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类文物揭秘！马在中国为何是 “千年顶流”？

在中国古老的民俗文化中，马是忠诚勇毅的象征。从考古出土的文物来看，早在距今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马的形象，但与龙、凤等神话形象相比，在我国古代文物中，马的形象更贴近现实，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从现有的遗存来看，马的形象主要出现在陶器、铜器、壁画、石刻等文物上。这些文物中的马，或奔跑，或静立，或嘶鸣，大都形态逼真，生动活泼。

金戈之马

马是中国古代战争与军事力量的核心要素，是“车骑之国”军事实力的直接体现。自商周以来，马就与战车紧密结合，成为中原王朝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称谓直接以车马数量衡量国家强弱。马往往与王朝命运紧密相连，从周穆王八骏西游到汉武帝天马之歌，从唐太宗昭陵六骏到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马始终在历史的关键节点扮演着重要角色。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杜甫的诗句生动描绘了马与战争的紧密联系。

▲赵卿墓车马坑局部（太原市博物馆藏）

1988年，在太原市晋源区金胜村发现的赵卿墓车马坑，是迄今所见春秋时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车马随葬遗存。这座车马坑由车坑与马坑两部分垂直交会组成，占地面积达110平方米，随葬马46匹，车16乘。马坑中46匹马头向西，自北向南排列，均属蒙古马系，马体遗骸除个别部位腐朽残缺外，整体状况良好。车坑内16辆车多为方舆车，1辆为圆舆车，兵车呈双列排列，在国内亦属罕见。该车马坑作为春秋晚期晋国正卿赵鞅（赵简子）的陪葬坑，不仅展现了晋国“万乘之国”的军事实力，更是太原城市历史开端的见证，现陈列于太原市博物馆。

丹青之马

马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重要题材，历代画家以马为载体，抒发情怀，寄托理想。从汉画像石中的奔马到唐代韩幹笔下的《照夜白图》，从宋代李公麟的《五马图》到现代徐悲鸿的《奔马图》，马的形象在艺术长河中不断演变。北朝时期，随着鲜卑等北方民族入主中原，马在绘画中的表现达到了新的高度。画家们不仅注重马的外形刻画，更善于捕捉马的神态与动态，展现出“下笔如有神”的艺术功力。

▲娄叡墓《鞍马出行图》局部（山西博物院藏）

1979年至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发掘了北齐东安王娄叡墓，墓中出土壁画400多平方米，保存下来的有200多平方米，其中《鞍马出行图》被誉为“北朝绘画第一”。这幅壁画位于墓道西壁，采用长卷式构图，高1.69米、宽1.39米，描绘了墓主人出行时的盛大场面。画中十匹马排成两队，最前面两骑举旗开道，后面八骑紧紧跟随。画家先以淡墨勾勒线条轮廓，再涂以红、黄、石绿、石青、褐等颜色，马匹或昂首嘶鸣，或奋蹄疾驰，甚至细致刻画了惊恐中排泄的瞬间，展现出画家对马匹习性的深刻观察。2002年，该壁画被列入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现藏于山西博物院。

交通之马

马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承担着驮运货物、传递信息、骑乘出行等多重功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马与人类建立了深厚的伙伴关系，“老马识途”“一马当先”等成语都体现了马在交通出行中的重要作用。从丝绸之路的驼铃马帮到驿站系统的快马传书，从商旅驮运到农耕运输，马匹连接起了城市与边疆、中原与西域，成为古代交通网络中不可或缺的纽带。尤其在北朝时期，鲜卑等游牧民族带来的马背文化，使马在交通运输中的地位更加凸显。

▲北齐彩绘陶驮马（太原市博物馆藏）

太原市博物馆收藏的北齐彩绘陶驮马，出土于太原王郭村娄叡墓，与著名的娄叡墓壁画同属一批考古发现。这件陶马呈枣红色，呈站立姿态，细节刻画精细，马首微昂，马背上驮有货物，马尾自然下垂。陶马整体造型比例协调，具有鲜明的北齐雕塑风格。作为娄叡墓随葬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件彩绘陶驮马与武士俑、伎乐俑共同构成仪仗队列，展现了墓主人生前的显赫地位。

神兽之马

马是中国古代神话体系中的神兽，“天马”信仰体现了古人对超越凡俗、沟通天地的向往。汉代是马神崇拜的鼎盛期，汉武帝作《天马歌》祭祀太一神，将天马视为承载灵魂升天的神物。在神话想象中，天马被赋予羽翼，能腾云驾雾，往来于天地之间，成为长生不死、祥瑞吉兆的象征。

▲东汉天马白虎神人画像铜镜（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53年5月，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搜集到一面东汉天马白虎神人画像铜镜，直径21厘米，是神兽马艺术的典型代表。该镜镜钮左侧饰一匹天马，呈奔跑状，高起的前蹄上方铸以悬针篆“天马”两字阳铭。天马塑作带翼形象，肩生羽翼，昂首嘶鸣，作飞驰状。镜背纹饰以四乳分为四区，除天马外，还饰有白虎、神人等形象，外缘饰有锯齿纹和流云纹。铜镜作为“照鉴”之物，承载辟邪纳福的功能，镜纹中的天马形象寄托了时人对吉祥平安的祈愿。

生肖之马

马在十二生肖中列第七位。十二生肖体系形成于战国时期，定型于东汉，马对应地支中的“午”，代表一天中的正午时分和一年中的仲夏时节，象征着阳气最盛、万物繁茂。生肖俑作为随葬明器，具有“压胜”“辟邪”的镇墓功能，唐代典章规定九品至一品官员死后均可随葬十二生肖俑，其排列以子午线定位，鼠马相对，体现了古代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念。兽面人身的生肖造型，融合了动物崇拜与人文精神，成为独具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

▲唐代彩绘陶十二生肖马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唐代彩绘陶十二生肖马俑，1955年出土于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唐墓，为唐代随葬明器的典型代表。这件午马俑采用兽首人身造型，马首塑造写实，躯体则为人形，身着唐代典型的敞领宽袖长袍。出土时该组生肖俑按特殊方位顺序排列，鼠（子）与马（午）呈子午线对应关系，每隔30度设置一俑对应时辰，与《大唐开元礼》记载的“十二神方位”相符，既满足压胜辟邪的宗教需求，又体现“事死如事生”的儒家丧葬理念。该马俑造型端庄，生动传神，于文雅中显露着一种滑稽之相，是研究唐代生肖文化、陶塑工艺及丧葬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

（作者 郭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