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之战：东吴六攻合肥，两败四退，为何孙权败得如此彻底呢？

这是三国战役系列解说的第二集——合肥之战。

说起合肥之战，我总觉得这地方像是个诅咒，尤其对东吴来说。我翻遍史书，越看越觉得，合肥那几座土城墙，简直成了老孙家几代人跨不过去的一道坎。

从208年孙权第一次带着人马杀过去，到253年诸葛恪领着二十万大军灰溜溜地败退，前后近半个世纪，五次像模像样的大规模进攻，愣是一次都没真正啃下来。

第一次打合肥，是208年年底，赤壁那把火刚烧完不久。曹操是败了，但家底厚，主力还在荆州北边盯着。孙权这时候心思活络了，想着趁你病要你命，周瑜在江陵缠着曹仁，他自己就挥师北上，扑向了看起来更“软”的合肥。

这场仗史书记载不多，但有个细节很有意思。合肥守军眼看城墙快被雨水泡塌了，居然能想出用草和棕榈叶补墙的土办法，晚上还点火把照亮城外，防着夜袭。更绝的是扬州别驾蒋济，援军张喜迟迟不来，他干脆伪造书信，谎称四万援军已到附近，还派人演戏，故意让孙权的巡逻队“截获”信件。

这一招虚张声势，居然真把孙权给唬住了，加上攻城不顺，孙权听了张纮的劝，觉得主帅不该逞匹夫之勇，就撤军了。你看，第一次交手，东吴更多是试探，曹操方面也没派什么名将，靠着一个文官的计谋和守军的韧性就顶住了。这给后来合肥的攻防定下了一个基调：这地方，不好打，守军的意志和花样，比你想象的要多。

但真正让“合肥”两个字成为东吴噩梦的，是七年后那场惊天动地的逍遥津之战，也就是第二次合肥之战。那是215年，曹操远在汉中收拾张鲁，江东这边刚和刘备分完荆州，孙权一看中原空虚，机会难得，亲率十万大军（这个数字可能有点水分，但声势绝对浩大），志在必得。

而合肥城里，只有张辽、李典、乐进的七千多人。兵力悬殊到令人绝望。曹操临走前留了个锦囊，就四个字：“贼至乃发”。打开一看，是让张辽、李典主动出击，乐进守城。

读到这段时，我就在想，曹操这命令真够狠的，也真够了解他手下这帮人的。张辽和李典不和，人尽皆知。让这两人一起出城拼死一战，要么一起死在城外，要么在死战中把恩怨打没了。果然，张辽一番慷慨陈词，连李典都抛下私怨，决定搏命。第二天天刚亮，张辽带着连夜招募的八百敢死队，披甲持戟，像一把尖刀直插孙权的中军大帐。

史书描写得像演义小说：

“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

孙权被打懵了，吓得跑到一个高土堆上，用长戟自卫。张辽在下面喊孙权下来单挑，“权不敢动”。东吴的十万大军，被张辽几百人来回冲杀，士气崩得一塌糊涂。《魏略》说后来江东小孩夜里哭，大人一说“张辽来了”，立马噤声。这威慑力，是打出来的。

更惨的还在后头。孙权围了十几天，攻不下，军中又闹瘟疫，只好撤退。按理说，撤就撤吧，可张辽不答应。他瞅准时机，带着部队就追了出来，重点追孙权所在的殿后部队。在逍遥津，孙权差点被活捉。桥被拆了一段，他靠着部下谷利在后面猛抽马屁股，才冒险跃马跳过断桥，捡回一条命。大将陈武战死，凌统的亲兵全部死光，自己重伤死里逃生。

这一仗，把孙权打得肝胆俱裂。我估计他后半辈子梦里，都常出现张辽那杆戟和逍遥津那道断桥。经此一役，合肥在心理上，已经成了东吴武将集团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曹魏方面也明白了，合肥光守不行，还得有张辽这样的“钉子”，关键时刻能扎出去，让对方流血不止。

到了230年左右，第三次和第四次战役，主角换成了魏国的满宠。这是个心思极其缜密、眼光长久的守备大师。他发现旧的合肥城离水道太近，吴军水师强大，来去太方便。于是他力排众议，在旧城西边三十里的地方，依山傍险，修了一座“合肥新城”。

这一招太厉害了，直接把吴军的最大优势——水军，给废了一半。孙权再来，船队开不到城下，士兵得在陆地上走老远，补给线拉长，进攻的锐气和持续性大减。

233年第四次来打，孙权在河边犹豫了二十天不敢下船。满宠料定他最后肯定要上岸耀武扬威一番，否则没法跟部下交代，早就设好了六千伏兵。果然，孙权一上岸显摆，伏兵杀出，又是损兵折将。满宠就像个经验老到的猎手，不仅加固了陷阱（新城），还摸透了猎物（孙权）的脾气和行动规律。

第五次大战发生在234年，这次背景更大。西边诸葛亮正进行第五次北伐，孙权响应，东西夹击。他亲率主力再攻合肥新城，同时派陆逊、诸葛瑾威胁襄阳，孙韶、张承进攻淮阴，摆出三路齐发的架势，可谓声势浩大。合肥新城再次告急，守将张颖苦苦支撑。连满宠都没了把握，提议暂时放弃新城，退守寿春。

