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镇淮安的那个漕运总督，到底有多大的“权力”？

很多人问：漕运总督到底多大官？比巡抚大还是比总督大？

我们先看看明文规定的漕运总督究竟管多大摊子。

清代漕运总督驻淮安，官阶正二品，如果加兵部尚书衔或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就是从一品。这个品级和地方上的总督平起平坐，比巡抚还要高半格。

他管多大的地方？管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八个省。北方边防将士吃的军粮，京城百万人口吃的口粮，皇室宗亲的禄米，全仗这八个省的水运。

他手下有多少兵？亲辖“漕标”部队，分左、中、右、城守、水师共七营，额定兵员三千四百多人。此外还节制沿途各省卫所运丁、水手，总数不下七八万人。从淮安到通州，沿运河两岸的镇道将领，他有权调度；各卫所负责领运的守备、千总，全归他考核。

他有什么特权？顺治二年任命第一任漕运总督王文奎的上谕里写得明明白白：文官六品以下、武官四品以下，若临阵退缩、杀良冒功、稽迟粮运、失误军机，许漕督会同巡抚“以军法从事”。什么叫军法从事？斩立决，不必等刑部秋审。

他能不能直接给皇帝递折子？当然能。漕运总督从不隶属吏部或户部，有单独上奏权，密折直达御前。每年漕船过天津后，他循例要进京觐见，当面跟皇帝汇报这一年收成多少、船只有无损坏、河道淤塞到什么程度。这叫“述职”，不是汇报工作，是述职。

照这架势看，漕运总督简直是运河上的土皇帝，大权在握，威风八面。

可是。

如果你翻翻《清史稿》里漕督的列传，会发现一个奇怪现象：真正干得长、干得稳、最后得善终的漕督，寥寥无几。更多人是被弹劾、被降职、被抄家，甚至病死任上、累死途中。

康熙朝的漕运总督郎廷极，五十三岁死在任上。康熙皇帝听说后，对大学士们感叹：“总漕所管皆穷苦运丁，郎廷极为总漕尽心抚恤，人皆感悦，年年漕船抵通独早，回空船只亦不致冻阻……以前总漕未有能及郎廷极者。”

郎廷极怎么死的？累死的。

每年漕粮起运，他要从淮安坐船北上，一路督催，过了天津才能进京述职。南下回程，还得沿途检查回空船只，防备搁浅冻阻。一年至少跑两趟全程运河，水陆交替，风霜雨雪，五十出头的人，熬几年就油尽灯枯。

再看另一位康熙朝漕督王梁。他因为禁止漕船携带商货，把卫所运丁的土宜货物统统搜出来扔在河岸上。运丁闹事，漕船延误，皇帝直接下旨：“王梁不但暴戾，凡事执拗，宜令解任。”

王梁是清官，禁绝夹带是为杜绝走私逃税。可他忘了，朝廷明文允许运丁携带一定数量的“土宜”沿途售卖，那是运丁水手一年到头的油盐钱，是漕运体制默许的灰色补贴。你把这条路堵死，谁替你卖命拉纤？

这叫不懂事。

顺治朝第一任漕督王文奎，上任不久就被革职。雍正朝的某些漕督，甚至因为在任期间“漕粮潮湿霉变”被发配充军。乾隆五十四年，漕督毓奇因为连续八年“皆有截留守冻之事”，吏部会议后直接革职。

漕运总督这官，看似金银满仓，实则坐在火药桶上。

权力到底有多大，不能只看上谕怎么写，要看具体事儿怎么办。

康熙年间发生过一次著名的河、漕之争。河道总督靳辅是治河能臣，在清口一带大修工程，把黄河、淮河、运河交汇处梳理得井井有条。漕运总督慕天颜却不买账，两人互相上疏弹劾，一个说你修河耽误漕船过闸，一个说你催漕不顾河工安危。吵到康熙面前，皇帝各打五十大板，双双罢官。

靳辅后来起复，慕天颜再没回来。

这个案子有意思。靳辅是满洲正黄旗包衣出身，深得康熙信任，治河功勋载入史册；慕天颜也是能员，之前做江苏布政使时清理赋税很有成绩。为什么两人势同水火？

因为屁股决定脑袋。

河道总督的考核指标是“河工稳固”，他要保堤防不溃、运河不淤，哪怕漕船堵在闸口等十天半个月，只要大堤安然无恙，他就算尽职。漕运总督的考核指标是“漕粮准时抵通”，延误一天就是失职，哪怕你让他顶着五级北风过湖，他也要硬着头皮闯。

河督想“堵”，漕督想“流”，天生八字不合。

更要命的是，河道修守要花钱，漕运运输也要花钱，国库就那一份银子，拨给南河多一分，漕标就少一分。靳辅在清口修堤筑坝，每年耗银百万两，慕天颜自然心疼——这笔钱要是折成漕粮运费，能多运几十万石进京。

这不是个人恩怨，是制度性撕扯。

漕运总督就在这种撕扯中过日子。上游河道淤塞他催不动河督，下游仓场侍郎说粮米成色不合格他不收货，各省巡抚征粮不力他只能干瞪眼——名义上他节制八省漕务，可那些督粮道都是各省巡抚的人，听宣不听调。

