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阅读｜“新封建主义”狂想：帝国面具、身体治理与技术的混沌

凡人面孔与帝国面具

乔治·奥威尔在近乎自传的散文集《射象及其他随笔》（Shooting an Elephant and Other Essays, Penguin Books Ltd., 2009）中，讲述了一段发生在殖民地缅甸的经历：一名英国殖民地警官奉命前往处理一头失控的公象。等他赶到时，大象已恢复平静，只是在田地里吃草；他很清楚，从理性和财产权的角度看，自己并不应当开枪。然而，大批缅甸人尾随围观，期待他射杀大象。面对这种期待，他意识到，如果不开枪，自己作为白人老爷（sahib）的权威将扫地。最终，他还是扣下扳机，在人群“恶魔般的欢呼”中，看着大象缓慢而痛苦地死去。《射象》并非奥威尔最知名的作品，但却精准揭示了普通人在成为帝国主义代理人时的心理变形：“他戴上了面具，而他的脸也渐渐随之长成了那副面具的模样（He wears a mask, and his face grows to fit it）”。换言之，帝国主义不仅改造殖民地，也同时重塑了殖民者自身的性格与情感。

这种重塑实际上深入到最隐秘的家庭生活之中。类似的张力也体现在帝国的家庭生活之中。正如伊丽莎白·布特那（Elizabeth Buettner）在《帝国家庭：不列颠人与晚期帝国印度》（Empire Families: Britons and Late Imperial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中所指出的，许多赴印谋生的英国男性不得不在家庭与帝国之间做出选择：要么独自前往，与家人长期分离；要么携带妻儿，使他们成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笔下的“流放者”（the Exiles）。而对于在印度娶妻生子者，时普遍认为，在印度长大的英国儿童容易过早成熟、体质虚弱，并在印度仆役的影响下染上“奇奇口音”（chi-chi accent），难以形成统治者所要求的自控与坦诚性格。因此，多数儿童在六七岁后被送回英国接受教育，而父母与子女的分离，也成为维系帝国秩序所付出的另一重代价。

并非所有人都负担得起将子女送回英国的费用。那些长期留在印度、甚至与当地人通婚的英国人的后代，逐渐形成了霍斯（C. J. Hawes）在《贫困的亲属：英国印度（1773-1833）欧亚混血群体的形成》（Poor Relations: The Making of a Eurasian Community in British India, 1773-1833, Routledge, 1996）中所描绘的“贫苦英印混血儿”。这一群体曾是东印度公司早期基层与中层职员的重要来源，在18世纪印度次大陆的英法争霸中发挥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威廉·达尔林普尔在《白莫卧儿人：爱情、战争与18世纪的印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中所讲述的柯克帕特里克兄弟，正是这一群体短暂“黄金时代”的象征。然而，自康沃利斯总督任内（1786-1793）起，东印度公司逐步在制度上将这些混血群体排除出军官与高等文官体系，并在法律与行政分类中，把他们从潜在的“英国统治者”（British rulers）重新界定为被统治的“印度臣民”（Indian ruled）。在族裔界限日益僵硬的19世纪，这些人被视为混淆身份秩序的“弃儿”，最终大多融入印度社会，仅保留基督教信仰作为其最后的“欧洲特质”。

对英印政府而言，正如詹姆斯·利斯（James Lees）在《早期殖民印度的官僚文化》（Bureaucratic Culture in Early Colonial India: District Officials, Armed Forces, and Personal Interest under the East India Company, 1760-1830, Routledge, 2020）中所指出的，殖民统治的关键并不在于持续的暴力，而在于对暴力的精准使用——既要制造恐惧，又要让被统治者相信英国人代表着胜利与“真理”。这要求殖民官员始终维持“主人”的威严，而这种持续的心理紧绷本身，正是帝国日常统治最难以承受的代价之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印度社会中暂时抽离、寻找一个能够缓解殖民紧张关系的“世外桃源”，成为看似合理的选择，山地避暑胜地也因此应运而生。

