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建投 | 出海逻辑与实战解析：规避关税、突破壁垒、争取全球话语权的战略选择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信建投证券研究

转自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出品 武超则等著《从出口到出海：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逻辑与未来》，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12月出版。

在这一逻辑下出海的代表性行业有汽车、新能源、创新药与通信等，它们虽各自处于不同的技术轨道，却具有显著的共通性。其一，它们都属于技术与资本高度密集型行业，研发周期长、投入成本高，唯有依赖全球市场方能摊薄成本、释放规模效应。其二，这些产业往往成为国际贸易保护与政策博弈的前沿阵地：汽车（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受制于关税与补贴规则，创新药面临专利与注册壁垒，通信设备则涉及安全与地缘政治审查。在此背景下，“出海”不再只是扩展销售渠道的商业行为，而是规避关税、突破壁垒、争取全球话语权的战略选择。

1.汽车

近年来，随着整车出口做大做强，中国汽车品牌的出海战略也迅速提上日程，“出海”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这一趋势不仅是为了实现市场扩张，更是制造业优势下的必然战略。为什么中国车企要在此时此刻出海？背后是多方面因素共振，以下从借助制造业优势、扩大规模效应、助力绿色能源图景三方面详细分析中国汽车“出海”的必要性及其背后的逻辑。

（1）借助制造业优势。

我国是制造业强国，而汽车是制造业的“皇冠”。

汽车工业被誉为制造业的“皇冠”，其重要地位源于其涉及制造业的方方面面，且在经济运行中产生关键影响。首先，汽车生产涉及极其复杂的产业链，从上游的钢铁、铝、天然橡胶等原材料，到高精尖的电子、机械和软件系统，一辆汽车上的几万个零部件，涵盖了制造业的几乎所有领域。其次，汽车工业的产值巨大，是许多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例如，全球汽车产业的年产值占全球GDP的5%以上，在一些工业化国家，这个比例甚至更高。2025年1—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4 238亿元，增长4.8%，而汽车类零售额就占到27224亿元。汽车工业是劳动者的衣食所依，直接和间接地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从研发、制造到销售和售后服务，其就业链覆盖数百万工人。汽车工业是技术创新的驱动引擎，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智能制造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突破，均离不开汽车工业的推动力。正因如此，汽车行业不仅是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全球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象征。

我国汽车市场内需见顶，需要海外市场扩大规模效应。

我国汽车消费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但逐渐从增量市场转为存量市场。历经长达十余年的快速增长期后，我国汽车市场增速降至0~5%水平，单车均价不断提高，体现出“高质量发展”的特点。2025年1—7月，我国乘用车批发销量为1826.9万辆，同比增长12.0%。与此同时，国内车企竞争压力普遍加大，对利润空间构成压力。制造业普遍存在“规模效应”，具体到汽车行业，指的是汽车的生产成本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下降，主要原因是厂房、设备等固定成本，研发、营销和售后等固定费用可以被大量生产摊薄。汽车是典型的规模效应行业，纵观全球汽车产业的历史，小型或者初创车企是难以盈利的，我国涌现的“造车新势力”也经历多年亏损才看到盈利的曙光，而国际范围内的大众、丰田、通用等巨头无一不是通过国际化扩张、合并收购实现规模化增长，并实现长久盈利的。

在内需逐步见顶后，我国车企开始尝试拓展海外市场，做大规模助推盈利增长。海外市场需求多元化，也有助于中国车企降低单一市场的风险。例如，东南亚、拉美、中东等新兴市场的汽车渗透率仍然较低，需求增长空间巨大。丰田汽车通过建立北美市场等根据地，在海外市场实现了远高于日本本土市场的营收和利润。

（2）自主品牌从出口走向出海，登上世界舞台。

中国汽车出海经历了三个重要周期，每个周期约为10年。这段历程折射出中国汽车工业从起步到崛起、从出口逐步走向出海的深远变革，背后折射出中国制造业走向世界的“典型路径”。2025年1—7月，我国汽车出口已经达到368.0万辆，同比增长12.8%，进一步巩固了世界第一汽车出口国地位。与此同时，我国汽车主机厂普遍扬帆出海，在欧洲、东盟、南美等地区均建立了工厂和经销商体系，以期实现长久出海。

历史上看，我国汽车出海经历了三轮周期，而第三轮周期是具备超长成长性、彰显“大国制造”的成长周期。

第一轮周期（2000—2009年）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迎来对外开放崭新局面。这一轮周期的驱动因素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贸易壁垒被削弱的背景下，中国汽车工业凭借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优势，主要瞄准价格敏感的新兴市场。我国汽车出口实现“从无到有”，销量从2000年的不足3万辆快速突破到2008年的百万辆以上，主要以奇瑞和长城等车企的小型车为主。但是，彼时的我国汽车工业“大而不强”，出口车型缺乏全球开发能力，因安全、排放和质量问题在部分国家遭遇退货和召回。与此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冲击了我国汽车出口的主要市场，导致出口量骤减。第一轮出口陷入低潮。但本轮出口中的积极因素持续酝酿，奇瑞、吉利、长城等车企开始在海外建设全散件（CKD）工厂，将汽车零部件运往海外，在当地工厂实现生产组装，为本土化生产规避了更高的关税，而我国车企也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宝贵的出海经验。

