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校园欺凌？OECD这份新报告讲透了

本文核心要点：

校园欺凌，无论是面对面发生还是发生在网络上，都是实现优质全纳教育的一大障碍。2026年2月13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教育欺凌：各国的普遍性、影响与应对措施》工作报告，利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最新数据，描绘了全球校园欺凌的图景，并指明了应对的方向。

1.谁更容易遭受欺凌？

报告指出，校园欺凌并非随机发生。通过分析2015至2022年的数据，研究者发现虽然大多数学生偶尔会遭遇不愉快，但约2%的学生承受着持续且严重的欺凌。以下三类学生群体风险尤其值得关注：

• 社会经济地位优越的移民背景男生：他们遭受欺凌的风险比本土弱势女生高出64%，研究者推测这可能与“融合悖论”有关——他们打破了某些固有刻板印象，反而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 与同学校格格不入的学生：当一个学生的家庭背景与学校平均水平的差距越大，他/她遭受欺凌的风险也越高。

• 其他少数群体：因外貌、性取向、性别表达、种族或残障等因素而被视为“与众不同”的学生，也面临更高的被欺凌风险。

2.欺凌的代价有多大？

欺凌的负面影响如涟漪般扩散，远不止于个人。

• 对个人：短期来看，受欺凌学生出现焦虑、抑郁症状的比例是其他学生的两倍，逃学率更高，学业成绩也会显著下滑。长期来看，高强度的欺凌可能导致学历偏低、失业风险增加，甚至影响成年后的身心健康。

• 对学校：高发的欺凌会侵蚀全体学生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破坏整体校园氛围，进而拉低学校的整体学业表现。即使是旁观者，也可能因此感到焦虑不安。

• 对社会：个体层面的损失会累积成巨大的社会成本，包括医疗支出的增加和因生产力下降导致的经济损失。

3.我们能做什么？

报告强调，欺凌并非不可改变。有效的应对需要一套“组合拳”，涵盖政策、能力和实践等多个层面。

• 系统性战略：国家需要制定连贯的反欺凌战略，明确定义欺凌，划分责任，并为学校提供清晰的操作指南。

• 能力建设：投资于教师和学校工作人员的职前与在职培训，让他们具备识别、预防和有效干预欺凌事件的能力。同时，也要为家长提供支持，帮助他们识别信号并正确应对。

• 全校性干预与靶向支持并行：像芬兰的KiVa、挪威的Olweus等项目证明，动员学生、教职工、家庭和社区共同参与的“全校性”干预最为有效。但同时也要警惕“健康环境悖论”——当整体欺凌率下降后，少数仍被欺凌的孩子可能需要更专业的心理辅导和个案跟进。

• 监测与评估：建立定期的数据收集系统，监测欺凌趋势，并对所有反欺凌政策和项目进行严格评估，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并及时调整策略。

最后，报告明确指出，欺凌绝非孩子成长中必经的“正常部分”。通过清晰的标准、一致的应对协议以及充分的培训和支持，我们完全有能力将学校建设成安全、包容的环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其中找到归属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

以下为正文

2026年2月13日，经合组织（OECD）发布《教育欺凌：各国的普遍性、影响与应对措施》（Bullying in education: Prevalence, impact and responses across countries）工作报告，利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数据，描绘了2015-2022年间OECD成员国和候选国校园欺凌的普遍程度和趋势，并分析了欺凌如何伤害学生个体，以及这些个体影响如何蔓延至学校，并最终造成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损失。报告还回顾了预防和应对校园欺凌的策略，涵盖国家层面的政策和学校层面的举措。报告最后还提出了政策建议，包括制定一套连贯的反欺凌系统性战略、加强学校教职工能力建设、将普遍预防与针对性支持相结合的学校干预措施、开展常规的欺凌普遍程度监测以及进行有效的影响评估。

该报告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一、校园欺凌的定义

报告指出，传统的校园欺凌定义强调个体心理，突出诸如伤害意图等要素。在实践中，这种攻击行为可以表现为肢体行为（例如殴打或推搡）、言语攻击（例如辱骂或威胁）以及社交行为（例如散布谣言或排挤他人）。然而，如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欺凌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过程，它超越了传统的欺凌者/受害者二元对立模式。这种新方法强调欺凌行为发生的背景，突出群体动力、旁观者的反应以及当地社会规范等要素。报告由此采纳了UNESCO的定义：

“校园欺凌是一种有害的社会过程，其特征是权力失衡，而这种失衡是由社会和制度规范驱动的。它往往反复出现，表现为学生或学校工作人员之间不受欢迎的人际行为，会对受害个人或群体以及更广泛的学校社区造成身体、社交和情感上的伤害。”

