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杰：“天时”与三国的战争

《孟子·公孙丑下》曾指出影响战争胜负的三个因素——天时、地利与人和。所谓“天时”，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天气和时令。《孙子兵法·计篇》也强调要根据“五事”，即“道”“天”“地”“将”“法”来衡量敌我的优劣，探索彼此的胜负关系。“五事”当中的天、地，张预注释为“上顺天时”，“下知地利”(1)。孙武又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2)是讲它包括昼夜阴晴、严寒酷暑与四时节令。梅尧臣注曰：“兵必参天道，顺气候，以时制之，所谓制也。《司马法》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3)是说用兵作战必须参照自然界的运行规律，顺应气候变化，以季节时令来控制。《司马法》说，在冬季和夏天不出征，以此体现出对百姓的爱护。《吴子·料敌篇》则论述了军队处于劣势的八种情况，其中有三种和天时有关，即“疾风大寒”，“盛夏炎热”及“天多阴雨”(4)，这些气候现象会给部队的行军和休息、给养的供应带来严重损害。作战中被动迎战的一方，是没有办法躲避上述不利因素的，但是主动进攻的一方则有条件从容地进行考虑，选择那些适于作战的季节出兵，而尽量避开气候恶劣的时令。虽然俗话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就三国的很多大规模战役来看，天时，也就是季节和气候的影响还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能够左右战斗的胜负。下文予以详述：

一、曹魏西晋与孙吴作战的季节性

三国战争的地理表现形式基本上是曹魏与吴、蜀的南北对抗，其中主要是魏、吴两国的抗衡，即使后来蜀国灭亡，西晋与吴国沿江对峙的形势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仍然延续了二十多年。纵观曹魏、西晋对孙吴的大举南征，有着鲜明的季节性。下面依据《三国志》和《晋书》，并参考《资治通鉴》，将它们大规模对吴作战的时间综述如下：

（一）曹操与孙权、刘备的赤壁之战。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十二月，孙权为（刘）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权闻憙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5)于是撤兵回到北方。

（二）曹操的“四越巢湖”。其中建安十四年（209）、十九年（214）两次，曹军只是到了合肥以后就撤退了，并没有临江与孙权交战，属于演习性质的军事行动，故不予列举。与孙权交战的两次分别为：建安十七年（212），“冬十月，公征孙权。十八年春正月，进军濡须口，攻破权江西营，获权都督公孙阳，乃引军还。”(6)建安二十一年（216），“冬十月，治兵，遂征孙权。十一月，至谯。二十二年春正月，王军居巢。二月，进军屯江西郝溪。权在濡须口筑城拒守，遂逼攻之，权退走。三月，王引军还，留夏侯惇、曹仁、张辽等屯居巢。”(7)

（三）曹丕三道征吴。始于黄初三年（222），“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8)十月，“（魏文）帝自许昌南征，诸军兵并进，（孙）权临江拒守。”(9)黄初四年（223）三月丙午曹丕下诏撤兵，“且休力役，罢省徭戍，畜养士民，咸使安息。”(10)

（四）曹丕的两次广陵之役。第一次是在黄初五年（224），“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颍，浮淮，幸寿春……九月，遂至广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诸将守。”(11)十月撤回许昌。第二次是在黄初六年（225），“八月，帝遂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从陆道幸徐……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12)因天寒河道结冰，舟师不得入江，当月撤退。

（五）曹休入皖之役。太和二年（228），魏扬州都督曹休率军队、民夫十万余人经合肥征吴。“秋九月，曹休率诸军至皖，与吴将陆议（即陆逊）战于石亭，败绩。”(13)皖城在今安徽潜山县，石亭在其北。

（六）司马懿赴皖之役。正始四年（243），“秋九月，帝（司马懿）督诸军击诸葛恪，车驾送出津阳门。”(14)司马懿领兵离开洛阳开赴皖城，大约十月到达舒城（今安徽庐江县西南），得知吴将诸葛恪焚烧粮草撤退便停止前进，休整了十天后撤军。

（七）荆州魏军三路伐吴。嘉平二年（250）十二月，“乙未，征南将军王昶渡江，掩攻吴，破之。三年春正月，荆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州泰攻吴，破之，降者数千口。”(15)其中魏荆州都督王昶率军进攻江陵（今湖北荆州市），王基攻夷陵（今湖北宜昌市），州泰攻巫、秭归等地，获胜后即撤兵。