第二轮周期（2010—2019年）以来，国家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出台政策鼓励出口，全球化趋势也推动车企探索出海生产。本轮周期的标志性事件是吉利汽车集团并购了海外豪华品牌沃尔沃，并且消化吸收了沃尔沃先进的动力总成技术、汽车安全系统和制造业经验。这标志着中国车企从“产品出口”逐步向技术、渠道、品牌、管理等多方面竞争要素的建设迈进。吉利汽车的领克品牌在欧洲的布局，也是得益于沃尔沃品牌的声誉和对技术的消化吸收。本轮周期，中国车企继续探索全散件出口，但是全球供应链复杂，叠加海外市场需求变化较快，部分全散件出口工厂关厂出清。其中，奇瑞汽车出海建设成果斐然，通过深耕南美、中东等地，推出符合当地市场需求的小型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和轿车，获得了当地消费者的青睐。同时针对海外市场对质量的担忧，奇瑞在一些市场推出了长达10年的质保服务，提升了品牌口碑，保障了其长期运营能力。这段时间，头部车企普遍强化产品能力，蛰伏等待机会的到来。

第三轮周期（2020年至今）的标志性事件是全球供应链因为公共卫生事件受阻，而中国车企凭借稳定的生产供应能力抓住了海外市场的需求窗口，实现了销量的“井喷”。2020—2024年，我国汽车出口经历了快速增长的“多级跳”，销量分别为99.5万辆、201.5万辆、311.1万辆、491.0万辆、585.9万辆，同比下降2.9%、增长101.1%、增长54.4%、增长57.9%、增长19.3%。这一轮中国车企的成长性非常鲜明，前两轮周期中汽车出口销量的顶点约在年销量100万辆，而2025年全年将有望冲击600万辆。我国车企不仅巩固了中国的全球汽车出口榜首之位，而且实现自身的出海：比亚迪在匈牙利建设的新能源车工厂已于2025年6月动工；多家中国车企在东南亚地区呈现“百家争鸣”态势。

（3）我国新能源车技术全球领先，助力“碳中和”宏伟图景。

未来，新能源汽车仍将是我国出口的亮丽名片，且具备明显的战略意义。碳中和是我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新能源汽车则是我国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抓手。历史上看，虽然燃油车不断改善其排放标准，但技术天花板已经出现，所消耗的燃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终有一天会消耗殆尽。同时，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将加剧温室效应，使得地球温度升高，而气候变化是重要的全球性议题，对碳中和目标的追求推动燃油车向新能源车加速转型。欧盟提出到2035年全面禁售燃油车，美国和日本等国也制定了类似目标。而我国庄严宣告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对世界范围内碳中和起到了表率作用。目前我国新能源车渗透率已经超过50%，远远超过当初2025年新能源车渗透率20%的规划。新车上路的新能源车数量已经超过燃油车，这是一项罕见的壮举，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与此同时，我国涌现出一大批新能源技术产业链上的优质企业，如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占据了全球市场的重要地位。凭借刀片电池、5Cam快充电池等先进技术，我国已经在新能源产业链上独占鳌头。未来我国企业有望凭借新能源优势地位，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通过高价值产品出海实现腾飞。我国车企和供应链出海，为全球新能源车普及提供了强大推动力，助力了碳中和的宏伟图景。

2.新能源

（1）电力设备：绿色发展大背景下电力设备大规模出海。

出海产品：一次设备与二次设备并举的出海格局。

中国电力设备“走出去”的产品矩阵日臻完善，形成一次设备与二次设备协同并进的格局。前者以变压器、高压开关等为核心，后者则以电能表类装置为亮点，两者均在海外终端市场赢得较高关注度，竞争优势日益凸显。

随着世界各国对碳中和目标的郑重承诺，以及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持续进步，电力设备在全球能源转型中的战略地位越发凸显。在当前全球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接入电网，装机规模快速扩张。然而，新能源自身的间歇性、随机性与波动性特征，使得可再生能源比重提升，对各国电网建设与调度提出了更高要求。现实中，多个国家的电网容量无法与装机扩张保持同步，推动了对电力设备的持续旺盛需求。我国在特高压输变电技术领域实现了全面突破，并率先实现大规模应用，无论在理论体系、设备制造还是产品覆盖范围上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在此基础上，电网的升级改造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重要议题，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制定了大规模、长周期的电网投资规划，这也支撑了出海的长期需求。随着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以高比例接入电网，其固有的间歇性、随机性与波动性特征，对各国电网建设与运行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电网设施老化的挑战，而部分新兴市场则仍困扰于基础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研究报告，到2030年，全球智能电网投资需增加约一倍，方能支撑2050年净零排放（NZE）情景的实现，这一需求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中尤为突出。根据IEA统计数据，2024年全球电网投资规模同比增长约6%。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各国均在加快电网建设投入的同时，大力推动建筑、工业、交通等领域的电气化进程，并积极提升电力系统对高波动性可再生能源的接纳与消纳能力。与此同时，全球多国相继提出覆盖长周期、规模庞大的电网投资规划，展现出能源转型背景下电力基础设施升级的共同趋势。

出海优势：产品、成本、供应链优势显著助力出海。

作为电力设备制造大国，我国凭借完整的产业链、显著的价格优势与充沛的产能，在全球供应链中形成了难以替代的综合竞争力。强劲的竞争优势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业链优势，我国电力设备产业链条完整，从上游原材料到生产制造环节均已全面覆盖，企业制造能力雄厚；二是价格优势，依托完备的产业链，我国企业在成本控制上表现突出，规模化生产与工艺优化有效降低了单位成本，形成了较大的价格弹性，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具备鲜明优势；三是产能支持，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在生产效率、人才储备和产能保障方面拥有坚实基础，项目管理高效，产能调配灵活，能够迅速响应海外客户的旺盛需求。就区域分布而言，江苏与广东是我国变压器出口的核心省份。其中，江苏长期居于首位，聚集了众多头部厂商，当地产品电压等级较高、价值量大，出口规模最为突出；广东则位居第二，同样是国内重要的变压器生产基地，当地产品电压等级相对较低，但整体价值量仍然靠前。在全球绿色发展背景下，风电和光伏大规模、高比例接入电网的趋势将长期延续，电网升级改造的需求难以替代，而我国电力设备企业凭借产业链、质量与价格优势，正成为其持续“走出去”的核心驱动力。