当然，正如“避暑胜地”这一名称所暗示的那样，英国人最初的动机首先来自健康焦虑。菲利普·柯廷（Philip D. Curtin）在其扎实的实证研究《迁徙致死：十九世纪欧洲人与热带世界的遭遇》（Death by Migration: Europe’s Encounter with the Tropical Worl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中揭示，热带地区难以克服的疾病使其成为“白人地狱”，直到热带医学的发展才使殖民统治得以深入热带内陆。在此以前，欧洲人只能寻找地理上“避难所”。在印度，最受英国人青睐的避暑地无疑是西姆拉（Shimla）。戴恩·肯尼迪（Dane Kennedy）在《魔幻山城：山地避暑地与英属印度》（The Magic Mountains: Hill Stations and the British Raj,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中指出，印度总督每年近半时间居于此地，使西姆拉成为事实上的“夏都”。英国人在此刻意复制本土景观，将山城塑造成乡愁的投射：偏好哥特式建筑，回避平原地区的平房（bungalows），也有意疏离托马斯·梅特卡夫（Thomas R. Metcalf）在《帝国愿景：印度建筑与英属印度》（An Imperial Vision: Indian Architecture and Britain’s Raj,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中所讨论的、源自莫卧儿传统的“印度-撒拉逊风格”（Indo-Saracenic）。人造湖泊、引进的树种与几乎完全由白人组成的社交空间，使这里更像巴斯（Bath）或布莱顿（Brighton）。欧洲人在此间酒席与宴会中的洋相糗事，成为吉卜林《山间故事集》（Plain Tales from the Hills, Global Grey, 2018）的灵感来源，却不会轻易泄露到山下的印度人世界里。

然而，正是这种与被统治社会相脱离的殖民生活方式，引发了英国国内的警惕。正如伊恩·汉普舍-蒙克（Iain Hampsher-Monk）主编的论文集《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Routledge, 2009）中有关印度问题的讨论所示，柏克认为东印度公司的官僚垄断了政治权力，从而逃脱了习俗与民意的约束，把印度变成了一个“没有人民的共同体”（a Commonwealth without a people）。在他看来，这种在海外形成的腐败统治，终将反噬英国本土的自由传统。

后来的历史也部分印证了柏克的忧虑。正如伯纳德·波特（Bernard Porter）在《心不在焉的帝国主义者：帝国、社会与英国文化》（The Absent-Minded Imperialists: Empire, Society, and Culture in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中所指出的，帝国治理中形成的某些权力技术，最终被带回本土并内化为英国社会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柏克对前印度总督黑斯廷斯的弹劾，才不仅是一场个人道德审判，而是一场关乎帝国是否会腐蚀宪政传统的政治试炼。P. J. 马歇尔（P. J. Marshall）的《黑斯廷斯弹劾案》（The Impeachment of Warren Hasting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忠实记录了这场充满戏剧性的历史事件。尽管弹劾未获成功，柏克由此奠定了其作为现代保守主义奠基者的地位，与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在《辉格的历史解释》（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65）中讨论的那种，将历史理解为道德与理性必然进步的“辉格式叙事”分道扬镳。江西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西方保守主义经典译丛”（共10册），为理解这一长期被简化甚至污名化的思想传统，提供了重要入口。

历史中“理性人假设”