（八）魏军三道征吴。嘉平四年（252）十一月，魏国诏令王昶等三路伐吴。“十二月朔丙申，大风雷电，魏使将军诸葛诞、胡遵等，步骑七万围东兴，将军王昶攻南郡，毌丘俭向武昌。”(16)诸葛诞、胡遵等被吴军击败后，三路魏军相继撤兵。东兴在今安徽巢湖市东关镇。

（九）西晋灭吴之役。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十一月，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西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凡二十余万。”(17)太康元年（280）正月，“杜预向江陵，王浑出横江，攻吴镇、戍，所向皆克。”(18)二月，王濬、唐彬率舟师陆续攻克丹阳、西陵、荆门、夷道、乐乡、巴邱。“三月壬寅，王濬以舟师至于建邺之石头，孙皓大惧，面缚舆榇，降于军门。”(19)

以上数据表明，曹魏、西晋对吴国的大规模出征基本上都在秋季或冬季发兵，尽量在秋末或冬季与吴国交战，时间较长的战役会延续到第二年的二月、三月，明显地避免在春夏两季出兵作战。这样安排有以下几点好处：

第一，天气凉爽，古代长江流域夏季酷热难当，对于北方士兵来说，秋冬季节出征气候要舒适得多，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冬季也没有中原那样寒冷，在秋冬作战可以减轻因为水土不服和饮食不卫生所造成的疾病减员。即便如此，北方军队在当地长期作战仍然会感染和爆发大规模瘟疫。例如赤壁战前，周瑜曾分析说曹操“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20)。后来情况果然如此，曹操“与（刘）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21)。战后曹操写信给孙权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22)黄初三至四年（222—223）江陵之役，曹丕诏书说撤兵原因是“而贼中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染污”(23)。实际上是攻城部队中已经多有患病者，加上伤亡很大，这仗打不下去了才命令撤退的。如果是夏季，疾病问题会更为严重。

第二，秋冬季节，是长江的枯水期，水面相对狭窄，波涛也不那么汹涌，对于舰船驾驶及战斗能力较弱的北方军队来说，在这个时期渡江或是水战要容易许多。这种情况包括长江中下游的多数地区，但是在广陵至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一带，由于濒临喇叭状的长江出海口，仍然是水面较宽，风浪很大。如黄初六年（225）魏文帝至广陵，“时天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归。”(24)后来曹魏、西晋征吴都不再由中渎水道南下，有意识地避开这个区域。

第三，秋冬季节出兵，后方已经过谷物的收割，军粮的供应比较充裕。崔寔《四民月令》曰八月：“粜种麦，籴黍。”石声汉注：“八月，大家都有新黍可粜，便当籴入了。”(25)崔寔又云：“九月，治场圃，涂囷仓，修窦窖。”(26)以储藏收获的粮食。如果是春夏出征，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粮草接济相当困难，不利于军队的后勤补给。此外，秋冬时期敌国的粮草也已经收获，进兵交战时还可以劫掠对方的粮食和饲料来补充己用，起到一举两得之效果。孙武曰：“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又云：“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秆一石，当吾二十石。”(27)

第四，秋冬季节多刮西北风，对于北方军队的船只南渡非常有利。冬天虽然也会有东南风出现，但那毕竟只是个别的暂时现象。

与魏晋军队情况不同的是，孙吴经常在夏季出兵，发动较大规模的攻势。例如建安十九年（214），“五月，（孙）权征皖城。闰月，克之，获庐江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男女数万口。”(28)建安二十年（215）夏，孙权“乃遣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权住陆口，为诸军节度”(29)。《资治通鉴》卷67载其事在五月。嘉禾三年（234），吴国响应诸葛亮的北伐，“夏五月，（孙）权遣陆逊、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30)赤乌四年（241），“夏四月，（孙权）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收其人民。威北将军诸葛恪攻六安。”(31)同时命令“朱然、孙伦五万人围樊城，诸葛瑾、步骘寇柤中”(32)。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孙吴多利用水军舟船运送兵力，北伐要凭借汉水、濡须水、中渎水、皖水等沟通南北的河道，这些水道冬季水少，河道淤塞，航船容易搁浅；而夏季是汛期，水深容易航行，所以孙吴往往在夏天出兵。另外，吴国军队士兵是南方人，适应暑热天气，不易生病，相比北方军队要好得多。

