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的围观下，我们重新理解春运

这是一场跨越千山万水的奔赴，只为推开那扇熟悉的家门。2026年春运，大概90多亿人次的人流迁徙，再次刷新着“人类最大规模周期性大迁移”的纪录。这个数字意味着，地球上每个人几乎都要被挪动一次，其壮观程度让外国网友惊叹：“这看起来像整个人类文明在进行紧急疏散演习。”

从1954年有春运记录至今，这条归乡路见证了中国从绿皮火车到时速350公里高铁的沧桑巨变。

曾经，闷罐车是人货混装的历史印记，彻夜排队的焦虑和“扒火车”的窘迫，定格在一代人的记忆中。如今，四通八达的高铁网让“千里故乡一日还”成为常态，国产大飞机C919也首次规模化投入春运。

虽然抢票依然是场“手速大战”，泡面仍是车厢里的“永恒味道”，但对于众多骑摩托返乡的“铁骑大军”而言，沿途服务站的一碗热粥，也温暖了数百公里的寒风归途。

这场盛大的迁徙，也吸引着外国友人的目光。他们惊叹于春运大潮中人潮涌动的壮观，更折服于高铁的准点、高效与舒适。

在这股人潮中，有抱着孩子、扛着行李的年轻父母，有眼神中写满期盼的老人，他们肩头的行囊里，装的不仅是带给家人的礼物，更是一整年的乡愁与思念。

从过去到现在，变的是一日千里的中国速度，不变的，是中国人对“家”和“团圆”那份刻进骨子里的执着。

1.“背井离乡”是被技术治愈的？

2026年春运，大约是95亿人次流动。

是什么样的技术变革，支撑起了这个让世界瞠目的数字？

是中国高铁那张日益细密的路网。

五万公里的高铁运营里程，京广、京沪等主干线上开行的近千列夜间高铁，这些是统计数据，也代表着一种根本性的运输范式转换。

其真正的质变不在于速度数字的提升——尽管350公里的运营时速确实将时空大幅压缩——更多还是在于“发车频次”带来的运输逻辑革命。

过去，铁路运输的核心逻辑是“运输”，即按照固定班次、有限运力，尽可能多地把人从A点送到B点，拥挤和等待是这种逻辑下的必然产物。而今天，高频次、公交化的运行模式，让铁路开始具备“输送”的属性：它像一套精密的血液循环系统，不再是偶尔的脉冲，而是持续的、可预期的流动。

从“运”到“输”的转变，意味着回家的行为第一次具备了类似自来水般的便捷性——拧开龙头，水就会来，你不再需要提前数月囤积。

技术变革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经济距离”的重构。

地理距离是恒定的，从四川盆地到珠江三角洲，铁路里程依然需要穿越大巴山、越过洞庭湖，绵延近两千公里。但高铁改变的，是人们感知这段距离的方式。

以前从广州回成都的绿皮车，可能需要二十多个小时的颠簸，那是一种浸入骨髓的漫长，足以将回家的期待消磨成疲惫。今天，这段距离被压缩为不足十小时的高铁旅程，换算成日常生活的语言，就是“睡一觉就到家了”。

十小时睡眠，这是一个极具迷惑性的时间刻度——它恰好介于“一天”和“一夜”之间，不足以构成需要郑重其事规划的远行，却又足够让地理上的阻隔在意识层面被消解。

这种时空压缩效应，极大地降低了劳动力再生产的心理成本。

对于数以亿计的打工者而言，背井离乡的痛苦，在很大程度上被技术的便捷性所中和。

当故乡与异乡之间的界限，被高铁的车轮碾得模糊不清，外出谋生便不再意味着与故土的决裂，而更像是一种周期性的通勤。

但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技术赋能的赞美层面，便无法触及这场人口大迁徙的深层结构。

高铁网在运送游子回家过年这件事上表现得越高效，它在日常状态下向中心城市输送人才和资本的功能就越强大。这是一个容易被温情遮蔽的真相，高铁在春节期间是归乡的摆渡人，但在平常的三百多天里，它是中心城市吸附力的倍增器。

它让“北漂”和“沪漂”们可以更心安理得地留在北上广深——既然回家的成本已经被技术降到如此之低，既然想家时只需一张几小时后就能出发的车票，那么还有什么必要逃离拥挤的一线城市呢？

于是，悖论便是，原本旨在连通区域、促进均衡的高铁网络，恰恰因为其高效，反而强化了人口向少数超大城市单向聚集的驱动力。它缓解了肉身与故土分离的痛苦，却在客观上加深了灵魂对远方都市的依附。以前，路途的遥远和艰辛，构成了一道现实的门槛，足以让一些人在选择是否背井离乡时三思而行。