多年以后，面对宁波县衙中前来诉讼的百姓，郭实猎（Gützlaff）或许会想起1831年2月16日那个改变他一生的日子。

这位来自波美拉尼亚斯德丁（今波兰什切青）的传教士，1826年启程前往东方，并于1828年在暹罗（今泰国）开展传教工作。当时的郭实猎并未计划前往中国，反而对在暹罗的生活颇感满足。1829年，他结识并迎娶了年长九岁的女传教士李玛环（Mary Newell）。对于自幼丧母、性格极端的郭实猎而言，这段婚姻既是情感依托，也是一种精神庇护。然而，1831年2月16日，李玛环在难产中去世，年仅36岁。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使郭实猎陷入深重的身心危机。正是在这种极端情绪状态下，他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前往当时几乎没有西方传教士涉足的中国沿海。正如李骛哲在其传记《郭实猎与“开放中国”：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中西碰撞》（中华书局，2025）中所言，这一选择并“非纯为开拓，反倒更像是寻死”。后来的历史赋予了这一决定以“合理性”：郭实猎在鸦片战争期间成为英军的重要翻译，并在宁波短暂主持地方政务，最终进入中英关系史的核心叙事。然而，李骛哲的研究提醒我们，这一关键转折并非源自理性权衡或周密规划，而更可能是在极端情绪驱动下做出的冲动性选择。换言之，许多看似“合乎理性”的人生路径，往往是在骰子已然掷下后，才被当事人以叙事方式加以合理化。

然而，历史研究在解释此类行为时，往往倾向于强调理性计算、利益结构或制度约束，由此形成一种隐含的“理性人假设”。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将这种倾向称为“笛卡尔的错误”。在《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大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中，他指出情绪并非理性的干扰物，而是理性得以运作的前提条件之一；脱离情绪的“纯粹理性”，在现实中反而无法作出有效决策。

因此，性格特质与情绪起伏理应成为宏大历史叙述的必要补充。制度与利益固然塑造行动的边界，但那些无法被制度化解释的心理张力与情绪选择，往往正是历史真正发生的地方。

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新华出版社，2016）中指出，美国政治始终处在政治信条与政治现实的张力之中，而这种结构性紧张并非停留在抽象层面，而是通过具体人物转化为心理压力与情绪动力。在埃里克·方纳的《烈火中的考验：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商务印书馆，2017）的叙述中，这种张力几乎重塑了林肯的人格：他从一名并不虔诚、务实而功利的律师，被内战的烈焰逼迫为一位仿佛受“神启”驱动、将就职典礼转化为政治“布道”的总统。如果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裂隙塑造了林肯的精神转变，那么大卫·费舍尔《阿尔比恩的种子：美国文化的源与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则提醒我们，政治人格并非凭空生成，而是深深嵌入于更为久远的文化传统之中。四大英裔移民文化在北美的定型，构成了美国政治性格的深层结构。在这一意义上，迈克尔·科达在《叛逆的爱国者：罗伯特·李的生平与传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中所描绘的李将军，正是弗吉尼亚贵族文化所能孕育的典型人物：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与绅士气质赢得南北双方的尊敬，其“人格神化”甚至在战后成为弥合社会裂痕的重要政治资源。

即便离开战争与文化传统，政治实践本身仍深刻依赖于具体人物的性格、情绪乃至日常习惯。克里思·马修斯在《硬球：政治是这样玩的》（新华出版社，2003）中，以生动而近乎琐碎的案例展示了美国政治的另一面：总统的私人性格如何渗入公共决策之中。政治在此不再呈现为制度与利益的机械函数，而更像是一场由性格、情绪与偶然性共同牵引的实践过程。当然，最难以量化、却又持续作用于现实政治的，仍然是基于个体感受的身体与健康。疾病、衰弱与精力的变化，往往以隐蔽而深远的方式影响政治决断。皮埃尔·阿考斯和皮埃尔·郎契尼克合著的《病夫治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正是通过一系列政治人物的案例，揭示了国家领导人的身体状况如何改变其行动方式，并对世界格局产生间接却真实的影响。围绕身体本身的历史研究，近年来已成为西方学界的重要议题。由多位学者合编的三卷本《身体的历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展示了这一研究路径的广阔可能性：身体既是宗教与世俗意义不断争夺的对象，也是司法鉴定、人口统计与医学技术所编织的治理节点；它既出现在国王的象征性处决仪式中，也被卷入纳粹的工业化屠杀机器；既承载着殖民语境中的情色想象，也成为中产阶级在健身、舞台艺术与日常仪态中持续投资的对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身体不再只是被统治的自然存在，而是现代权力得以运作的关键界面。

