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立法强占巴勒斯坦土地！定居者暴力抢劫羊群，军方全程旁观

今天，一场静默的变革正在约旦河西岸步步推进。它不像曾经占据全球新闻头条的加沙战事那样具有爆炸性的视觉冲击力，但它更加系统、持久，也更难以阻断。

这种变革交织在三个看似独立的过程中：针对巴勒斯坦经济生活的金融战、国家支持的定居者恐怖主义，以及吞并行动的合法化。将这些碎片缝合在一起的，并非仅仅是它们同时发生，而是它们共享的一套底层逻辑：这是一场“挤压体制”，它并不寻求直接摧毁巴勒斯坦人的生命，而是系统性地封死其生存空间。

这一切都发生在国际视野之外，世界似乎正从巴勒斯坦问题中抽身。毕竟，全球性的声援运动大多由日常屠杀的惨状所唤起，而在西岸，表面上一切似乎未曾改变。检查站的日常通行已经凝固成一种仪式。来自杰宁和图勒凯尔姆难民营的42000多名巴勒斯坦难民仍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生活在一种无法化解的悬置张力中。

当惨剧化为日常，人们的注意力便随之涣散——这残酷地折射出全球“注意力经济”的现状。这种无休止的消耗不仅磨损了关注度，更为西岸那些在隐秘处进行的暴力铺平了道路。

约旦河西岸正面临严重的银行业和流动性危机，其根源在于以色列依据1994年《巴黎议定书》对货币兑换实施的长达数载的限制。近三十年来，以色列非正式地将巴勒斯坦银行年度谢克尔兑换上限设定在180亿谢克尔，这一数字显然已无法跟上巴勒斯坦经济增长的步伐。

结果是，巴勒斯坦各银行积累了巨额的谢克尔盈余，却无法将其兑换成美元或约旦第纳尔等外币。2024年5月，巴勒斯坦货币当局被迫停止银行接收额外的谢克尔，导致了广泛的混乱：个人难以存入支票，企业无法存入营收，部分居民甚至被推向了透支的边缘。

可兑换货币的短缺还催生了黑市，谢克尔在黑市的兑换率远低于官方汇率。自2023年10月以来，由于巴勒斯坦劳工进入以色列受限，曾经作为外币稳定来源的工资流枯竭，危机进一步加剧。

近几个月来，以色列财政部长比撒列·斯莫特里奇采取了更多被巴方视为削弱经济协调的举措：他反对提高谢克尔兑换上限，并下令取消一份保护以色列银行与巴勒斯坦金融机构合作的政府银行担保。虽然撤销令尚未正式生效，但这反映出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向，旨在限制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金融合作，为巴勒斯坦银行系统的持续危机制造条件。

这场人为制造的银行危机揭示了一种治理逻辑：阻滞即手段。威胁撤销代理行安全保障不仅仅是金融操作，更暴露了嵌入巴勒斯坦经济中的结构性绞索。由于巴勒斯坦银行依赖以色列同行来清算谢克尔和处理跨境交易，整个货币体系依然处于外部调控之下。

阻滞通过限制货币、流动性和信贷的流通发挥作用，直到经济生活减速至窒息的边缘。这不是戏剧性的崩塌，而是精密的计算。金融系统依赖于信心：即存款安全、流动性充足、渠道畅通通过不断威胁终止安全保障和扰乱清算进程，以色列将不确定性注入了巴勒斯坦金融的血液。银行仍在运行，但处于永久的压力之下；储户仍在，但焦虑与日俱增。

因此，阻滞产生的是慢性脆弱而非即时内爆。作为一种定居者殖民战略，阻滞是拆除的前奏。它通过剥夺巴勒斯坦人维持世界运转的渠道，悄无声息地关闭这些路径。它将贸易商、商户、企业和劳工推向边缘，使经济生活萎缩为单纯的生存挣扎。

一名定居者从纳哈尔·阿达沙农场走向希尔贝特·阿尔·哈拉瓦，这一步拉开了一场在西岸南部马萨费尔·亚塔地区上演的协同统治序幕。在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后，定居者召集了增援；数十人抵达，其中一些带有武装，不久后以色列士兵也加入了其中。

根据巴勒斯坦目击者的描述，定居者殴打居民、偷走数十只羊、纵火焚烧财产和木柴储备、打破窗户并向民宅喷洒辣椒喷雾。男性被拘留并被迫坐在地上，妇女和儿童遭到袭击，救护车也被阻拦。

在邻近的希尔贝特·阿尔·法希特，一名48岁的男子因头骨骨折和脑出血被送往医院，他年迈的母亲也在身旁受伤。随着夜幕降临，羊群被驱向定居点。居民形容这是一场预谋已久的袭击。

在长达六小时的冲突中，以色列军队始终在场。村民回忆说，当家畜被抢走时，士兵站在一旁观望，有时甚至限制试图救治伤员的医护人员行动。这种现象并非孤立爆发。自2023年10月以来，类似事件在西岸的频率日益增加：在图瓦尼，定居者阻挠农民收割橄榄；在苏西亚，前哨基地的扩张将家庭赶出了世代经营的牧场。