凭借显著的成本优势，我国电力设备企业在全球绿色转型催生的长期外需窗口中，以更低的全生命周期价格覆盖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等环节，为风电光伏大规模并网与电网升级提供了持续且不可替代的“中国方案”。在全球绿色发展趋势下，风电与光伏大规模并网的趋势将长期延续，电网升级改造需求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难以被替代，为我国电力设备企业提供了持续的外需窗口。场景端，我国电力设备出海产品覆盖发电侧、电网侧、用电侧几大应用场景。其中，发电侧包含火电、水电、新能源发电等诸多应用场景。电网侧主要包含电能的传输、分配等场景，用电侧包含工业工厂、工商业、数据中心、居民用户等诸多终端应用场景。由此可见，我国电力设备企业不仅在产业链条上实现了全方位覆盖，更凭借广泛的应用场景与不断扩展的国际需求，逐步构建起全球竞争新格局。

凭借产品、成本、供应链优势，叠加美国等海外市场需求高涨的因素，我国电力设备出口数据持续高位运行。可再生能源大规模、高比例装机接入电网，对全球各地区的电网提出更高要求。与此同时，随着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此前积压的需求得到释放。美国市场电力设备驱动领域多元化，美国电网基础设施面临老化问题，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公共事业领域需求的增长、数据中心的增量均带来对相关电气设备的较大需求。欧洲在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随着新能源渗透率快速提升，电源端建设、输电端升级改造驱动电力设备需求增长，对一次设备的需求旺盛。自2022年6月以来，我国变压器、高压开关出口数据均保持高位；自2023年第二季度以来，我国出口总额仍保持在高速增长的状态。分地区来看，在变压器（16kVA以上）的出口国家中，美国占比领先，是需求规模最大的国家，俄罗斯和东南亚、拉美地区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是我国电力设备出口的主要对象。

出海风险与路径：仍受外部制约，多层级布局突围。

我国企业在电力设备出海进程中兼具显著优势与显性风险，现阶段贸易壁垒仍为最突出的外部制约。由于电力设备直接与电能相关，尤其高电压等级产品主要应用于核心发电厂、重要电力设施等环节，都与电网安全密切相关，因此一些欧美国家对采购我国高电压等级的产品持谨慎态度，海外客户对本土品牌存在信任惯性。例如，美国能源部曾拟定命令，禁止为美国关键国防设施供应69kV或以上电压的电力企业选择中国的大容量电力系统设备。我国高电压等级电力设备产品出口欧美地区的贸易壁垒较高。

在全球能源转型与绿色发展的宏大背景下，我国电力设备企业的国际化道路日益多元，呈现出从单一出口向多层次布局的战略升级态势。从路径选择观察，我国电力设备企业出海可归纳为直接出口、间接出口与本土化布局三条主线。直接出口包括设备直接出口和工程总承包商（EPC）业务出口，我国电力设备企业将设备出口到海外企业，直接参与到当地的电网招投标中，该种方式为设备直接出口；EPC业务出口是通过承担当地的EPC项目带动公司设备出口。在间接出口方面，我国电力设备企业通过国家电网、中国能建、中国电建等龙头央企的出口项目，带动公司电力设备产品出口。在本土化布局方面，我国核心电力设备公司积极推进海外本土化建设，通过在海外直接建立工厂，或者通过与当地企业合作等方式，深度参与到当地的电力设备市场中。在政策方面，我国政府同步积极推进对我国企业在研发投入、产能扩增等领域的补贴支持，在出海渠道端有望进一步深度拓展，带动我国电力设备上下游整条产业链的持续增益。

（2）锂电：技术与成本双优势助推海外市场扩张。

出海产品：覆盖全环节，聚焦欧美车企。

中国锂电产业凭借完整的工艺体系和持续的工艺迭代，已将出海从单一产品出口升级为全链条、全环节的价值输出，其中动力电池的终端客户主要集中于欧美车企，成为验证我国全链条价值输出成色的首要支点。我国锂电行业出海产品实现多元化布局，覆盖动力电池、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铜箔、铝箔、导电剂、结构件等产业链各环节，技术迭代逐步加速。近年来，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蓬勃发展，我国越来越多的锂电企业将业务拓展至海外，例如我国动力电池出海至欧洲、美国车企，同时也覆盖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地区。海外市场对动力电池的需求持续高增长，是我国锂电企业出海的核心驱动力。如果剔除中国市场，美国、欧洲是新能源汽车需求最大的两个地区，也是我国动力电池企业的主要出口地区。全球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也是驱动锂电需求扩张的动因之一，我国锂电企业凭借产业链协同优势抓住了海外需求快速增长这一机会。2023年，美国新能源车销量为147.7万辆，同比增长50%，欧洲新能源车销量为294.7万辆，同比增长17%，两个地区分别占全球销量的10%、21%，如果剔除中国市场，两个地区销量占比达29%、58%。国内企业依托技术与成本的综合优势，在全球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供应链中的中枢地位亦将越发凸显。