为了扬长避短，曹魏方面也曾抓住冬季河道水浅、不宜行船的气候特点，来打击孙吴的沿江据点。例如前述正始四年（243）司马懿赴皖之役，诸葛恪在皖城积聚粮秣，伺机骚扰边境，魏国守军深受其苦。司马懿准备在冬季领兵进攻皖城，消除敌人的这个前线基地。朝内很多人认为，“贼据坚城，积谷，欲引致官兵。今悬军远攻，其救必至，进退不易，未见其便。”(33)司马懿回答说：敌人擅长的是水战，现在我们进攻皖城，看看他们如何应付。若还是依托水军的长处，丢弃皖城逃走，这正是朝廷预先计划的取胜谋略。“若敢固守，湖水冬浅，船不得行，势必弃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34)司马懿大军到达舒城后，诸葛恪果然不敢应战，按照孙权的指示，“焚烧积聚，弃城而遁。”(35)魏军不战而胜，拔除了这个威胁边境的据点。

二、盛夏出征，兵家所忌

对于普通的步兵、骑兵来说，盛夏出师通常为将帅所忌惮，其原因在于暑热难当，能够直接影响军队的战斗力，还会因为饮水不卫生而导致疾病，夜晚由于蚊虫叮咬和高温难以入睡等等。如果是短期作战，这些不利因素还影响不大，但要是夏季长期持续交锋，军队可能会出现大量非战斗减员，致使战役无法进行下去。比如孙吴建兴二年（253）诸葛恪征淮南失利，就是一个典型的战例。孙权病逝后，太傅诸葛恪主持朝政，在东兴之役中打败魏兵，歼敌数万。“（诸葛）恪遂有轻敌之心，以十二月战克，明年春，复欲出军。”(36)企图攻占淮南，作为进军中原的跳板。他不顾群臣的反对，“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37)，发动了孙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战役。大臣聂友指出此番发兵的时令不对，到达前线后正逢夏天。“今乘此势，欲复大出，天时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为不安。”(38)诸葛恪仍然不予理会。“三月，恪率军伐魏。夏四月，围新城。”(39)开始攻击重镇合肥新城。曹魏权臣司马师听从了虞松的建议，将主力屯驻在寿春，“敕毌丘俭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吴。”(40)只留下合肥三千多人守城来消耗敌兵，听任敌人围攻而不予救援。吴军九十多天苦攻合肥新城不下，正值酷暑时节，卫生条件又差，“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诸营吏日白病者多，（诸葛）恪以为诈，欲斩之，自是莫敢言。”(41)最后僵持到八月，魏国得知吴军多有疾病，又非常疲惫，开始出兵反击，而诸葛恪已经无力再战，只得下令撤退。“恪引军而去。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42)据孙亮本传记载：“夏四月，围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43)是说吴军还没有和魏军主力交战，二十万人马就因为疾病而损失了一多半，最后惨败而归，政敌孙峻利用吴国臣民对诸葛恪的不满发动了政变，将他杀害并诛灭全家。后来孙休即位后为诸葛恪平反，有些大臣请求为诸葛恪立碑铭刻功绩，博士盛冲表示反对，双方争论不休。孙休表态说：“盛夏出军，士卒伤损，无尺寸之功，不可谓能；受托孤之任，死于竖子之手，不可谓智。（盛）冲议为是。”(44)表示诸葛恪在夏天出征又打了败仗，是犯下了很低级的错误，不值得歌颂功绩，于是结束了这场争论。后来华覈批评诸葛恪：“强臣专政，上诡天时，下违众议，忘安存之本，邀一时之利，数兴军旅，倾竭府藏，兵劳民困，无时获安。”(45)