身体政治的演变，一言以蔽之，就是从“砍人头”转变为“数人头”。换言之，对于身体及其情绪状态的治理，逐渐成为现代国家不可回避的任务之一。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从多重层面揭示了疾病防治与公共卫生观念如何重塑近代中国的治理结构。深町英夫的《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则将目光投向长期被忽视的身体与心理创伤，其中对退役士兵精神状态的讨论，也可在今日语境下被重新理解为对 PTSD 的历史呈现。川户贵史的《战国大名经济学》（远足文化，2023）以及迟有度、董一方合著的《饥饿的巨人：美苏粮食贸易博弈：1945-199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从资源、粮食与生计出发，将视线引向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吃穿用度，并由此重新解释宏大的战争与外交。从这一意义上看，顺着金钱、资源与身体承受能力的流动方向追索历史，或许正是将身体研究与传统政治史、战争史重新接合的一条有效路径。

复杂：颠覆理性与进步的“神圣同盟”

如果说身体政治揭示的是现代国家如何在“微观层面”治理生命，那么环境、技术与非人要素的介入，则进一步动摇了人类理性作为历史主导力量的自信。何其亮的《人民的西湖：毛泽东时代的宣传、自然与能动性（1949-197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4）是我今年读到的最具启发性的作品之一。作者通过分析西湖改造中一系列“事与愿违”的实践，指出自然并非被动接受人类规划的对象。例如，为加深湖底而动用先进挖沙船，反而破坏了水体微生物结构，诱发藻类爆发，使治理目标适得其反。何其亮将这种无法被完全纳入人类理性控制的因素概括为“非人的能动性”。类似的张力也出现在殖民地环境史中。阿尔纳布·戴伊在《阿萨姆茶园：一部环境文化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中指出，真正使英帝国在阿萨姆建立起可盈利的茶叶产业的，并非理性周密的制度设计或对法律的严格遵守，而往往是企业家对规则的“弹性理解”，甚至直接违反所制造的“无序”。正是在这种人类理性设计之外的偶然性与失控中，所谓的“进步”得以持续运转。从这一意义上看，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与进步之间那种看似牢不可破的“神圣同盟”，或许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更像是一种事后建构的神话。

对技术与理性的崇拜，曾长期构成西方自我优越感的重要来源之一。正如迈克尔·阿达斯在《机器作为人的尺度：科学、技术与西方支配的意识形态》（Machines as the Measure of Me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deologies of Western Domina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中所揭示的那样，对技术掌握程度逐渐成为西方衡量文明高低的核心标准。西方世界也确实如丹尼尔·R·赫德里克在《进步的触手：帝国主义时代的技术转移，1850-1940》（The Tentacles of Progress: Technology Transfer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1850-194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中所描述的那样，将现代技术持续扩散至全球。然而，这一过程从来并非中性的“进步输出”。蒂莫西·米切尔在《专家的统治：埃及的技术政治与现代性》（Rule of Experts: Egypt Techno-Politics, Modern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中，揭示了西方专家如何以技术理性之名，对第三世界的生态与社会结构进行粗暴干预，制造新的依附关系。更进一步，新技术本身所创造的空间秩序，也常常成为种族与身份区隔的工具。罗安妮在《大船航向：近代中国的航运、主权和民族构建（1860-1937）》中，展示了蒸汽船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如何通过潜规则与空间隔离，重塑华洋之间的等级差序。与此同时，张少书在《沉默的钢钉：铸就美国大铁路奇迹的中国劳工》（文化发展出版社，2021）中所讲述的太平洋铁路华工经历，则从劳动者视角揭示了另一层悖论：这些参与近代最宏大工程之一的移民劳工，最终却因排华政策而被排除在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便利之外。技术在这里不再是解放的象征，而成为制造不平等与排斥的制度性力量。