现在，这道门槛被技术拆除，流动变得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正是这种自由，让人们更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到中心城市的洪流之中。

这便是技术赋权的辩证面相。它赋予你随时可以离开的幻觉，却让你更深地被吸附。

当千里之外的家变得触手可及，远方便不再遥远，而故乡，则在一次次便捷的往返中，逐渐从魂牵梦萦的所在，变成了高铁线路图上的一个站点。

身体的痛苦被技术治愈了，但灵魂与肉体的分离，却在更深的层面被确认——你依然在远方，只不过，回望故乡时，眼中少了些凄惶，多了些对车次时刻表的精准计算。

2.春运里的公共空间

当高铁以三百公里的时速将遥远的故乡拉近到只需半日之遥，物理距离被技术极大压缩之后，我们便进入了一个更为微观、也更耐人寻味的空间——车厢。

如果说春运是一场规模宏大的社会流动，那么车厢就是这场流动中最小的社会单元，所有因技术变革而引发的冲突、妥协与重构，都在这里上演。

这种变化的深刻性，与那个正在远去的绿皮车时代有关。

在那些拥挤、缓慢、没有空调的绿皮车厢里，泡面是永远的主角。撕开包装、注入开水、盖上叉子压住、等待三分钟——这套仪式一旦启动，那股标志性的浓郁香气便会迅速弥漫整个车厢，与嗑瓜子的脆响、孩子的哭闹、邻座陌生人攀谈的乡音混杂交织，构成一种独特的春运气味景观。

那是一个典型的“共享型”空间，混乱、嘈杂、谈不上舒适，却自有一种草根的生机。

在那样的空间里，人们默认遵守着一条不成文的契约——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你的行李挤占了我的脚边空间，我的孩子哭闹打扰了你的瞌睡，你用泡面填饱肚子，我用闲聊打发时间——所有人都被迫容忍，也因为被迫容忍而建立起一种微妙的共情。

那是低技术条件下的高容忍度社会契约，它并不美好，却足够真实。

如今，高铁取代绿皮车成为春运的主力，这种混沌的共享空间被技术改变了。

高铁的平稳、快速、整洁，不仅仅提升了乘坐的舒适度，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乘客一种过去难以想象的权力——拒绝被干扰的权力。

静音车厢的出现，正是这种技术赋权的典型注脚。

在这个专门划分出来的空间里，广播音量被调低，乘务员轻声细语，旅客被要求戴上耳机观看视频，接打电话需移步车厢连接处。表面上看，这体现的是公共文明的进步，是对“不打扰他人”这一现代公民素养的制度化倡导。但这背后其实是一场关于公共空间权利归属的深层博弈，而博弈的双方，隐含着清晰的代际与阶层分野。

那些极力推崇静音车厢的，大多是年轻的白领群体。

对他们而言，高铁不仅是回家的交通工具，更是移动的办公室——打开电脑处理文档，戴上耳机参加线上会议，利用这难得的整块时间追赶工作的进度。

他们追求效率，需要安静，希望车厢能够像图书馆或写字楼一样，成为一个可以被私人化的公共空间。

他们支持技术带来的“分割”，因为分割意味着秩序，秩序意味着可预期，可预期意味着他们可以像在办公室里一样，精准地利用每一分钟。

而另一群人，则在这场技术赋权的博弈中显得无所适从。

他们是年纪稍长的务工者，或者那些依然保留着传统春运记忆的旅客。

对他们来说，漫长的旅途天然地需要交流和消遣，泡面的热气腾腾是与邻座搭话的最佳开场白，手机外放的短视频是打发时间的必需品，和陌生人交换一根烟、分享一袋零食，是春运旅途中最朴素的社交方式。他们的情感需求，建立在共享和互动之上，需要的是绿皮车时代那种“流动的社区感”，而非高铁时代这种“流动的格子间”。

两种需求在同一个物理空间里碰撞，技术最终选择了站在效率一方。

静音车厢的划定，实际上，也可以视为空间权利的重新分配，它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将“不被干扰”确认为一种正当权利，而将制造声音的行为，压缩到车厢连接处或者特定的时间缝隙里。

那些习惯了在绿皮车上高声谈笑、共享泡面的旅客，或许并不理解为什么自己自然而然的行为，突然变成了一种需要被规训的“干扰”。

他们被动地适应着新的规则，像一群习惯了在集市上大声叫卖的人，忽然被请进了安静的商场，一时不知该如何自处。

更大的变化便是高铁车厢正在从“流动的社区”演变为“流动的格子间”。

在社区里，人们是邻居，需要相互容忍、彼此照应；在格子间里，人们是原子化的个体，只需要专注于自己的事务，对他人的存在保持礼貌的漠视。

技术通过静音分区、监控提醒、文明劝导等一系列手段，对乘客的身体行为进行了无声的规训——声音要压低，脚步要轻快，目光要收敛，情绪要克制。

这种转变本身无可厚非，它甚至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但如果车厢变得越来越安静，人与人之间的旅途交流被降到了最低限度，我们是否也在失去某种珍贵的东西——那种在漫长路途中偶然相遇、短暂交心、旋即分别的萍水相逢的人情味？