盛夏出师的另一个失败的例子是正始五年（244）的曹爽伐蜀之役。朝廷在当年二月下诏命令曹爽征蜀，曹爽在三月到达长安，“大发卒六七万人，从骆谷入。”(46)王平本传则云：“魏大将军曹爽率步骑十余万向汉川，前锋已在骆谷。”(47)这应该是加上运输辎重给养的大量民夫，共有十余万人。魏军进入骆谷后恰逢暑热，行路艰难，又遭到对方顽强的阻击。“大将军曹爽盛夏兴军伐蜀，蜀拒守，军不得进。”(48)曹爽还要继续增兵，但此时不要说作战的将士，就是后勤部队也被恶劣的自然环境折磨得面临崩溃。“是时，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入谷行数百里，贼因山为固，兵不得进。”(49)最后司马懿警告雍凉都督夏侯玄：“昔武皇帝再入汉中，几至大败，君所知也。今兴平路势至险，蜀已先据；若进不获战，退见徼绝，覆军必矣。将何以任其责！”(50)夏侯玄听了心生畏惧，急忙转告曹爽，曹爽才被迫下令撤退，结果又遭到蜀军的截击，因而部队损失惨重，引起民怨沸腾。“费祎进兵据三岭以截（曹）爽，爽争崄苦战，仅乃得过。所发牛马运转者，死失略尽，羌、胡怨叹，而关右悉虚耗矣。”(51)此后曹魏接受了教训，钟会、邓艾伐蜀，就是在秋季发兵，冬季入蜀作战，避开炎热的夏季。

三、飓风对火攻和水战的影响

对战争影响较大的气候因素还有飓风。杜牧诗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之战时，周瑜的孙吴水师停泊在长江南岸的赤壁山，曹操大军屯驻在对岸西北的乌林。吴军使用黄盖的诈降计火攻曹营，“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52)如果不是借助于猛烈的风势，这一计策恐怕很难如此完美地实现。裴松之认为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失败，有着很大的偶然性，如果不是遇到疾疫流行和冬季里反常出现的东南风，他的兵力不会遭到那么严重的损失。“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53)此外，三国时期另有一场著名的火攻战斗，即夷陵之战中陆逊的火烧连营。蜀军的营寨“乘高守险，难可卒攻”(54)，吴军曾经做了进攻的尝试，结果以失败告终。“乃先攻一营，不利。诸将皆曰：‘空杀兵耳。’”(55)陆逊却说他已经找到破敌之术，那就是蜀军的营地为了躲避暑热，多修筑在丛林茂盛之处，因此容易遭受火攻。《六韬》称火攻的条件是“敌人因天燥疾风之利，燔吾上风”(56)。而此时的蜀军恰好符合这些条件，于是陆逊暗令全军，“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57)吴蜀两军是东西对峙，陆逊此番的火攻，也是借助于东风劲吹，直向敌营，这才得以获取成功。

另一方面，飓风对于水战舟船的运行、停泊也有重要的影响。它会使船只难以驾驭操纵和改变航向，甚至摧毁篷帆和桅杆，导致船只倾覆和兵员伤亡。据董袭本传记载，建安十八年（213）初，曹操大军再越巢湖，兵临长江。孙权率师迎战，“使（董）袭督五楼船住濡须口。”楼船是樯橹高大的战船，望之如楼，是大江中战斗力很强的重型战舰。不料天气骤变，“夜卒暴风，五楼船倾覆。”部下劝董袭乘小船逃走，但是他坚守岗位，严词拒绝。“（董）袭怒曰：‘受将军任，在此备贼，何等委去也，敢复言此者斩！’于是莫敢干。其夜船败，袭死。”(58)这支强劲的舰队没有毁于敌手，却在风暴的打击下破败殆尽。

黄初三年（222）九月，魏文帝下令三道征吴，“命征东大将军曹休、前将军张辽、镇东将军臧霸出洞口，大将军曹仁出濡须，上军大将军曹真、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左将军张郃、右将军徐晃围南郡。”(59)其中扬州都督曹休率领东路水军，从寿春经淮河入中渎水（今京杭大运河江北段），至江都（今江苏扬州市江都区）进入长江，溯流而上至洞口（亦称洞浦，今安徽和县西），准备伺机渡江。孙权派遣吕范率领“五军”，即五支部队应敌，“督徐盛、全琮、孙韶等，以舟师拒（曹）休等于洞口。”(60)双方军队隔江对峙。在十一月的某日，突然东南风大起，吴军战船固定在岸边的缆绳被纷纷刮断，漂向江中。“值天大风，诸船绠绁断绝，漂没着岸，为魏军所获，或覆没沉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缘号呼，他吏士恐船倾没，皆以戈矛撞击不受。”(61)结果损失惨重，“船人覆溺，死者数千。”(62)据史书记载，“会洞口诸军遭风流溺，所亡中分，将士失色。”(63)还未经历战斗，吴国的水军就折损了一半的兵力。当时魏文帝接到战报非常兴奋，马上命令曹休等将领乘胜渡江，但是魏军动作迟缓，以致上游贺齐率领的援兵赶到，稳住了吴军的阵势。“诏敕诸军促渡。军未时进，贼救船遂至。”(64)贺齐所部的吴国水军装备精良，尤其是巨舰的声势震慑住了魏军，使他们撤销了渡江的计划。“（贺）齐性奢绮，尤好军事，兵甲器械极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镂，青盖绛襜，干橹戈矛，葩瓜文画，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冲斗舰之属，望之若山。（曹）休等惮之，遂引军还。”(65)