网络欺凌也包含在这一定义中，而且校园欺凌和网络欺凌之间存在显著的重叠：在现实生活中参与或目睹欺凌行为的学生，更有可能在网上也遭遇类似的欺凌行为。因此，应对校园欺凌的措施应涵盖网络欺凌，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问题。

报告指出，要解决校园欺凌的根本原因，必须将关注点从个人意图转移到维持有害权力动态的社会和制度规范上。这种更广泛的视角也强调了采取全校或全社区参与的方式来有效应对欺凌问题的必要性。

二、校园欺凌的普遍程度

报告以PISA中的6个问题构建了基于频率的校园欺凌强度指数。这些问题询问学生在过去12个月内，他们在面对面和在线上经历以下行为的频率：被其他学生故意排挤、被取笑、受到威胁、财物被拿走或毁坏、被击打或推搡、散布关于他们的恶意谣言。

这些问题的回答采用四分制评分：“从不或几乎从不”（0）、“一年几次”（1）、“每月几次”（2）和“每周一次或以上”（3）。欺凌强度指数是这些回答的总和，因此范围从0到18，分数越高表示欺凌行为越频繁。

1.2015-2022年校园欺凌总体下降

报告发现，在大多数OECD成员国和候选国中，2015-2018年间平均校园欺凌强度有所上升，随后在2018-2022年间有所下降。这种下降可能与新冠疫情有关。总体而言，2015-2022年间，OECD成员国的平均校园欺凌强度下降了0.92%。

韩国和日本尤为明显，2015-2022年期间，校园欺凌强度稳步下降。丹麦也是一个例外，因为其欺凌强度指数在2018-2022年间略有上升（+1.12%），而同期其他国家则均下降。

报告还发现，总体而言，虽然大多数学生都会经历可能构成欺凌的情况，但只有极少数学生会遭遇严重且强烈的欺凌。换句话说，欺凌强度指数的分布呈长尾状：2022年，超过85%的学生得分在0-5之间，而只有略高于2%的学生得分在10-18之间。

2.移民背景学生更易受欺凌

此外，在OECD国家中，移民背景的学生平均而言比本土同龄人更容易遭受欺凌，尤其是在社会经济条件优越的学生群体和男生群体中。例如，在弱势学生群体中，移民背景男生的欺凌强度指数比本土女生高出11%。然而，在优势学生群体中，移民背景男生的欺凌强度指数比本土女生高出64%。换言之，移民背景与欺凌强度指数的显著升高相关，尤其是在社会经济条件优越的男生群体中。

3.学校中学生社会经济地位差异越大欺凌越容易发生

就读于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学校与较低的校园欺凌强度相关：在考虑个体特征后，学校平均社会经济地位评分（ESCS）越高，欺凌强度越低。同时，学生在学校中的相对社会经济地位也很重要：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评分与学校平均水平之间的绝对差距越大，遭受欺凌的强度就越高。换句话说，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同龄人差异越大，遭受欺凌的风险就越高。

4.个人和家庭以及学校等环境都会影响校园欺凌发生

校园欺凌也与个人、家庭、同伴、学校和社区等有关。在个人因素中，较好的社交能力、自尊和问题解决能力与较低的遭受欺凌风险相关。相反，药物滥用、逃学和低自控力与较高的遭受和参与欺凌风险相关。

家庭既可以加剧也可以减轻学生遭受欺凌的脆弱性。例如，接触家庭内部暴力与更高的欺凌参与几率相关。相反，支持型和权威型教养方式与欺凌行为的发生和参与均呈负相关。

同伴和学校环境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拥有积极的友谊、被同学接纳以及融入积极的同伴群体能够有效预防欺凌行为，而遭受社交排斥以及与欺凌者交往则会增加欺凌行为的发生和参与的风险。

在学校层面，积极的校园氛围、更紧密的同学关系以及良好的师生关系也是预防欺凌行为发生和参与的保护因素。相反，教师支持不足、冲突不断的校园氛围以及缺乏明确的反欺凌规范则是欺凌行为发生和参与的风险因素。

三、校园欺凌的影响

报告针对校园欺凌对个人、学校和社会的影响构建了一个概念框架，清晰呈现了欺凌通过多重路径产生的连锁后果：个体层面的伤害会逐步蔓延至校园氛围，进而累积形成更广泛的社会成本。且这一过程中存在负反馈循环——例如欺凌损害学生心理健康后，会进一步影响其学业表现，而学业下滑引发的焦虑情绪又会加剧初始伤害。同时，该框架也明确，个人、家庭、学校和社区层面的风险与保护因素，会对欺凌的潜在影响起到放大或缓解作用。

