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舅查出肝癌晚期，烧掉病历，骑车去西藏，2个月后寄来明信片

小舅查出肝癌晚期，烧掉病历，骑车去西藏，2个月后寄来明信片

小舅查出肝癌晚期那天，全家人都乱成了一锅粥。我妈哭到晕厥，舅舅姨妈们凑钱要送他去最好的医院，亲戚们轮番上门劝说，说哪怕砸锅卖铁也要治，不能就这么放弃。可小舅自始至终没掉一滴泪，安安静静听完所有人的话，回屋把一沓厚厚的病历、检查单、治疗方案，全都抱到院子里，点了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我们冲过去拦的时候，纸已经化成了灰，风一吹，散得无影无踪。小舅拍了拍手上的灰，淡淡地说：“不治了，遭那份罪没用，我想出去走走。”

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肝癌晚期，医生说最多剩半年，随时可能恶化，别说骑车跑长途，就连稍微累一点都有生命危险。可小舅铁了心，谁劝都不听。他一辈子没结婚，无儿无女，在老家的小厂里干了一辈子，省吃俭用，沉默寡言，活了快五十年，从来都是为别人活，听家里的安排，看别人的脸色，从来没为自己活过一天。

我小时候最亲小舅，他话不多，但心细。我放学下雨，他总是默默撑着伞在路口等；我想吃零食，他偷偷塞给我零花钱；我受了委屈，他不说话，就带我去河边坐一坐，吹吹风。他这辈子，活得憋屈，在家族里是最不起眼的那个，父母嫌他没本事，兄弟姐妹觉得他老实好欺负，有什么事都推给他，有什么好处从来想不到他。他从不争，从不闹，默默承受一切，像一棵长在墙角的草，没人在意，没人疼惜。

拿到诊断书那天，他大概是想通了。与其躺在病床上，插满管子，被化疗折磨得不成人样，最后人财两空，不如趁着还能走能动，去看看自己这辈子一直想去却没敢去的地方。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去一次西藏，可年轻时要挣钱，年纪大了被家里琐事绑着，这个念头压了几十年，从来没敢说出口。

烧掉病历的第三天，小舅推着一辆二手自行车，收拾了一个简单的背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物，一个保温杯，一点干粮，还有一部老年机。他没让任何人送，天还没亮就悄悄出了门，朝着西边的方向，骑了出去。

家里人急得团团转，打电话他偶尔接，说自己一切安好，别找他，别担心，再打，就只剩关机的提示音。我们怕得要命，怕他在路上出事，怕他突然病倒在无人的路边，可谁也找不到他，只能一天天熬着，揪着心等消息。

那两个月，像是过了两年那么漫长。我们每天都关注着去往西藏的路况，关注着沿途的天气，刷着别人进藏的视频，希望能从里面找到一点小舅的影子。我妈每天以泪洗面，念叨着小舅的名字，后悔以前没多疼他一点，后悔总让他受委屈。

我常常想起小舅沉默的样子，想起他烧病历时候的眼神，没有恐惧，没有绝望，反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解脱。活了一辈子，他第一次为自己做决定，第一次不顾所有人的反对，第一次朝着自己想去的地方出发。

两个月后的一天，我正在上班，家里突然打来电话，说小舅寄东西回来了。我疯了一样往家跑，进门就看到桌上放着一张薄薄的明信片，还有一封很短很短的信。

明信片上，是西藏湛蓝得不像话的天空，洁白的雪山，飘扬的经幡，美得让人窒息。背面是小舅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我到拉萨了，天很蓝，风很轻，一切都好。

那封信，只有短短几行：

“我不疼，也不害怕，这辈子从来没这么轻松过。不用找我，我想留在这儿。你们好好过日子，别为我难过。”

我们拿着明信片和信，手都在抖，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我们知道，小舅走了，在他最想去的地方，安安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痛苦，没有牵挂，带着满心的平静和自由。

后来，我们按照他的意愿，没有去找他的遗体，没有办葬礼，就当他还在西藏，看着蓝天白云，吹着高原的风，过着他想要的生活。

直到现在，我一想起小舅，心里还是又酸又暖。他一辈子活得卑微、沉默，被生活磨平了所有棱角，却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活成了自己最想要的样子。他没有躺在病床上等待死亡，而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朝着远方出发，用最后一点力气，奔赴了一场属于自己的自由。

我们总说等有钱了、等有空了、等老了，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去见自己想见的人，去看自己想看的风景。可等来等去，等到的是遗憾，是来不及。小舅用他的方式告诉我们，人生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想做的事就去做，想见的人就去见，别让生活的琐碎和别人的眼光，困住自己一辈子。

他烧掉的不是病历，是这辈子所有的委屈、束缚和身不由己；他骑向的不是西藏，是迟来的自由，是一辈子都没拥有过的自我。

那张印着雪山经幡的明信片，我一直夹在书里，每次看到，都好像能看到小舅站在高原上，迎着风，笑得轻松又自在。

这辈子，他终于为自己活了一次。

人间不值得，但自由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