黄初五年（224），魏文帝兴兵十余万至广陵（今江苏扬州市区），本来打算渡江作战，却遇到恶劣的天气。“帝御龙舟，会暴风漂荡，几至覆没。”(66)据大臣鲍勋追述，当时的劲风把曹丕乘坐的大船吹向了吴军据守的南岸，魏国文臣武将都害怕船只覆没或搁浅被敌人俘获，从而心惊不已。“往年龙舟飘荡，隔在南岸，圣躬蹈危，臣下破胆。此时宗庙几至倾覆，为百世之戒。”(67)幸亏后来风势渐缓，曹丕的船只得以返回北岸，避免了不测之祸。

四、霖雨及干旱对战役的作用

影响作战还有连绵不断的霖雨，在这种情况下部队的行军作战和给养运输都会受到严重的妨碍，以致被迫取消战役行动。其例可见曹魏太和四年（230）伐蜀的“子午之役”。当年七月，魏明帝下诏令大司马曹真、大将军司马懿征蜀。“（曹）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司马宣王溯汉水，当会南郑。诸军或从斜谷道，或从武威入。”(68)胡三省注：“‘武威’恐当作‘武都’，否则‘建威’也。”(69)当时蜀国的形势危急，诸葛亮统兵数万在汉中严阵以待，为了保险起见，他从后方又调来了援兵，“以曹真欲三道向汉川，（诸葛）亮命（李）严将二万人赴汉中。”(70)恰巧遇到了持续降雨，“会大霖雨三十余日，或栈道断绝”(71)，使曹真和司马懿的部队在中途停住了脚步。魏国的几路大军进退两难，朝内大臣华歆、杨阜、王肃等纷纷上奏，请求撤兵。其中王肃提到魏军的窘境，“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众逼而不展，粮县（悬）而难继，实行军者之大忌也。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战士悉作。是贼偏得以逸而待劳，乃兵家之所惮也。”(72)魏明帝考虑再三，决定退兵，蜀国也因此避免了一场恶战。

连日降雨固然对作战不利，但是久旱无雨，也曾对战争的胜负产生过决定性的作用。甘露二年（257）五月乙亥，诸葛诞在寿春反叛，“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73)吴国又派遣全怿、全端等率三万兵入城支援，城内将近有二十万人之众。司马昭率领魏国全部的机动兵力前来平叛，“大将军司马文王督中外诸军二十六万众，临淮讨之。”(74)司马昭见敌人兵员众多，城池坚固，如果强攻必然会造成大量伤亡，所以决定在城外修建深沟高垒的工事，准备困死诸葛诞的叛军。“使（王）基及安东将军陈骞等四面合围，表里再重，堑垒甚峻。”(75)淮南地区春夏多雨，加上淮河的泛滥，当地的城围经常会因此而坍塌，诸葛诞看了魏军的修建工程后嘲笑不已。见干宝《晋纪》：“初，寿春每岁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文王之筑围也，（诸葛）诞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败也。’”(76)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年淮南偏偏是持久的大旱，从五月到第二年的二月连一滴雨也没有下。城里的叛军粮饷告尽，无奈之下，只好冲出城来进攻魏军的工事，希望打开一条通道好逃往吴国。不过魏军的围墙修筑得十分坚固，“围上诸军，临高以发石车火箭逆烧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伤者蔽地，血流盈堑。复还入城，城内食转竭，降出者数万口。”(77)最后司马昭只付出了很小的伤亡代价，就攻陷了寿春城，杀死了诸葛诞。最为吊诡的是，城池陷落的当天，突然降下暴雨，把魏军此前修造的围墙壁垒统统冲毁(78)。看来连老天爷都在帮助司马昭打胜仗，诸葛诞要是活着见到这幅情景，估计不被气死也得气昏了。