我国中游材料企业已形成“直接外销+配套出海”的双轨出口格局，其客户结构映射出区域供应关系的最新变化。这些企业包括直接出口日韩的电池企业，以及跟随国内电池企业间接出口的企业。从全球竞争格局来看，目前动力电池仍以中日韩为主要生产国，2023年LGES（LG新能源）、三星SDI、SK On（爱思开新能源）、松下等日韩电池企业的全球动力电池使用量份额合计29%，日韩是除中国外最大的动力电池生产地区。从国内材料企业的份额和合作情况来看，2023年中伟股份三元前驱体市占率为27%，持续保持行业第一，合作的海外客户包括特斯拉、三星SDI、LG化学、SK On、松下、L＆F、Ecopro、POSCO（韩国浦项制铁集团公司）等，地域分布呈现“日韩主导、欧美补充”的特征，在巩固东亚传统市场的同时，加快渗透欧美供应链，出口版图有望进一步延展。

在全球电动化浪潮推动下，我国锂电企业与海外车企的合作正由“供应关系”向“战略共生”演进，为持续提升海外市占率奠定根基。海外新能源汽车市场已成为中国锂电企业出海的核心切入点，企业依据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特征，采用多元模式，与欧美主流整车厂建立深度协作关系。宁德时代通过技术授权、海外建厂等模式，使其动力电池在全球市占率持续提升。根据SNE Research数据，2023年宁德时代全球动力电池使用量市占率为36.8%，同比提升0.6个百分点，其中海外动力电池使用量市占率为27.5%，同比提升4.7个百分点，主要归功于公司与BMW（宝马）、Daimler（戴姆勒）、Stellantis（斯特兰蒂斯）、VW（大众）、Ford（福特）、Hyundai（现代）、Honda（本田）、Volvo（沃尔沃）等海外车企深化全球合作。除宁德时代外，比亚迪、亿纬锂能、国轩高科等亦相继获得欧美车企定点或合资建库机会，中国动力电池集群正以多元路径共拓海外版图。

出海优势：技术+成本优势“双轮”驱动。

在全球电动化竞争由“拼规模”转向“拼效率”的新阶段，技术与成本共同构成中国锂电产业链外拓的“双轮”驱动力。在技术优势方面，我国电池企业在多个关键环节实现技术突破，在动力电池能量密度、循环寿命、低温性能、充电倍率等多个性能指标上保持领先，我国材料企业在产品迭代、新路线开发上保持领先，例如高镍三元正极、硅基负极、复合集流体等方面；在成本优势方面，我国企业在原材料、能源、人工等多方面具备较大成本优势，产品价格相较日韩企业更低，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凭借性能持续领先与成本韧性双重护城河，我国锂电企业有望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维持比较优势，并带动整个价值链向更高阶的海外布局演进。

出海风险和路径：直接出口与间接出口的协同突围。

贸易壁垒已成为当前我国锂电产业链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我国锂电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各国政策法规差异与限制的制约。美国方面，受《通胀削减法案》（IRA法案）影响，我国直接出口至美国的产品数量受到限制。拜登签署的IRA法案可为新能源汽车终端消费者提供单车最高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但对车型所使用的关键矿物和电池组件提出一定比例的本土化要求，并提出使用敏感海外实体（FEOC）产品的车企无法获取上述补贴。欧洲方面，欧盟提出《净零工业法案》，目标到2030年欧盟净零技术制造能力接近或至少达到欧盟部署需求的40%，同时也具备较高的本土化产能，可能进一步挤压我国企业的市场份额。总体来看，我国锂电产业链企业面临的风险主要以贸易壁垒为主。

面对上述风险，行业形成了“直接出口+间接出口”并行的双轨路径。第一种模式是直接出口，我国企业通过独立对接国际客户实现出口；第二种模式是间接出口，我国企业随下游客户（材料随电池或电池随新能源车）出海，其中我国企业通过海外企业的认证和定点周期较长，通常需要2~3年。政策帮扶方面，目前针对我国企业在产能扩张、研发投入方面给予一定政府补贴。除此之外，贸易壁垒风险优化上的帮助也将推动我国企业更好地出海。

（3）光伏：光伏全产业链加快出海节奏。

出海产品：组件、逆变器与跟踪支架构成光伏出海的“三驾马车”。

以组件、逆变器、跟踪支架等核心产品的规模化出口为基石，我国光伏产业不断加固其在全球市场上的根基，并进一步彰显出领先优势。随着我国光伏行业的发展，我国光伏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参与度越来越高。从我国出口金额来看，2023年我国逆变器出口规模5185万台，同比增长2%；金额697亿元，同比增长15%，主要出口区域包括欧洲、中东、亚洲、南美、非洲等地，其中欧洲占比最高，可达到56%。组件方面，我国组件产量在全球占比70%以上，考虑到我国企业在东南亚的产能，预计占比可达到80%~90%。从我国组件出口量来看，2023年我国组件出口212GW，占国内组件产量的42.4%，主要出口区域包括欧洲、亚太、中东、南美、非洲等核心市场，欧洲市场标准严苛、溢价高，非洲市场电力缺口较大，我国组件产品目前对海外市场依赖度较高。

光伏支架用于支撑光伏组件，其性能会影响光伏电站的发电效率，是光伏产业链的重要构成之一。从分类来看，光伏支架可分为固定支架和跟踪支架两种，目前我国出口海外的产品以跟踪支架为主。跟踪支架的主要构成如下：（a）结构系统：由立柱、主梁、檩条等基础部件构成的可旋转支架；（b）驱动系统；（c）控制系统：包括通信控制箱、传感器、云平台、电控箱等。