更别提沿运河那几千个闸官、坝夫、浅夫。他们是河督的人，开闸关闸得看河督眼色。你漕帅再大，能站在闸口亲自摇绞关吗？

所以在清代官场上，漕运总督其实是块烫手山芋。

能干的不愿来，来了的待不长。真正在这个位置上干出名声的，反而是一些“歪打正着”的人物。

比如施世纶。

这是靖海侯施琅的儿子，康熙朝的“天下第一清官”。《清史稿》说他“察运漕积弊，革羡金，劾贪弁，除蠹役，岁督漕船，应限全完，无稍愆误”。小说《施公案》把他写得神乎其神，民间几乎当成包公再世。

可真实历史里的施世纶，在漕督任上并没有惊天动地的大动作。他无非是把该做的事做好：准时过淮，准时抵通，不迟到，不克扣，不收陋规。

这已经很难了。

更传奇的是吴棠。

吴棠是安徽盱眙人，举人出身，家境贫寒到“不能具膏火，读书恒在雪光月明之下”。他年轻时在漕运总督杨殿邦幕府里做师爷，熟悉漕务，后来从七品知县一步步熬上来。同治年间，竟然做到了漕运总督，署理江淮巡抚，节制江北镇道。

一个连进士都没考中的人，凭什么做到从一品大员？

野史说他有恩于慈禧。传说慈禧年轻时扶父亲灵柩回京，船泊清河县，吴棠误把送给别人的奠仪送到了慈禧船上，将错就错登船吊唁。慈禧感动，发誓“他日若得志，无忘此令也”。后来慈禧垂帘听政，吴棠一路超擢，言官屡次弹劾，皆不听。

这个传说流传极广，蔡东藩《清史演义》、高阳《慈禧前传》都采信。可学者考证，慈禧入宫在前，父亲去世在后，根本不存在扶柩北上这回事。

那吴棠凭什么？

《清史稿》给出了另一个答案。吴棠任漕督期间，主要精力不在催漕运粮，而是带兵打仗。捻军纵横苏北、皖北，运河沿线糜烂，漕船随时可能被劫。吴棠以漕标部队为核心，招募乡勇，修筑炮台，硬是把捻军挡在运河南岸。后来朝廷调他做两广总督，他坚辞不就，理由是“不避难就易”。

战事初平，他又立刻着手恢复运河漕运，疏浚河道，整顿船厂。

所以吴棠的“奇迹”，不是什么女人报恩，是乱世里一个务实文官，恰好做了武将该做的事。慈禧用他，不是还人情，是知道他能守住这条水上生命线。

另一位漕运总督阮元，在嘉庆十七年接任时已经快六十岁。他改革盘粮方法，勘察水利河工，赈济灾民，兴修闸坝，干得风生水起。可阮元是什么人？是“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经学、数学、天算、舆地无一不通。乾隆皇帝晚年见到他，感叹“不意朕八旬外复得一人”。

这样一位顶尖人物，在漕督任上也只干了三年，就调去云贵当总督了。

还有刘统勋。刘罗锅的父亲，乾隆朝名臣，以清廉刚正著称。他署理漕运总督时间很短，主要成就是勘修运河工程。乾隆三十八年，他凌晨上朝，死在轿子里。皇帝亲临其丧，见家中俭素，为之恸哭，回宫后对群臣流泪：“朕失一股肱。”

刘统勋谥号“文正”。清代二百多年，得此谥者不过八人。

这些人是漕运总督里最耀眼的名字。可他们都不是靠着这个官职飞黄腾达，而是凭自己的才干、操守、运气，在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位置上没有跌倒，然后去别处成就了更大的功业。

文章写到这里，该回答开头的那个问题了。

漕运总督的权力到底有多大？

制度上的权力不如真实的权力。

真实的权力，是明明知道漕船夹带走私是公开的秘密，却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运丁水手的月粮十几年没涨过，你要不让他们带点私货，他们真敢把漕粮倒河里。

真实的权力，是你坐在淮安衙门里，看着案头堆成山的奏报、呈文、请托、告状信，知道其中一半是谎话，另一半是废话，可你还得逐字逐句批阅，因为一旦疏忽，明年京城就可能闹粮荒。

真实的权力，是施世纶每年亲自押船北上，在运河上漂两个月，风吹日晒，落下一身病。是郎廷极五十三岁死在任上，临死前还惦记着回空漕船有没有冻阻。是吴棠七十岁了还在苏北跟捻军周旋，朝廷要调他去两广享清福，他说这儿事没办完，不去。

光绪三十一年，漕运总督衙门正式裁撤。那一年距离鸦片战争爆发过去六十五年，距离黄河改道过去整整五十年。轮船来了，铁路来了，海运既便宜又快捷，再也没人需要那三千六百华里的人工运河运粮食了。

末代漕运总督陈夔龙交印那天，淮安城下了一场雨。青石板路被雨水洗得发亮，像极了当年王文奎初设总督衙门时那个夏天。

从景泰二年（1451）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漕运总督这个职位存在了四百五十四年。经历过它的人，有清官、有贪官、有能臣、有庸吏，有人从这里起步入阁拜相，有人在这里折戟沉沙发配边疆。

唯独没有人在这个位置上真正施展过抱负。

不是他们无能，是这个职位承载了太多互相矛盾的任务。它要你廉洁，又要你体恤下属；要你准时，又要你保证安全；要你严查夹带，又不许你刻薄少恩。它把八省漕运的千斤重担压在你一个人肩上，却不给你彻底改革体制的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