会为自己的阶级谋福利，而不会为劳动人民谋福利，也不会消除剥削和压榨人的制度。即便底层劳动人民有反抗者，有维护自身权益的人，也不一定如愿以偿。因为在法律面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不平等的，权贵和底层劳动人民根本无法站在一个水平线上。倘若一个农民告一个富人，说富人开车撞伤了他，那么富人并不会接招，而是会让保险公司来赔偿。农民获得赔偿以后，就算两清了，其实富人没有付出多少代价，只不过每年掏点钱入保险而已。倘若一个工人告资本家，说资本家拖欠他的工资，那么资本家也不会接招，而是一直拖下去，最终拖得农民没有信心了，也就不了了之了。很多底层劳动人民采用偏激的方式来报复社会，报复一些权贵，是走投无路的结果，因为他们根本没办法和权贵计较，即便诉诸法律，也根本耗不起，因为他们没钱，甚至连诉讼费都掏不起。有了这样的现状，作家就应该在作品中写出来。或者说作家要和底层劳动人民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体验他们真实的生活，才能写出有力度的作品。

可是很多作家都居住在城市，观察的都是城市中的生活，只是观察城市中的权贵生活，却不会观察城市中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当然无法写出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现状。似乎作家也成了资产阶级的一员，要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当然会嫌贫爱富，笑贫不笑娼。甚至有些作家直接写一些低俗无聊的东西，不是霸道女总裁爱上男保安，就是霸道男总裁爱上保姆阿姨，不然就写黑道风云，写修仙的，写盗墓的，写犯罪的，无一不刺激人们的神经，却偏偏不写底层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怎么说都是脱离现实的表现，而文学已经成了一种消遣的玩物，再也不可能挖掘人的劣根性，不可能成为为人生的艺术，也没有拯救人心的力量。文学曾经在历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曾经为无产阶级鼓与呼，影响和带动劳动人民，甚至能够推动历史前进。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总是鼓舞人心的，而且传承的时间很久。不管是《水浒传》，还是《战争与和平》，不管是《丁庄梦》，还是《红高粱》，都写了底层人的真实生活，有各种各样的屈辱，有各种各样的纷争，有各种各样的自暴自弃，还有各种各样的抗争。恩格斯曾经提出，要正确塑造革命领导者形象的问题，并不能弄得太理想化，而应该贴近生活。那么写底层人物，就不仅要写他们的消极面，而且要写他们的善良，写倔强的叱吒风云的无产者，而这正是恩格斯希望的。

虽然社会宣扬财富，宣扬富裕，宣扬权贵，但作家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做社会的良心，应该写底层人物，写他们中的那些抗争者，再现他们真实的生活，而不能被权贵影响，更不能被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以至于昧着良心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