出海客户：潜在客户类型多元化。

我国光伏企业在出海过程中形成了多元化的客户结构，通过深度参与国际合作项目与积极融入国际展会平台，不断拓展潜在海外客户群体。我国光伏企业潜在的海外客户群体类型多元化，覆盖国家或地区的电力公司、大型能源开发商、政府机构、独立电力生产商（IPP）、工程总承包商、投资基金和金融机构、跨国企业、分布式光伏项目的终端用户，以及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各国合作伙伴。通过持续调整出海策略和优化合作模式，我国光伏企业可通过参与国际合作项目、建立海外销售网络、参加国际展会等方式有效接触并吸引这些潜在的海外客户，推动海外客户采购结构从单一产品向综合需求转型。2023年海外光伏电站装机规模最大的开发商包括道达尔能源 （Total Energies）、阿达尼绿色能源公司（Adani Green Energy）、布鲁克菲尔德可再生能源伙伴公司（Brookfield Renewable Partners）、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Enel Green Power）、Lightsource bp（英国石油旗下可再生能源公司）等。此外还有SB Energy、ReNew Power等。

出海优势：成本、技术、渠道、一体化等。

成本领先、技术迭代与渠道深耕，正协力推动中国光伏企业向全球市场持续渗透。我国光伏产业链布局完整，覆盖硅料、硅片、组件等核心环节。我国光伏组件企业目前在全球市场中具备较强优势，主要体现在产品成本及组件功率方面。逆变器产业链在全球市场具备较强的成本优势。其中，阳光、华为等头部企业在品牌和渠道方面优势较为显著，市场敏锐度更高。我国跟踪支架产业在全球市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成本和研发生产一体化两方面，提供更具性价比的解决方案，从而在全球招标中占据主动。

出海风险：主要集中于政策风险。

我国光伏组件、逆变器与跟踪支架环节在出海过程中，其主要风险集中于政策层面。一方面，得益于较低的生产成本，我国光伏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备明显的价格优势，但也因此遭遇美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设置的关税壁垒。例如，以欧美为代表的海外市场曾多次对我国光伏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其中美国的相关措施至今仍在持续，且已有向我国企业在东南亚产能延伸的趋势。另一方面，新能源作为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我国光伏产业链“一家独大”的格局下，海外国家基于供应链安全考量，本土化需求日益增长，加上本土企业的技术追赶，这些国家对我国光伏产品出口设置了更高的准入门槛。

出海路径：多模式对冲政策风险。

我国光伏企业的出海路径主要涵盖直销、渠道代理与代工订单三种模式。其中，组件与逆变器作为光储系统的核心设备，不同产品在出海方式上呈现一定差异。根据市场类型的不同，我国企业在海外地面电站市场多采用直销模式，而在分布式市场则通常借助渠道代理实现开拓。至于跟踪支架，因其主要应用于地面电站，我国企业普遍采取直销模式，亦有部分厂商通过承接海外龙头企业的代工订单实现出海。整体而言，多元化的出海路径不仅提升了我国光伏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适应能力，也为其持续拓展全球版图奠定了坚实基础。

政策帮扶。

我国光伏企业的出海道路，唯有内外合力方能拓展：既要激发企业内生动能，也需依托政府的外部支持，在多元政策的保障下不断开辟新局。政策支持是我国光伏企业出海的重要支撑，工信部可以通过加强光伏产业链的供给侧管理，避免无序扩张，同时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商务部可以为我国光伏企业海外建厂提供政策保护，以应对全球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地方政府可以发布专门计划，例如上海市闵行区推出大虹桥光伏出海服务倍增计划，提供金融、法律、人才等专业服务支持，是优秀的实践案例。外交部门在外交层面可以为我国企业解决贸易争端和市场准入问题提供支持，而科技部和环保部门可以在技术研发和绿色产品开发方面给予企业资助和鼓励。我国企业不断加强技术创新和市场适应性，政府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共同推动中国光伏产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稳健发展和成功布局。

3.创新药

（1）出海格局：对标海外，布局成效初步显现。

拓展海外份额与对标全球竞争格局，已成为中国创新药企业“出海”的核心驱动力。近年来，随着国内研发能力跃升，越来越多的药企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以寻求更广阔的增长空间。从市场份额综合来看，2021年创新药市场规模约8300亿美元，其中美国独占逾50%，是全球最重要的终端市场；相比之下，中国创新药在同一统计口径下的占比较小，提示着可观的渗透潜力。进一步观察药品销售构成，美国市场创新药占其药品销售总额的79%，而中国市场仅占11%，两者差距显著，意味着海外扩张不仅具备战略必要性，也拥有现实可行性。

技术研发平台的迭代升级，不仅塑造了中国创新药的核心竞争力，也为其在全球舞台上赢得差异化优势铺就坚实道路。ADC（抗体偶联药物）是全球肿瘤创新药物领域的重要趋势，但因其要素较多，药物研发以技术平台研发为主，而非靶点、机制创新。该领域存在较大组合创新的空间，效率及化药能力为其核心要素。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与庞大的工程师红利，中国在技术平台化创新方面展现出卓著优势，逐渐形成全球竞争新高地。自DS-8201出现后，罗氏T-DM1积累的经验及平台帮助中国的Biotech迅速跟进相关管线，国内企业在ADC领域已具备出色的全球化竞争力。据Biocentury（一家专注于生物技术领域的权威媒体及行业服务平台）统计，中国作为授权交易授出方，2023年在东方向西方授权中的占比达78%，超过日本，成为第一大授出地区，表明技术平台优势已转化为实质性的国际输出能力。