1.遭受欺凌的学生易出现更高的焦虑和抑郁症状及更多的逃学

从短期影响来看，校园欺凌会带来至少三重危害：

一是受欺凌学生短期内普遍出现更高水平的焦虑和抑郁症状。美国国家健康访谈调查显示，与未受欺凌的青少年相比，报告被欺凌的青少年出现焦虑症状（29.8%VS14.5%）或抑郁症状（28.5%VS12.1%）的可能性大约是未受欺负青少年的两倍。

二是欺凌与上学出勤问题也存在明确关联，且呈现剂量反应模式。PISA2022年数据显示，，欺凌越严重、越频繁，逃学的可能性就越高。欺凌强度指数得分超过8分的学生，在过去两周内逃学两天的几率至少是其他学生的两倍。

三是遭受欺凌的学生成绩也较低。因为欺凌会损害心理健康，进而降低学习动动力、参与度和自信心，从而破坏学习。例如，在考虑了学生、学校和国家因素后，2021年PIRLS调查显示，在19个欧洲国家中，遭受欺凌的学生阅读成绩平均低约13个标准差。

从长期影响来看，目前尚无可靠的因果性证据。有研究显示，童年或青春期遭受欺凌可能与成年后心理健康状况差、主观幸福感低甚至早逝相关。参与欺凌的儿童成年后实施暴力和犯罪行为的风险更高，且高强度欺凌还会导致提前辍学、学历偏低，进而引发失业率上升、储蓄减少、薪资降低等经济问题，但这类长期影响仅在遭受高强度欺凌的群体中显著，部分研究因受社会支持体系等因素影响，未发现欺凌对心理健康存在持久影响。

2.欺凌会破坏学校整体氛围并影响全体师生福祉

欺凌盛行率高的学校，学生的学校归属感和安全感会显著降低，且这种关系存在双向性，网络欺凌同样会对校园氛围产生负面影响。

欺凌的伤害不仅局限于直接受害者，旁观者也会出现焦虑、抑郁、躯体不适等负面心理后果，其安全感也会随之下降，校园整体欺凌水平与未直接参与的学生的学校归属感呈负相关。PISA 2022数据进一步证实，学校平均欺凌强度指数与学校平均阅读成绩、归属感呈负相关，与学校平均安全风险呈正相关，表明欺凌会全面侵蚀学校的学习环境和师生福祉。

3.欺凌会产生显著的社会医疗成本与生产力损失

欺凌的社会成本主要分为医疗成本和生产力损失两类，相关研究多基于个体影响的汇总推断，结果需谨慎解读。

医疗成本包括初级医疗、心理护理等直接支出，生产力损失则分为短期和长期，短期源于父母因照顾受欺凌孩子产生的误工，长期则是受欺凌者因学历偏低、健康问题导致的工作时间减少。

不同国家的成本估算差异较大，德国研究显示频繁受欺凌学生每年的短期社会成本超5000欧元，其中70%为父母生产力损失，澳大利亚的估算则显示全国每年相关成本达7.63亿澳元，98%为医疗支出。

此外，参与欺凌的青少年未来的违法暴力行为所产生的司法、医疗成本，以及其欺凌行为延续至职场带来的经济负担，这部分成本常被忽略。

四、校园欺凌的政策和策略

报告从治理、能力建设、教育干预、监测与评估四个核心领域，梳理了各国反欺凌的国家政策与学校举措，其中学校层面项目的实证研究更丰富，系统层面干预的严格评估相对有限。

1.完善监管框架与课程设计

多数OECD成员国和候选国近年已出台或修订反欺凌监管框架，明确定义欺凌（含网络欺凌）、规定法律制裁并划分各主体责任。例如，哥斯达黎加、印尼、西班牙等国还通过设立专门法律、组建应对小组、配备协调员等方式细化落实；日本和韩国则通过完善法律与实施指南实现了欺凌强度的稳步下降。

多国将特定内容和技能发展纳入国家课程是预防和解决欺凌问题的另一项治理措施。例如，爱尔兰关于欺凌的行动计划包括审查和更新社会个人和健康教育以及关系和性教育，以加强关于安全、负责任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使用以及识别和应对欺凌等主题的学习。

保加利亚的反欺凌战略则更重视培养学生的社会情感技能，日本的“特殊活动”课程（包括各种体验式、学生主导的小组活动，如班会、学生会工作、学校活动的组织和日常活动，如清洁和学校午餐）虽并非专门为解决校园欺凌问题而设计，但它培养了社会情感和生活技能，这些技能是营造积极校园氛围的基础，并且可以间接地支持欺凌的预防和应对。