但魏明帝曹叡很清醒，他认为合肥、襄阳、祁山是三个绝对不能动摇的支点，坚决不同意撤退。他一方面派精锐前出，虚张声势，另一方面自己亲率中央大军乘船东下。孙权听说曹叡御驾亲征，距离还有几百里呢，就立刻下令全军撤退。其他两路吴军也跟着退了。

这一仗，孙权输得有点“冤”，但恰恰说明问题：他北伐的决心并不坚定，更多的是趁火打劫、见好就收的心态。一旦魏国展现坚决的抵抗意志和快速的动员能力，他首先想到的是保存实力。这种战略上的投机性，注定他无法在合肥这种硬骨头面前坚持到最后。

而最惨烈、最令人唏嘘的，还是二十年后的第六次，也就是诸葛恪的合肥新城之战。此时孙权已死，少主孙亮即位，诸葛恪作为托孤大臣，在东兴之战击败魏军后，威望达到顶峰。他变得刚愎自用，不顾几乎所有同僚（包括好友聂友、滕胤）的反对，在253年春天，动员了东吴史上空前的二十万大军，倾国北伐，志在吞并淮南。

表面上看，这是东吴最有希望的一次。兵力绝对优势，魏国关中兵力被蜀汉姜维牵制，主持淮南的毌丘俭、文钦又和中央的司马师有矛盾。但诸葛恪犯了所有兵家大忌。首先是轻敌躁进，他以为大军一到，魏军就会望风披靡。

结果魏国司马师定下“坚壁清野”的固守策略，把城外百姓物资全部撤走，留给他一座座空营和沉默的坚城。二十万大军顿兵于合肥新城之下，拳头砸在铁板上。

守新城的是个叫张特的牙门将，手下只有三千人，还死伤过半。城墙都快被攻破了，张特使了个缓兵之计，派人出城对吴军说：按魏国法律，守城超过百日而救兵不到，投降可以免家族连坐。现在已九十多天，城里还有一半人不想降，我回去说服他们，明天一早交名单，先把我的官印给你们作抵押。诸葛恪居然信了，没当晚猛攻。

结果张特连夜用房屋木材把城墙缺口又堵上了两层。第二天翻脸不认账，大喊：“我只有战死而已！”吴军气得吐血，再攻，却攻不动了。

这时候，时间站在守军一边。江南的军队在淮南盛夏酷暑中，水土不服，瘟疫横行，病倒一大半。诸葛恪不仅不体恤，反而认为将士装病，动不动就杀人立威。将军朱异提议暂时后退休整，被他罢官赶走。士兵报告疫情，他说是谎报，要斩首，于是再没人敢说真话。

最终，军心瓦解，疫病肆虐，在魏军援兵文钦等人的追击下，吴军崩溃，死伤数万，横尸遍野。诸葛恪回国后不久，就在政变中被杀。这一仗，输光了东吴最后一股锐气和本钱，也彻底浇灭了北上争雄的野心。

回过头看这五次大战，东吴为什么就是打不下合肥？

从战术层面看，曹魏的防守体系太厉害。早期有张辽这种“进攻型防守”的天才将领，后期有满宠这种“工程学+心理学”的防守大师，再加上合肥（新城）本身城防坚固，地理位置让吴军水师优势打折。而东吴的陆军攻坚能力，始终是短板。他们的优势是水战、突袭和灵活机动，但面对结硬寨、打呆仗的城池攻防，办法不多。

从战略层面看，东吴的北伐，缺乏一以贯之的核心战略和坚定决心。孙权的几次进攻，更像是对外部局势（如曹操远征、诸葛亮北伐）的 opportunistic（机会主义）反应，打的是政治仗、投机仗。一旦遭遇顽强抵抗或魏国中央援军出动，他首先考虑的是止损，是保住江东基业。

这种“限江自保”的国策基因，决定了他们在合肥这种需要倾注国力、承受巨大伤亡才可能攻克的重镇面前，必然缺乏持久力。孙权之后，诸葛恪倒是有了决心，却是建立在个人膨胀和错误判断之上的蛮干，结局更惨。

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在于两国政权性质和地缘禀赋的差异。曹魏占据中原，人力、物力资源雄厚，打得起消耗战，守得住要害。合肥对他们来说，是必须守、也守得住的边防前哨。而东吴立足江东，核心区人口、资源有限，其政权是孙氏与江东大族、淮泗将领的联合体，内部需要平衡。一次动员二十万大军，对国力的透支和内部稳定的冲击是巨大的。他们承受不起在合肥城下旷日持久地流血。

说白了，曹魏输得起一两场，东吴却可能输掉国本。

所以，合肥之于东吴，这里上演过张辽的神话，满宠的稳健，也见证了孙权的无奈，诸葛恪的疯狂。它象征着长江天险可以割据一方，但想迈过淮河问鼎中原，则需要截然不同的气质、决心和国力。

东吴拥有了前者，却始终未能突破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