事实上，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并非只是被动接受现代技术的对象，而往往发展出自身吸收、改造与运用新技术的路径。劳拉·霍斯特勒（Laura Hostetler）的《清代的殖民事业：近代早期中国的民族志与制图学》（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与孙立天的《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商务印书馆，2024），都展示了清代前中期如何主动引入并重组来自西方的知识与技术资源，以服务于自身的统治与秩序建构。这些研究提示我们，技术并非纯粹中立的工具，而往往携带特定的文化假设与认知框架，因此本身也构成文化比较与历史分析的重要对象。劳埃德的《认知诸形式：反思人类精神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正提供了理解这一问题的有力方法论参照。

不过，在我看来，更为深刻的一次范式转移，来自梅拉妮·米歇尔在其经典科普作品《复杂》（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中所阐释的复杂系统思想。米歇尔借助简单而直观的数学模型指出，即便在完全确定性的条件下，系统行为也可能因参数变化而迅速进入混沌状态，对初始条件表现出高度敏感性。换言之，确定性并不等于可预测性。这一认识从根本上动摇了19世纪以来那种试图以线性理性进行长期规划、精确控制复杂社会与自然过程的信念，也提示人类必须学会在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中进行有限而审慎的干预，而非幻想对一切过程的全面掌控。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代技术的发展尤为值得警惕。AI 技术在近年的进步速度令人震惊，但技术突破的背后，往往伴随着社会治理模式的深刻重组。多位研究者已指出，当今科技巨头正以新的方式攫取生命本身的价值。尼克·库德里和乌利塞斯·A·梅希亚斯（Nick Couldry and Ulises A. Mejias）在《连接的代价：数据如何殖民人类生活并将其攫取为资本主义所用》（The Costs of Connection: How Data is Colonizing Human Life and Appropriating It for Capital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中警告，平台通过无处不在的量化与持续的数据追踪，将每一位哪怕是“免费”的用户转化为可被估值、可被变现的数字原材料。这一过程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剥削，而是一种更为精细、隐蔽且日常化的攫取机制。

在这一结构中，科技巨头犹如中世纪封建庄园中的磨坊主，控制着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从而持续收取“数字地租”。他们还借助尼古拉斯·沙克森（Nicholas Shaxson）在《宝藏岛：揭露离岸银行体系与避税天堂造成的破坏》（Treasure Islands: Uncovering the Damage of Offshore Banking and Tax Havens, Palgrave Macmillan, 2011）和罗南·帕兰等（Ronen Palan et al.）在《避税天堂：全球化如何真正运作》（Tax Havens: How Globalization Really Work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中所揭示的全球避税网络逃避监管，积累天文数字般的财富。这正是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在《新封建主义的来临：给全球中产阶级的警告》（The Coming of Neo-Feudalism: A Warning to the Global Middle Class, Encounter Books, 2020）中所指认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被持续挤压，其社会基础逐渐削弱。

然而，更具决定性的变化还有待于技术对暴力组织逻辑的重塑。克里斯托弗·达菲（Christopher Duffy）的《理性时代的军事经验》（The Military Experience in the Age of Reas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7）与戴维·钱德勒（David Chandler）的《马尔伯勒时代的战争艺术》（The Art of Warfare in the Age of Marlborough, Sarpedon, 1995）表明，18世纪军事革命中火器与组织化军队的兴起，使普通士兵取代中世纪骑士成为战场的核心力量，并由此奠定了全民兵役、总体战以及与之相伴的公民权与普选制度的历史基础。当AI与大规模无人化武器系统重新将战场控制权集中于少数技术精英手中，再叠加马克·莱文森在《集装箱改变世界》（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所揭示的现代物流体系的高效投送能力，“公民-士兵-政治权利”之间的经典关联正在被逐步侵蚀。暴力运作模式的再精英化未必立即终结民族国家与民主制度，却可能在长期内削弱其社会根基，成为“新封建主义”得以成立的重要条件之一。

未来已至，但其走向仍然混沌不明。如何在技术持续加速的时代，重新思考权力、责任与人类自身的处境，或许正是那些屡屡被宣告“无用”的人文学科，仍然无法回避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