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贺花神》里出现了7位男花神，有依据吗？

此次春晚《贺花神》的一大创新，便是选取张骞、王昭君等兼具历史意义的人物作为花神，12位花神中有七位是男性，这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文化考量。

“这些人物的入选，绝非单纯的审美选择，而是因为他们的事迹与中国风骨紧密相连，承载着特殊的精神内涵。” 方云解释，“五月石榴花神张骞，因出使西域带回石榴，成为丝绸之路开拓精神的象

今年春晚的歌咏创意秀《贺花神》成为社交媒体的热议焦点，宁理、胡兵、秦岚、唐诗逸等 12 位演员的演绎，搭配虚实交融的舞台意境，将十二花神的故事铺展得淋漓尽致，节目更带动故宫博物院 “白玉月令组佩” 等相关文物走进大众视野。

但也有不少观众产生疑惑：“为何以往印象中的花神多为女性，这次《贺花神》却是5位女花神、7位男花神？”“为什么每月的代表花卉和花神和自己曾经看到过的不一样？

“花神文化本身就是民间与文人共同孕育的文化形态，从来没有唯一固定的标准答案。”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非遗理论与应用创新基地负责人方云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花神，是民众赋予卉木以人格力量，为各种花草树木寻找司命之神，随后结合历史人物的品行、轶事，逐渐形成丰富多样的花神谱系。

《贺花神》选择的只是十二月令花卉的一个版本。事实上，因地域气候差异，南北方花信时序不同，十二月令花卉及对应花神的说法也不相同，据不完全统计，民间版本多达几十种。中国的花神体系并无“标准答案”，而是以丰富的谱系、广博的内容，涵纳了民间文化与文人文化，融入了自然节令与人文历史，拥有了跨越千年的生命力。

花神体系无标准答案，春晚设定源自故宫文物

此次春晚《贺花神》的月令花卉选择，以故宫博物院 “白玉月令组佩” 为定版依据。这件清代宫廷玉雕珍品，以浅浮雕工艺刻有正月梅、二月杏、三月桃、四月芍药、五月石榴、六月荷等十二月令花卉，成为节目的文物灵感来源。

清 白玉月令组佩

此次《贺花神》严格遵循月令时序，依次呈现出十二位花神的风采：正月梅花花神林逋、二月杏花花神陆游、三月桃花花神息夫人、四月芍药花神杨玉环、五月石榴花花神张骞、六月荷花花神周敦颐、七月蜀葵花神徐渭、八月桂花花神李清照、九月菊花花神陶渊明、十月芙蓉花神王昭君、十一月茶花花神白居易、十二月水仙花花神洛神。

一月梅花花神林逋

二月杏花花神陆游

“大家印象中花神是女性，也是有历史依据的。”方云介绍，全女性的花神谱系很早就存在，甚至每个月份的花神都有多位女性人选。她们每一位都有都有过人的才华与非凡的境遇，民众通过尊奉她们为花神，肯定其道德品行与人生价值。

三月桃花花神息夫人

其中一个广为流传的版本是：正月水仙花神甄宓，二月杏花花神杨玉环，三月桃花花神戈小娥，四月牡丹花神丽娟，五月石榴花神公孙氏，六月荷花花神西施，七月海棠花神李夫人，八月桂花花神绿珠，九月菊花花神梁红玉，十月芙蓉花神貂蝉，十一月兰花花神苏小小，十二月梅花花神江采萍。

四月芍药花神杨玉环

将男性引入花神序列，则源于 “君子以植物比德” 的考量。陆游、林逋、周敦颐等隐士文豪，因留下咏花名篇而被尊为花神。

五月石榴花神张骞

后来，还出现了男女相间的花神体系，与中国阴阳相合的哲学观念契合，清代《书隐丛说》中便有 “阳月为男，阴月为女” 的记载，俞樾在《十二花神议》中也倡导这种阴阳调和的体系。

“不同地区、不同场所的花神供奉也存在差异，这正是花神文化多元性的体现。”方云补充，此次春晚选择5女7男的阵容，是基于节目主题与文物原型的综合考量，并非对传统体系的颠覆。

历史人物入列，承载丝路精神与民族大义

此次春晚《贺花神》的一大创新，便是选取张骞、王昭君等兼具历史意义的人物作为花神，这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文化考量。

“这些人物的入选，绝非单纯的审美选择，而是因为他们的事迹与中国风骨紧密相连，承载着特殊的精神内涵。” 方云解释，“五月石榴花神张骞，因出使西域带回石榴，成为丝绸之路开拓精神的象征；十月芙蓉花神王昭君，以和亲之举促成民族和睦团结，是家国情怀的生动体现。”

六月荷花花神周敦颐

七月蜀葵花神徐渭

八月桂花花神李清照

在方云看来，将这些历史人物纳入花神体系，让花神文化超越了单纯的花卉崇拜，成为承载民族精神的载体。“徐渭的狂放坚韧、陶渊明的隐逸风骨、李清照的才情清雅，这些人物的性格特质与对应花卉的品性高度契合，也让花神形象更具生命力。” 她说，“他们可喜可爱、可学可敬，让观众在欣赏美学盛宴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历史人物的精神力量。”

九月菊花花神陶渊明

这种将历史人物与花神文化结合的方式，正是民间与文人共同推动的结果。民众将历史人物的轶事与月令花卉相连，文人则通过诗词、绘画赋予其更深的文化内涵，最终形成了“人格与神格相互迁徙”的文化现象。

从农耕信仰到文人审美，花神文化的千年演变

花神文化的多元性，根植于其千年的演变历程，既与农耕社会的信仰紧密相关，也融入了文人阶层的审美追求。

方云表示，花神信仰源于“万物有灵”的观念，与花朝节的形成直接相关。在农耕社会，花农们通过祭祀花神祈祷丰收，“花艳兆丰”的农谚便源于此，花神信仰成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月芙蓉花神王昭君

十一月山茶花花神白居易

而在江南一带，文人对花神的喜爱则与文人画、诗词审美深度绑定。“文人将自身的品格追求寄托于花卉，又通过尊崇花神，将这种追求升华为一种文化认同。”方云说，“这其实是人格到神格的迁徙，再从神格回归到民间有血有肉的情感，让花神文化既有神圣性，又有烟火气。”

腊月水仙花花神洛神

男性花神的出现，正是这种文人审美追求的集中体现。“男性花神多为隐士或文豪，他们留下的咏花名篇，成为‘君子比德’的最佳注脚。”方云举例，林逋 “梅妻鹤子” 的轶事，让他成为正月梅花神；周敦颐的《爱莲说》，则让他成为六月荷花神。

对于观众的疑惑，方云认为无需过度纠结，“无论是春晚舞台上的5女7男花神，还是大家印象中的‘全女神’，都是花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花神文化源远流长，从花神庙到花朝节，从文人雅集到民间祭祀，它不仅承载着中国人对自然的敬畏与喜爱，更寄托着对美好品格与家国情怀的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