五、顺应天时，趋利避害

如上所述，“天时”，即天气与时令是制约战争的众多条件之一，从古至今一直对战斗行动施加着重要的影响。将帅在运用谋略的时候，“天时”是制订作战方案必要的参考依据。他们要想打败敌人，就得深刻地了解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战场地理环境的特点以及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如孙武所言：“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79)《六韬》亦曰：“将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80)由于时令和气候属于不可控制的因素，国君和统帅遇到天气恶劣的情况，必须要趋利避害，及时停止并撤出战斗。如黄初四年（223）三月，魏文帝曹丕下诏罢江陵之役时，列举了古代类似的战例，作为撤兵的理论依据。“昔周武伐殷，旋师孟津，汉祖征隗嚣，还军高平，皆知天时而度贼情也。且成汤解三面之网，天下归仁。今开江陵之围，以缓成死之禽。”(81)前述曹真的“子午之役”遇到霖雨，大臣华歆上疏请求朝廷撤兵，魏明帝曹睿报曰：“诸将以为不一探取，无由自弊，是以观兵以窥其衅。若天时未至，周武还师，乃前事之鉴，朕敬不忘所戒。”(82)随即下令曹真退兵。

若是遇到天时不利，而君主执拗非要出兵，臣下往往要冒死进谏来劝阻。例如《魏略》记载：“太祖（曹操）欲征吴而大霖雨，三军多不愿行。”曹操得知后很生气，“恐外有谏者，教曰：‘今孤戒严，未知所之，有谏者死。’”丞相主簿贾逵对三位同僚说：“今实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谏也。”(83)于是联名上奏，请求罢兵。曹操大怒，将为首的贾逵关进监狱，后来气消了才下令将其释放，并恢复了他的职务。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蜀国，夷陵之战前夕，秦宓上奏刘备不要出兵，也被逮捕入狱，后来罚没财物放他出来。“先主既称尊号，将东征吴，（秦）宓陈天时必无其利，坐下狱幽闭，然后贷出。”(84)

不过，面对恶劣的气候条件，也有将领克服困难、坚持作战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战例，这就是曹魏景初二年（238）司马懿征辽东之役。据《晋书·宣帝纪》所载，司马懿在打败叛军、围攻公孙渊据守的襄平城（今辽宁辽阳市）时，遇到了连日阴雨和洪水，“会霖潦，大水平地数尺”，引起了军队的恐慌，部下纷纷要求移营到高处以避水。司马懿却下令坚守原地不动，“令军中敢有言徙者斩。都督令史张静犯令，斩之，军中乃定。”城中的叛军乘雨出来砍柴放牧，魏军将领们想要出兵抢掠，也被司马懿阻止。部下陈珪很不理解，问他为什么不愿出战，司马懿回答说：城中的叛军和民众人数很多，粮食却很少，而我军恰恰相反。“今贼众我寡，贼饥我饱。”自从离开京师洛阳，我不担心和叛军交战，只是害怕他们逃走。现在敌人的粮食快吃完了，而我军的包围尚未形成。如果出兵抢夺他们放牧的牛马，抄掠砍伐的柴草，会促使他们逃跑而难以聚歼。“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叛军凭借人数众多和连日下雨无法攻城，所以虽然饥困，却不肯投降，应当表现出我们的无能来让他们安心。“取小利以惊之，非计也。”(85)这才说服了部下。

朝廷得到魏军进攻遇雨受阻的消息，大臣们都向皇帝奏请撤兵。魏明帝不同意，对他们说：“司马公临危制变，计日擒之矣。”(86)过了几天雨停了，司马懿立即指挥部队合围襄平城，“起土山地道，楯橹钩橦，发矢石雨下，昼夜攻之。”(87)公孙渊抵挡不住，用计诈降又被司马懿识破，只得在夜间突围而走，结果被魏军追击消灭。司马懿胜利入城，圆满地结束了这次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