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查出肝癌晚期，烧了病历，骑车去西藏，三个月后寄来明信片

我这辈子见过最洒脱、最让我心里又疼又佩服的人，就是我二舅。

二舅今年五十八岁，一辈子老实巴交，在老家的机械厂干了三十多年，守着一台车床，守着一亩三分地，守着我们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他话不多，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没出过远门，没享过什么福，按部就班地上班、退休、带孙子、买菜做饭，活成了我们身边最常见的那种长辈——踏实、隐忍、一辈子围着别人转，唯独没为自己活过一天。

直到去年秋天，一切都变了。

二舅那段时间总说肚子胀，吃不下饭，人肉眼可见地瘦下去。家里人催他去医院，他总推脱，说老毛病了，扛扛就过去，别花钱。可拖到最后，脸都黄了，走路都打晃，才被我妈硬拉着去了县医院，一查，直接转去了市医院。

结果出来那天，我陪着我妈、大舅、二舅妈一起在医生办公室听消息。医生摘下口罩，语气很轻，却像一块石头砸在我们所有人头上：肝癌晚期，扩散了，年纪大了，手术意义不大，保守治疗，剩下的时间，按月算。

我至今记得二舅当时的样子。

他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头发花白了一大半，背微微驼着，像一棵被霜打蔫的老树。我们所有人都慌了，哭的哭，劝的劝，二舅妈当场就瘫在地上，拉着他的手哭得说不出话。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要去大城市治，要找最好的医生，砸锅卖铁也要治。

可二舅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没掉一滴泪。

回到家，他把那份薄薄的、却重得要命的病历单拿出来，当着全家人的面，走到院子里，点了一根火柴。

火苗窜起来，那张写满绝望的纸，一点点变成灰烬，被风一吹，散了。

我们都吓傻了，问他干嘛啊，这是救命的东西。二舅这才抬起头，看着我们，眼神平静得不像刚被判了“死刑”的人，他说：“不治了，治也治不好，花钱遭罪，拖累你们，没意思。”

我们都以为他是一时想不开，都在劝，可二舅脾气倔，认定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更让我们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二舅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从储物间里拖出了那辆放了十几年的旧自行车。那是他年轻时买的，大梁车，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他擦得锃亮，装上一个简单的背包，放了几件换洗衣服，一个保温杯，一点干粮，就这么推着车，要出门。

我们问他去哪，他说：“去西藏。”

一句话，把所有人都震住了。

西藏，那是连我们年轻人都要做半天攻略、犹豫好久的地方，海拔高、路远、条件苦，他一个快六十岁、身患绝症的老人，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要去西藏？

所有人都反对，都拦着，说他不要命了，路上出点事怎么办，高原反应怎么办，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可二舅只是摆摆手，语气很淡：“我这一辈子，上班、养家、看孩子、伺候老人，啥时候为自己活过？现在日子不多了，我想去哪就去哪，死在路上，也比躺在病床上插满管子强。”

他没跟我们吵，没跟我们闹，就那么安安静静地，推着车，出了村口。

没有告别，没有拥抱，甚至没回头看一眼。

那天的风很大，吹起他的衣角，他的背影越走越远，慢慢变成一个小点，最后消失在路的尽头。我们站在村口，哭都哭不出来，心里又酸又涩，既担心他的安危，又懂他心里藏了一辈子的委屈和渴望。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们没有二舅一点消息。

电话打不通，人找不到，他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家里人天天睡不着觉，二舅妈以泪洗面，我们都往最坏的地方想，怕他倒在路上，怕他没人照顾，怕他就这么一去不回。

我们报过警，托过沿途的朋友打听，可一点线索都没有。他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朝着自己想去的方向，头也不回地飞。

那段时间，我一想起二舅，心里就堵得慌。

我总在想，他这一辈子，活得太憋屈了。

年轻时为了养家，放弃了自己喜欢的木工，进了机械厂三班倒；中年时为了供孩子读书，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件衣服穿十几年；老了退休了，又忙着带孙子，买菜做饭，收拾家务，每天围着灶台转，围着家人转，从来没问过自己想要什么，从来没去过自己想去的地方。

他不是没有梦想，只是被生活磨没了，被责任压住了，被“为别人活”这三个字，绑了一辈子。

直到生命快到尽头，他才终于敢挣脱一切，不管不顾，为自己活一次。

就在我们快要绝望，快要接受最坏结果的时候，那天下午，邮递员送来了一张明信片。

薄薄的一张，边角有点卷，上面盖着西藏的邮戳，字迹歪歪扭扭，是二舅的字。

明信片上没有长篇大论，只有短短几句话：

“我到拉萨了，天很蓝，云很低，人很舒服。我挺好的，别惦记，你们都好好过日子。——二舅”

就这几行字，我们一家人拿着明信片，看了一遍又一遍，眼泪哗哗地往下掉。

不是难过，是放心，是心疼，是说不出来的释然。

我们不知道他这三个月是怎么骑过去的。

不知道他翻了多少座山，走了多少里路；

不知道他有没有疼得受不了，有没有半夜难受得睡不着；

不知道他在荒无人烟的路上，有没有害怕，有没有孤单。

我们只知道，他做到了。

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老家的小村子，一路骑到了西藏，骑到了他一辈子只在电视上见过的地方。他没有躺在病床上，没有被病痛折磨得不成样子，没有成为家人的负担，而是迎着风，晒着太阳，看着最美的风景，走完了生命里最自由的一段路。

后来二舅回来了。

黑了，瘦了，可是精神很好，眼睛里有光，那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的光，是解脱，是满足，是真正为自己活过的踏实。

他没说路上有多苦，只是笑着跟我们讲西藏的天，讲路上遇到的好心人，讲沿途的风景，讲他第一次看见布达拉宫时的心情。

他说，这辈子，值了。

再后来，二舅安安静静地走了，走的时候很安详，没有痛苦，脸上带着笑。

家里人没有过分悲伤，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最后的日子，是他这辈子最快乐、最自由、最属于他自己的时光。他没有被病痛困住，没有被生活捆绑，他用最倔强、最洒脱的方式，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最圆满的句号。

有时候我常常在想，我们大多数人，活得都像二舅前半辈子一样。

为了钱，为了家，为了别人的眼光，一路奔波，一路隐忍，把自己的喜欢、梦想、向往，全都压在心底，以为日子还长，以后总有机会。

可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二舅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

人这一辈子，最不能辜负的，是自己。

别等来不及了，才想起去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人生没有重来，想做的事，趁早做；想去的地方，趁早去；想爱的人，趁早珍惜。

别让一辈子，都活在将就和遗憾里。

二舅走了，可他骑着车奔向远方的背影，永远留在我心里。

那是我见过，最自由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