在比较优势的支撑下，中国创新药出海呈现出循序渐进的“三步走”路径。第一种模式是产品授权国际化，即授权+提成模式，该模式授出方获得首付款、里程碑（即销售分成）；第二种模式是研发及临床国际化，这种模式的资金需求大，对团队的国际化要求高；第三种模式是商业国际化，该模式可实现潜在利润最大化，但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目前，我国创新药企仍存在缺少国际化运营能力的问题，模式一仍为主流模式，部分头部企业正率先实现研发临床国际化，极少数公司如百济神州、传奇生物可实现商业国际化。“三步走”战略仍处于由点及面的爬坡阶段，任重道远。

中国创新药的授权出海正步入收获期，其主要特征是交易数量高速增长与交易种类日益多元。随着国内创新药企的快速发展，国内创新药及技术平台license-out（对外授权）交易日益活跃。我国创新药自2012年开始，交易数量呈现逐年增长趋势，自2020年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2023年license-out交易的数量达到62个。从海外授权交易种类来看，肿瘤药物仍为主流，而多元化趋势渐显。自2021年起，海外授权交易的药物种类明显拓展，抗病毒类、神经类、糖尿病及血液疾病类药物等领域均已逐步展开海外授权交易，反映出我国创新药出海格局的不断延展与深化。

伴随交易数量的不断攀升，单笔交易金额亦实现了快速扩容，呈现量与质齐升之势。2020年后，国内药企license-out首付款及总额明显增长。2018—2019年国内创新药尚处于起步阶段，海外授权的药物以仿制药、生物类似药为主，license-out的首付款以及总金额相对较低。2020年，随着国内创新药企业的快速发展，海外授权的首付款金额以及总金额明显增长。2023年我国创新药收益步入收获期，国内创新药企的海外授权数量相较于2022年出现明显增长，且此增长趋势在2024年仍在维持。从交易金额来看，据已披露金额的交易统计，2024全年首付款总额超40亿美元，成效可观。从具体交易产品来看，创新药海外授权成为主流。同时，部分商品在海外开展临床数量多、获批成功率高，在国内步入商业化阶段。自2018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历经多年快速积淀，迎来规模化输出，license-out交易的数量、金额与品类多样性均呈同步上扬趋势，标志着中国创新药的整体竞争力已进入可持续的兑现通道。

（2）日本创新药企业出海标杆的启示：第一三共。

作为亚洲企业走向全球的代表，日本创新药龙头第一三共以“出海战略”为核心驱动力，其成长显著受益于海外市场的拓展。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合并整理期，通过并购与整合构建企业基础；二是转型发展期，以技术突破与市场扩张为双轮驱动；三是未来发展期，聚焦前沿研发与全球化布局的深度融合。作为日本创新药行业的标杆企业，第一三共的国际化历程不仅展现了亚洲药企在全球市场的成长路径，也为中国创新药企业提供了借鉴：在产业升级和全球化战略中，更需注重研发驱动、并购协同与长期国际化布局的统筹。

合并整理期：业务整合与资源重构，夯实竞争基础。第一制药株式会社和三共制药株式会社均为日本百年药企，两家公司均以创新药为导向，前者拥有氨甲环酸和左氧氟沙星等药品，后者研发出普伐他汀、奥美沙坦等明星产品。进入21世纪后，内外竞争压力加剧，为提升日本国内市场份额并强化国际话语权，双方于2005年宣布合并，通过研发管线、销售网络与生产设施的全面整合，初步完成了资源重构与平台统一，为后续国际化布局奠定了组织与资本基础。

转型发展期：以仿制药为初步探索方向，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完成内部整合后，公司迅速将“国际化”写进中期战略，并选择仿制药作为低成本、高效率的突破口。2008年6月，公司宣布计划以46亿美元收购印度最大的仿制药企业兰伯西（Ranbaxy）。但随后兰伯西因为造假问题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调查，导致公司在2008财年计提399亿日元用于美国司法部索赔。此后几年，公司借助兰伯西打开了国际市场，但此笔收购始终没能带动公司国际化发展。最终于2014年，第一三共以40亿美元将兰伯西出售给太阳制药，第一三共时任首席执行官高桥隆也因此辞职。第一三共与兰伯西的混合商业模式如表3-6所示。

第一三共的仿制药转型之路并未就此停止。2010年，第一三共在日本设立Daiichi Sankyo Espha Co.以制造和销售仿制药；2012年，第一三共和Coherus Biosciences建立战略合作，开发依那西普和利妥昔单抗的生物仿制药；2016年，公司和安进宣布达成在日本商业化9种生物仿制药的协议，包括阿达木单抗、贝伐单抗和曲妥珠单抗等。

未来发展期：坚持以创新为主线，于ADC中收获未来。ADC即抗体偶联药物，通过linker（连接子）分子将抗体与有效载荷（化疗药物）结合。抗体的靶向作用可以以较低的剂量发挥化疗药物的治疗作用，从而提高人体对药物的最大耐受剂量，拓宽治疗范围。

第一三共的ADC研发始于2010年，分别基于前三共的抗体研究和蛋白质工程能力创建抗体，借助前第一制药的相关研究搭建药物有效载荷和接头。然而由于当时其他公司已有HER2-ADC的研究进展，第一三共的ADC研发曾一度搁置。2013年，第一三共成立生物制剂研发部门，旨在开发包括ADC在内的各类创新药，研究人员筛选和优化了数百种抗体、接头和有效载荷的组合，最终生产出第一三共第一款ADC：DS-8201。由于其优异的临床效果，这款药物从临床开始到最终上市仅用了不到5年时间，公司ADC药品研发的帷幕就此拉开。

第一三共目前已成功搭建自有ADC技术平台，四大核心要素凸显技术优势。其一，更高的药物-抗体比例（DAR）。多数被批准的药物DAR介于2~4，而第一三共可以在一个抗体上偶联8个药物分子。其二，独特高效的载荷。第一三共开发的拓扑异构