3.当回家变得像点外卖一样简单

这个问题指向的，是乡愁本身的命运。

先来看我们得到了什么。

新闻里说今年外网网友都在感叹……其实不只是今年了。

例如说“像整个人类文明在进行紧急疏散演习”。

这个比喻虽然夸张，却意外地精准捕捉到了当代春运的某种特质——它太有序了，太可预期了。高铁的班次化运行，将回家的过程拆解为一组组精确的数据——几点几分发车，几时几刻到达，车厢温度设定在多少度，甚至列车穿过某个隧道时手机信号会中断几秒，这一切都在技术预设的范围之内。

古人说“千里江陵一日还”，那是诗人的浪漫想象，带着夸张的惊喜；而今天说“千里故乡一日还”，只是一句平淡的陈述，就像在说外卖三十分钟内送达。

速度带来了确定性，确定性消解了不确定性，而那种因路途坎坷、因车票难求、因晚点焦虑而沉淀下来的“回家不易”，正在被这种确定性一点一点地稀释。

这就是乡愁的“效率革命”。

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用“麦当劳化”来形容现代社会追求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非人技术控制的趋势。这个词用在今天的春运上，再贴切不过。

春运被高铁“麦当劳化”——回家的流程被标准化了，情感被格式化了。

过去，一张站票、二十个小时的绿皮车、混杂着泡面味和陌生人鼾声的漫长夜晚，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一个情感发酵的过程。

路途越是艰辛，当那双踩过站台水泥地的脚终于踏进自家门槛时，扑面而来的温暖就越发浓烈。

那一刻，所有的不易都兑换成了值得。

而现在，当你坐在平稳得几乎感觉不到移动的车厢里，用手机处理完最后几封工作邮件，抬头时列车已经稳稳停靠在故乡的站台——从异乡到故乡的转换如此平滑，平滑到情感几乎来不及发生位移。

你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着同一天的生活。

于是，“团圆”本身开始发生某种不易察觉的异化。

在以前，团圆是一个仪式，它的神圣性恰恰建立在路途的遥远和艰辛之上。就像古代文人需要焚香沐浴才能抚琴，回家也需要用漫长的旅途作为铺垫，让情感在期待中慢慢发酵。

现在呢？回家的门槛被技术降到最低，团圆某种意义上，实际是从仪式降格为日常。

更微妙的问题是人虽然到了，心真的到了吗？静音车厢管得住外放的手机声音，却管不住钉钉群里闪烁的工作消息。身体坐在了团圆饭桌前，夹起母亲做的红烧肉，可眼睛的余光还在瞟着手机屏幕，脑子里还在想着节后要提交的方案。

这是一幅越来越常见的春节境况——饭桌上热气腾腾，亲情近在咫尺，可每个人的注意力，都有一部分被那个小小的发光屏幕切割出去，留在了远方。

这种身体与灵魂的错位，或许是高铁时代最隐蔽的情感代价。

技术让我们可以“常回家看看”，却没能让我们“好好在家待着”。

春运的速度越来越快，团聚的时间越来越碎片。

我们高效地完成了回家的动作，却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沉浸于团圆的耐心。

展望未来，这个趋势只会更加明显。

随着高铁网络的进一步加密和私家车的普及，物理意义上的团圆将变得像打开水龙头一样简单。

到那时，春运的压力将完成一次深刻的转移——从运输系统承受的运力压力，转向每个家庭内部需要面对的情感压力。

如何对抗手机对团聚时光的切割，如何在物理距离被技术抹平之后，重新修复心理距离，将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心理课题。

或许，这就是“世界的围观”所无法触及的那个内核。外国人看到的是95亿人次，是五万公里高铁，是千列夜间动车组。而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这95亿人次背后，每一个个体如何在技术的裹挟与赋权中，重新寻找自己的情感坐标。

从被动接受技术的规训，到主动寻求精神的自觉——这是一条更难走的路，却也是每一个终将面对团圆与分离、故乡与远方、传统与现代之问的中国人，必须走的路。

春运还在继续，列车仍在飞驰。

我们被技术改变了回家的方式，但回家的意义，终究要由我们自己来定义。

作者 | 东叔

审校 | 童任

配图/封面来源 | 腾讯新闻图库

编辑出品 | 东针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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