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贯穿中国古代的文明印，记载着华夏最灿烂的印记

中国人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驯化马匹，发明马车的时间不晚于西方，且造车技术长期领先。

有关马车的最详细的一次记载和秦始皇有关，当初张良行刺秦始皇，谁也不会想到，一代谋臣居然是恐怖分子。秦始皇二十九年，始皇东巡，张良不知道从那里得知很快始皇的巡游车队必将经过阳武县（今原阳县的东半部），于是，张良带着一个刺客埋伏在阳武县的必经之地——博浪沙，开始了进行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刺杀。

当始皇乘马车车队浩浩荡荡的车队经巡视至博浪沙的时候，刺客向最华丽的一辆马车投出沉重铁锥，马车瞬间损毁。万幸的是，秦始皇并未乘坐这辆主车，而是藏身副车，得以脱险，但刺杀显然激怒了始皇帝，这不仅是对他个人挑威胁，也是对帝国的挑衅。《史记·留侯世家》为此留下了四个字：“误中副车”。

震怒之下的始皇帝 下令搜捕，张良成了头号通缉犯，只能是隐姓埋名，最后投靠刘邦完成反秦大业。而这场刺杀中，始皇帝的马车成为他的“护身符”——若他骑乘骏马，或无车队掩护，或不是多一驾副车，说不好早已命丧当场。

秦始皇与马车的羁绊，跨越两千多年仍有迹可循。1980年，考古专家在秦始皇陵西侧发现两辆大型彩绘铜车马，均为四匹马拉制，大小是真车马的二分之一，驾具齐全、装饰华丽，铜马威武雄壮，铜御俑神态恭谨，作为秦始皇“豪车”，它们被公认为秦代古车中最精彩的发现，也见证了秦代造车工艺的巅峰。

相传夏禹时期的“车正”奚仲，是马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作为专职管理车辆的官员，他传承黄帝时期的人力车工艺，解决车轮、车辕设计及畜力驱动等难题，发明了用牛马牵引的车辆。若按现代汽车冠名习惯，这种古老车辆可称作“奚仲牌”马车，开启了中国畜力车的历史。

马车兴起于夏商周三代，盛行于春秋战国，既是重要交通工具，也是彰显等级的礼器，其影响绵延至今，成为中国传统之美的重要象征。古人早有“马车一开，一起发财”的认知，商代安阳殷墟遗址证实，中国人当时已掌握夯土筑路、石灰固土技术，确保路面平整可供马车通行。殷墟卜辞中，“车”常作为战利品被记载，各地商代遗址也频繁出土殉葬车马坑，这些沉睡三千多年的马车，默默诉说着当时的造车水平与社会风貌。

商朝末年，周武王凭借“戎车三百乘”，沿车马大道讨伐商纣王。牧野之战中，周军战车冲锋陷阵，商军奴隶与战俘全无斗志、纷纷倒戈，这场战役奠定了周朝八百年基业。周朝建立后，形成了系统的道路规划制度，将天下道路分为经纬环野四级，城中道路呈棋盘状，围城为环道，出城为野道，兼顾交通与礼制。

不仅如此，马车更是是衡量国家军事实力的核心指标，“千乘之国，万乘之君”便是强国的代名词，每逢战事，列国必出动大量战车交锋，战车的多少基本上主导了战争的胜负。

《尚书·甘誓》记载了史上第一场车战，其中明确提及马车上的三个乘员：车左、车右与车御。车左为主帅，持弓远射；车右称“骖乘”，持长兵器近战，兼管排除车辆障碍；车御负责驾车，掌控车马进退。夏启在誓师时下令，若三者中有一人不恪尽职守，便以军法论处，可见车战在当时军事中的重要地位，这种三人一车的战车规制，一直延续至春秋战国。

按古代礼制，“天子驾六”，即天子乘坐六匹马拉的马车，这一规制已被考古发掘的天子驾六马坑证实，但《穆天子传》中，周穆王却“驾八骏之乘”，八匹名马（赤骥、盗骊等）牵引车舆，翻山越岭、日行千里，中国画经典题材《八骏图》便源于此。