酶I抑制剂DXd，其体外活性是常用的SN-38（伊立替康的活性代谢物）的10倍；释放后血液半衰期更短，可以迅速从血液中消除，减少引起副作用的可能。其三，更稳定高效的接头。第一三共的linker在体内稳定性优异，大大减少了有效载荷释放到血液中的可能。此外，该linker与癌细胞抗原结合后，可以被癌细胞中高度表达的组织蛋白酶精确切割，释放有效载荷。其四，旁观者效应。第一三共的DXd具有更高的亲脂性和膜渗透性，在ADC与抗原表达阳性的癌细胞（如HER2阳性）结合后，DXd从癌细胞中的ADC释放出来，穿透细胞膜，对临近癌细胞（抗原表达阳性或者阴性）也可产生细胞毒作用。

在研发规划中，公司明确以“3ADCs”为核心。“3ADCs”包括已获批上市的Enhertu，获得世界ADC奖“最具前景的临床药物奖”的Dato-DXd（2020年获奖）和HER3-DXd（2021年获奖）。

目前，“3ADCs”已取得卓越国际化进展，技术研发、商业化稳中有进。2019年，阿斯利康以69亿美元对价与第一三共合作开发和商业化Enhertu。自Enhertu上市以来，销量持续走高，2023年全年销售额超过23亿美元，已经成为全球销售额第一的ADC产品。2020年，阿斯利康继续投入60亿美元对价与第一三共合作开发和商业化Dato-DXd。截至2022年3月，公司基于DXd-ADC平台的药物除上述3种外，还有DS-7300等5个候选药物；在DXd平台之外，公司已经开始布局第二代ADC技术，已有DS-9696准备进入人体实验。

（3）日本创新药企业出海的启示：武田制药。

武田制药是日本药企中另一家出海成功的典型企业，其业务版图已遍及全球多个地区。公司创立于1781年，由武田长兵卫一世在大阪修道町开设的一家传统药草店起家，最初主营日本与中国传统药材。此后，企业不断推进全球化转型，如今武田制药的业务已覆盖全球80多个国家，并在全球第三大制药市场日本与全球第一大制药市场美国均处于领先地位。公司始终以“为全球更多患者提供高度创新的药物与变革性的诊疗”为使命，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并推进国际化布局。对于中国创新药企业而言，武田制药的经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其一，充分利用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基因，在转型中逐步构建全球化能力；其二，凭借长期研发投入与国际化并购，打通进入全球主流市场的路径。这为中国药企如何在保持本土优势的同时，积极布局海外市场提供了现实参考。

武田制药以与雅培的合资公司TAP（The Abbott-Takeda Pharmaceuticals）为载体，初步开拓国际市场。TAP成立于1985年，是武田制药和雅培的合资公司，武田制药持股50%，雅培持股50%，2008年解散。TAP成立的目标便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商业化武田制药研发和获批的产品。亮丙瑞林（Lupron）是TAP首个获批产品，根据TAP的披露信息，亮丙瑞林起源于武田制药和雅培于1977年开始的合作研发项目。TAP拥有独立的销售和推广团队，专门进行跨国合作与商业推广。在两次推广中，TAP最成功的商品分别为质子泵抑制剂兰索拉唑（普托平）和前列腺癌药物亮丙瑞林。截至TAP解散前的最后一个完整财年，亮丙瑞林年销售额约为6亿美元，兰索拉唑销售额约为23亿美元。

4.通信

我国通信行业出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历经技术积累、市场扩张和全球化突破三大阶段，逐步从低端设备出口转向高端设备出口，光器件和光模块、智能控制器、物联网模组等出海渐成规模。

（1）光器件和光模块。

随着光学技术在通信、云计算、消费电子、工业、医疗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光器件作为重要的基础组成部分，在各种光学设备和模块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光器件种类繁多，按照不同的分类方式，可以分为多种产品。光模块的主要作用是光电转换，是光纤通信系统中重要的硬件产品，广泛应用于数据中心通信和电信网络通信等下游领域中。

光器件和光模块早期被美日企业垄断，中国厂商以低端代工为主，凭借持续受益于工程师红利，国内厂商迅速抢占全球份额。从2010年到2021年，中国光器件厂商全球市场份额从大约15%增加到超过50%；2022—2023年，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

当前，国内光器件和光模块产品主要面向海外通信设备商、云计算服务提供商（CSP）和AI产品供应商。国内光器件/模块公司直接与海外客户联系，从产品的起步研发阶段开始，先确定光器件或者光模块产品的参数和初步设计方案，再到送样验证阶段，最后确定产品达到量产条件后，开始正常交付。由于美国政府对中国制造的产品（包括光模块）征收关税，迫使许多中国供应商在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建立生产基地，因此也有部分光模块产品从东南亚出货。

从整体市场来看，根据Light Counting预测，2023年中国光模块市场规模约为25亿美元，全球其他地区光模块市场规模超过75亿美元。2024—2029年，中国光模块的部署量将占全球部署量的20%~25%，而2018—2023年这一比例为25%~35%，国内市场份额下降明显，主要是由于美国云计算公司在人工智能集群中部署800G和1.6T等高速率光模块的计划非常激进。

国内人力成本较海外厂商有较大优势，持续受益于工程师红利，同时在研发能力、供应链成本、服务响应能力、交付能力等方面也进一步具备竞争优势。近年来，国内头部光模块公司加大海外布局，在高速率产品领域保持较强的竞争力，且海外云厂商和科技巨头对于光模块供应链相对比较谨慎，供应格局比较稳定。