相关研究证实，反欺凌法律能有效降低欺凌发生率，对女性和性少数群体学生效果更显著，明确的定义与低年级实施能提升有效性，而学校的执行力度是决定法律效果的关键。

2.多维度提升教育工作者与家长的应对效能

教师和学校工作人员是反欺凌的核心，但多数人缺乏专业工具与培训，对干预欺凌缺乏信心，而接受过专门培训的教育工作者更易及时介入并取得良好效果。为此，各国通过线上线下培训、高需求学校专项指导、跨学科专业人才整合等方式提升教育工作者能力。葡萄牙、土耳其推出线上课程，挪威通过外部教练指导让参与学校欺凌发生率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爱尔兰等国还为家长提供免费培训、热线和线上资源，帮助家长识别欺凌信号、掌握应对方法，形成家校协同的反欺凌格局。

3.全校性干预结合靶向支持是学校层面的有效路径

学校层面的反欺凌干预措施整体被证实有效，能降低15%-23%的传统欺凌和14%-16%的网络欺凌发生率，但平均效应量较小且长期有效性尚不明确。有效的干预项目需具备专项聚焦、专家实施（针对网络欺凌）、全校/全社区参与、融入认知行为疗法等特征，同时需兼顾“健康环境悖论”，将普遍预防与靶向支持相结合。

报告重点提及意大利NoTrap!、挪威Olweus、芬兰KiVa三类经实证验证的高效项目，这些项目分别以同伴教育、多层面协调行动、旁观者介入为核心，其实施效果受语境、实施质量和合规程度等因素影响。

4.系统的监测与评估是反欺凌举措持续优化的保障

有效的反欺凌行动依赖完善的监测和评估体系，各国通过专项或现有调查、结构化举报机制开展欺凌监测，法国开展全校匿名问卷调查，希腊实施大规模师生家长调查，罗马尼亚设立三种匿名举报渠道，芬兰、日本则将监测纳入常规学校调查体系。

同时，各国需对反欺凌举措开展专项评估，兼顾实施保真度和实际效果，目前系统层面政策的严格评估虽较少，但完善的常规监测体系能为评估提供数据支撑，如挪威的全国学生年度调查，既追踪欺凌趋势，也收集学生反馈，为干预效果评估奠定基础。

五、预防校园欺凌的政策建议

报告结合欺凌的普遍率、影响与应对策略，指出校园欺凌仍是公平优质教育的重要障碍，有效的预防策略能产生超额回报，同时明确了研究测量的缺口与核心政策建议。

1.当前反欺凌研究与测量存在三大核心缺口

报告指出，网络欺凌常被单独研究，缺乏统一分析框架，部分研究使用单项目测量低估欺凌普遍率，且多数调查依赖学生自我报告，缺乏多视角补充，各国定义与测量工具不统一，影响数据可比性。纵向证据的不足使得研究难以追踪欺凌的长期影响和干预措施的持久效果，而系统层面反欺凌政策的严格影响评估缺失，也无法为跨国经验总结和政策优化提供清晰依据。

2.制定综合性系统反欺凌战略

有效的反欺凌行动需始于统一的系统层面战略，该战略需明确欺凌的统一定义，设定预防和应对的清晰预期，划分教育部、地方政府、学校、课堂各层级责任，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实操指导。同时，战略需保持各层级连贯性，将反欺凌措施融入教育包容和学生福祉的整体议程，避免孤立推进。

3.强化教职工反欺凌能力建设

需加大对教师职前教育和在职专业发展的投入，为学校提供教练指导、专业人员支持和实操协议，提升教育工作者识别欺凌模式、早期介入和建设性应对的能力。同时，要强化对学校领导的支持，由其塑造校园反欺凌规范，保障干预措施在全校范围内得到一致性实施。

4.实施全校性干预并配套靶向支持

全校性项目能推动校园规范转变、改善整体氛围，比仅针对涉事学生的干预更有效持久，需动员学生、教职工、家庭和社区共同参与。同时，结合“健康环境悖论”，在普遍预防的基础上，为受欺凌和参与欺凌的学生提供及时的心理咨询、专业心理健康服务和个性化后续跟进，实现普适性与针对性的有机结合。

5.建立系统性反欺凌监测与评估机制

需构建定期、高质量的欺凌数据收集体系，追踪欺凌的盛行率、形式和发生背景，按性别、社会经济地位、移民背景等维度拆分数据，将资源精准投向高需求领域。同时，将严格的影响评估纳入国家和地方反欺凌战略，评估政策与项目的有效性、适用群体和实施条件，以此优化项目、推广有效做法，并保障问责机制落地。

资料来源：

OECD (2026), “Bullying in education: Prevalence, impact and responses across countries”, OECD Education Working Papers, No. 341,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s://doi.org/10.1787/d9f8bd9f-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