定居者恐怖主义旨在限制和摧毁，使生活变得无法忍受——将生存挤压进越来越窄的围栏，直到“离开”成为唯一剩下的地平线。当前时刻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些战术的协调性得到了强化。

定居者恐怖主义一直是占领的特征，但现在它运作时带有一种公然的、意味着官方默许的胆量。以色列部长们公开庆祝这些袭击，警察调查往往只是敷衍了事甚至根本不存在。信号很明确：巴勒斯坦人的存在是临时的，随时可以通过法律限制和武力恐吓相结合的方式予以撤销。

最近几个月展开的并非一场戏剧性的主权宣言，而是某种更为阴险的举措：权力的悄然收紧。以色列政府推进了一系列作为领土吸收工具的措施。1月，议会通过立法，实际上合法化了数十个建立在巴勒斯坦私人土地上的定居者前哨基地，追溯性地赋予它们官方地位。

该法律允许定居者宣称对他们占领多年的土地拥有所有权，理由是他们的存在曾获得过“授权”，即使这种授权从未真实存在。巴勒斯坦土地所有者在理论上有权获得补偿，但安全获取补偿的机制极其繁琐，且毫无成功保障。

政府正着手放宽对定居点扩张的限制。曾经需要与民政局协调的规划委员会，现在可以更快速地批准建筑。环境审查程序被简化，考古评估被加速或豁免。这些措施被冠以“行政调整”之名，却起到了领土吸收的作用。吞并在此处不是被宣布的，而是被沉积下来的——一层又一层许可，一个又一个登记。

通过公开土地记录并取消保护措施，国家将景观转变为一个权力、资本和胁迫汇聚的市场。这种暴力是官僚主义的，其语言是技术性的，但其效果是不言而喻的政治性：为了推进一种从未自命其名的主权诉求，正在稳步抹除巴勒斯坦人的空间存在。

这些举措还掏空了巴勒斯坦仅存的行政自治权。奥斯陆框架本就支离破碎，建立在指定区域授权治理的虚构之上。现在，这种虚构正被系统性地拆解。通过将以色列的执法权延伸到曾经由巴勒斯坦机构管理的领域，有限自治的架构向内坍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没有在公开决裂中受到对抗，而是被绕过、被剥夺了相关性，并悄悄被直接监督机制取代。

这些步骤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其即时影响，还在于其时间跨度上的野心。这不是应对性质的政策，而是旨在永久化的政策。它寻求通过重塑现在来预先封锁未来，将以色列的控制深深植入这片领土的法律和行政肌理中，以至于逆转变得不可想象。

阻滞限制了经济循环。恐怖主义使物理空间变得危险而不确定。法律取消了法律救济和行政自治。银行危机意味着即使拥有资本的人也无法可靠地使用它；定居者暴力意味着即使拥有土地的人也无法安全地耕作它；法律吞并意味着即使拥有产权的人也无法捍卫它。

其目的并非立刻消除巴勒斯坦人口，而是将其管理在生存能力的临界点上。巴勒斯坦人留了下来，但他们进行自主社会、经济和政治再生产的能力在持续萎缩。

这种体制之所以特别有效，在于其责任的扩散化。没有任何一个单一参与者承担全部责任。代理行援引监管合规，定居者声称自卫，规划委员会引用区划条例，士兵执行命令。每项决策在各自领域内都是可辩护的。这些微观决策聚合在一起时，就显现出组织化的紧缩。

受此体制支配的人，其实际生活现实是处于长期的“慢性调整”中。拉姆安拉的商人曾有五年的长远规划，现在只能按季度计算，不确定银行是否会承兑取款。马萨费尔·亚塔的牧羊人曾走遍世代放牧的山坡，现在只能将羊群限制在村庄视线可见的山谷里。时间变得被动而非主动。

这种逻辑并非西岸所独有。在加沙，封锁作为一种受控削减的实验室已运作了近二十年，将人口维持在人道主义灾难临界点之上，同时阻止经济发展。随着加沙的破坏，生活被缩减进更狭窄的空间和受管理的卡路里摄取中。

震撼政治与官僚损耗并非对立面，它们是同一秩序中互补的节奏。景观式的冲突扰乱了感知，宣布着变革与断裂，而行政措施则悄悄重新校准什么是“可生活的”。当人们的注意力分散在昨天的震惊和今天的背景中时，看不见的工作正在推进：法规被重写，法院被重塑，执法裁量权被扩大。

目前，挤压的逻辑正带着一种经过计算的自信推进。它赌定那些被压制在断裂阈值以下的人群会选择适应而非反抗，会在应对日常琐事中耗尽精力而非组织变革。

这种赌博能否持久，不取决于机制的精妙，而取决于受压制者是否能拒绝这些条款，是否能在“挤压”的处境中找到集体拒绝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