（2）智能控制器。

智能控制器是一种集成了MCU（微控制单元）或DSP（数字信号处理器）芯片，辅以外围模拟及数字电子线路，并置入相应计算机软件程序的电子器件，是硬件智能化的关键部件。智能控制器主要位于产业链的中游，上游为电子元器件，价值量占比比较大的是IC（集成电路）芯片、分立器件、PCB（印刷电路板）等，下游为应用终端厂商，主要集中在汽车电子、家电、电动工具、智能建筑与家居等细分领域。

截至2025年，从事智能控制器业务的厂商主要分成两大类：一类是EMS（电子制造服务）企业，如金宝通、伟创力、富士康、喜玛庆等，具备全球运营、规模大、设备投入高、价格成本优势，但在研发设计上投入较少，市场反应速度较慢；另一类是专业智能控制器公司，海外公司包括德国代傲、英国英维思（2014年被施耐德电气收购）、EGO（益技欧电子器件公司）等，国内厂商包括和而泰、拓邦股份、和晶科技、朗科智能、振邦智能、朗特智能、瑞德智能、贝仕达克等。

20世纪90年代末期之前，全球家电智能控制器市场的主要供应商是发达国家的专业智能控制器企业，此后EMS企业凭借大规模制造能力强势增长，到2010年前后其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专业的智能控制器企业。后续随着全球化分工的深化，中国逐步成为全球电子制造中心、设计中心，同时终端客户更多将战略重心放在品牌运营、技术研发和销售渠道开拓等方面，国内专业的智能控制器厂商开始正式切入全球产业链。国内控制器厂商早期在国际市场上的贸易更多是国内生产运输到海外的模式。近年来随着规模的扩大、产品力和品牌力的提升，国内头部控制器厂商持续加大海外布局，具备全球化生产运营能力，进一步提升行业竞争力和市场份额，实现产品出海、品牌出海。拓邦股份越南和印度基地已实现规模化量产和稳定运营，罗马尼亚和墨西哥基地已实现量产。和而泰目前在中国、越南、东欧和北美四个客户聚集地具备较好支撑能力。

全球智能控制器市场的关键竞争因素涵盖企业的研发与设计能力、规模与国际化运营能力、服务与快速反应能力以及产品成本与质量控制能力等。国内厂商在人力成本、制造成本上较海外厂商有较大优势，并且持续受益于工程师红利，目前在研发能力、供应链成本、服务响应能力、交付能力等方面也进一步具备竞争优势。

（3）物联网模组。

物联网模组是一种将芯片、存储器、功放器件等集成在一块线路板上，实现无线电波收发、信道噪声过滤及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之间相互转换，并提供标准接口的功能模块，终端借助物联网模组实现通信或定位。随着应用场景的丰富，部分通信模组中集成算力形成智能模组、算力模组。算力模组、智能模组一般基于SoC（系统级芯片）开发，芯片模组上预置了安卓智能操作系统，内置集成Wi-Fi（无线网络）、BT（蓝牙）、CPU（中央处理器）、GPU（图形处理器）、NPU（神经网络处理单元）、内存、Cellular（蜂窝通信），可提供比较动态高效的算法支撑、可编译的轻量化操作系统、与行业应用相关的开发支持等。

物联网模组上游主要是基带芯片、射频芯片、记忆芯片等芯片，功放器件、开关、电源管理、电容电阻等元件。物联网模组的下游较为分散，其中智能表计、POS（销售终端）、工业、汽车等场景蜂窝物联网模组需求量居前，路由器/CPE（一种无线终端接入设备）、企业等场景蜂窝物联网模组需求量也居前。Counterpoint（康特波因特，一家全球科技市场研究公司）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蜂窝物联网模组出货量4.2亿个，市场规模52亿美元，2022—2024年全球蜂窝物联网模组出货量同比分别增长4%、下降2%、增长10%。结合行业整体和国内头部物联网模组厂商情况，当前国内头部物联网模组厂商海外相关收入中欧美市场占比更高。

2015年以前，全球蜂窝模组市场份额集中于海外模组厂商Sierra Wireless（司亚乐无线）、Telit（泰利特）、Gemalto（金雅拓）、U-Blox（优北罗）、SimCom（芯讯通，后被日海智能收购）。从通信产业发展来看，国内3G追赶、4G同步、5G引领。国内通信模组行业的快速发展受益于国内通信产业发展、物联网产业发展的大背景，得益于国内需求的支撑、国内相关产业链环节配套成熟度的提升，使得国内通信模组厂商的产品丰富度、产品质量快速追齐海外头部厂商，甚至具备一定优势。收购兼并也是模组行业出海、提升全球份额的方式之一。模组行业出现多轮收购兼并，2017年前更多在于厂商扩张业务规模以进一步增强竞争力，而迫于国内厂商给到的压力，2018年后部分海外厂商由于成本等考虑退出。2017年日海智能收购龙尚科技、芯讯通，2020年广和通参股公司锐凌无线收购Sierra Wireless车载模组业务并于2021年收购剩余股权等，这些国内厂商通过收购兼并方式都实现了规模的扩大和竞争力的快速提升。

相比海外竞争对手，国内厂商在人力成本、制造成本、服务响应能力上具备较大优势，而模组行业具备较强规模优势，随着国内模组厂商收入规模快速增长，其在研发能力、供应链成本、交付能力等方面也进一步具备竞争优势。据Counterpoint数据，2025年第一季度，出货量前5位的全球蜂窝模组厂商全部为国内企业，分别为移远通信（占比37%）、中国移动（占比10%）、广和通（占比8%）、日海智能（占比7%）、利尔达（占比7%）。当前，国内厂商在海外市场和车载等高端产品市场仍具备份额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