马车不仅是贵族交通工具，更是青铜时代的特殊兵器，频繁驰骋于疆场。古代中国青铜主要用于制造礼器和兵器，而兵器便包括马拉战车。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提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其中“驰车”为轻型战车，即三人一车的作战车辆，“革车”为重型战车或运输车辆，车战时，车上三人各司其职，车下配有二三十名步卒，马车数量直接决定国家军事实力。

东周列国中，秦国与马车的缘分最为深厚。秦人就以游牧为生，“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掌握了先进的养马、驭马技术，还懂得牲畜阉割术，培育出众多良马。周平王东迁时，秦襄公率领马车护送，随后整修武备、大修战车，与戎狄交战收复失地，逐渐将政治中心迁至关中西部。就此之后秦国逐步发达起来。

先秦贵族十分看重车饰，天子、诸侯常将轸、较、虎冟等车饰赏赐给大臣，如同现代企业奖励优秀员工豪华汽车配件。春秋战国时期，马车从西周的单辕车发展为双辕车，催生了“胸带式系带法”，这种连接马匹与马车的方式，使车轭与车靷分离，马匹受力点分布于颈部和胸部，大幅提升拉车力量。而西方直到8世纪才采用类似方法，比中国落后整整一千年。

到战国后期，秦军已拥有“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秦王嬴政继位后，灭六国、一统天下，结束了长达500多年的乱世。当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成果被秦军继承，骑兵崛起与铁制兵器的出现，让战车逐渐落后于时代——马车难以抵挡骑兵冲杀，车兵无论远战近战都处于劣势，最终被骑兵与步兵取代，冷兵器战争进入新阶段。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车同轨”政策，规定全国车辆车轮间距一致，使各地道路形成标准车道。为便利马车通行，他下令修建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东穷齐、燕，南极吴、楚”，宽五十步，两旁每隔三丈种树，且严禁随意砍伐，兼具实用性与环保性。此外，还修建了从咸阳至九原郡（今内蒙古）的直道，秦始皇多次通过这些“国道”巡行天下，巩固了全国统一的交通网络。

公元前209年，秦始皇巡游途中驾崩于沙丘行宫，赵高与李斯秘不发丧，将其遗体放入生前喜爱的“辒辌车”，率领车队绕道九原返回咸阳，让亲信假装侍奉饮食，并以咸鱼掩盖遗体臭味。回到咸阳后，胡亥即位为秦二世，而强大的大秦帝国，最终二世而亡。此后，“辒辌车”逐渐成为灵柩车，西汉权臣霍光去世时，也使用了辒辌车。

古语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秦始皇陵铜车马恰好是二者的结合体，每辆车零部件多达3000多个，纹饰精美、金银饰繁多，尽显秦代造车的巧夺天工，也成为秦代马车的巅峰之作。

楚汉相争时，刘邦在彭城被项羽击败，同乡夏侯婴（曾负责养马驾车）驾车护送他逃亡。途中遇到刘邦的儿女刘盈与鲁元公主，夏侯婴将孩子抱上车，刘邦却因马车减速，多次将孩子踢下车，夏侯婴始终坚持停车抱回孩子，最终成功突围。汉朝建立后，夏侯婴被封侯，拜为太仆，掌管皇帝车舆与马政。

即便战车逐渐退出战场，马车仍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还见证了诸多历史瞬间。西汉时，汉文帝到细柳营阅兵，将军周亚夫军纪严明，禁止皇帝车队飞驰，汉文帝只好令车队缓行，周亚夫以军礼参见，汉文帝俯身扶在马车横木（轼）上，表达对将军的敬重。西晋时，晋惠帝被叛军围困，嵇康之子嵇绍拼死护驾，最终被杀，鲜血溅到晋惠帝的车舆上，成为忠臣的见证。

纵观古代马车发展史，商至秦是其黄金与巅峰时期，也是完整的发展阶段。商周贵族注重车马，盛行厚葬，大量车马坑的发掘为马车研究提供了丰富实证。但汉武帝废除车马实物埋葬制度后，马车研究资料也随之匮乏。到了明清时期，达官显贵甚至摒弃马车，开始使用人力，张居正奔丧乘坐三十二人抬的大轿。

工业革命后，蒸汽机的诞生改变了用畜力的格局，19世纪后半期，火车传入中国，现代交通工具逐渐普及，陪伴中国人数千年的马车就消逝在历史长河中，只留与马车相关的故事，镌刻成中国古代文明的独特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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