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第二天，高市内阁集体辞职，一个危险信号，中方早已亮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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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是程序性仪式，连任则是政治现实的必然落定。恰逢中国农历新春喜庆之际，日本列岛传来重磅政情：2月18日，高市早苗领导的内阁召开全体会议，正式递交辞呈。此举严格遵循《日本国宪法》第68条及第69条规定——众议院选举结束后的特别国会召开前，现任内阁须集体总辞，为新一届首相指名程序腾出法定空间。

在刚刚落幕的第50届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斩获全部465个席位中的312席，以压倒性优势跨越三分之二门槛；随后在国会两院联合举行的首相指名投票中，高市早苗毫无悬念再度当选，并立即启动新内阁组建工作。她即将执掌的第二届内阁，已不只是政党轮替的常规延续，更标志着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完成结构性集权，预示着中日关系与整个东亚地缘安全架构正滑入前所未有的战略“临界区”。

事实上，这场内阁总辞早在选前就已注定毫无波澜，本质是一场依法依规推进的制度性交接。日本宪法明文规定：每逢众议院改选完成，新一届特别国会开幕前，原内阁必须整体解职，待国会重新履行首相提名与任命程序后，方可产生新政府。

当这一系列法定步骤如期走完，高市早苗的连任便成为水到渠成的结果。她旋即展开高效组阁，迅速整合党内核心力量，构建起高度协同、意志统一的执政团队，为后续重大政策落地铺平组织通道。

真正值得深入剖析的，并非这套早已写入法典的流程本身，而是高市早苗手中握有的那张决定性王牌——自民党在本次大选中一举赢得众议院超三分之二绝对多数席位。

这个数字所承载的政治能量，足以撼动战后七十余年来日本政坛的底层逻辑。它意味着旧有权力制衡机制实质性失效，传统“保野对立”格局被彻底重构，一个由单一政党主导、政策执行力空前强化的新政治生态正在加速成型。

回望数月之前，高市早苗的执政基础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场牵涉多笔未申报政治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尽管其团队多次澄清解释，但公众信任度仍遭受严重侵蚀。

与此同时，在野阵营敏锐抓住她此前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不放，民主党、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等主要反对党罕见形成联合施压态势，密集发起质询、提出不信任案、组织街头抗议，意图借舆论压力迫使其提前下台。那段时期，她的内阁支持率一度跌至历史低位，政治生命面临严峻考验。

倘若换作一般政治人物，面对双重围剿，极可能选择收缩姿态、暂缓改革议程，寄望于时间冲淡争议、等待风头过去再图东山再起。

然而高市早苗却反向破局，作出一项令朝野震动的决断：突然宣布解散众议院，将个人政治命运、自民党执政根基乃至整个国家走向，全部押注于一场全民公投式的选举博弈之中。

此举堪称现代日本政治史上一次极具魄力的战略突袭。在野党尚未完成内部整合、政策纲领仍处争论阶段时，选战号角已然吹响，各党仓促应战，既无统一竞选主轴，亦乏有效动员体系，整体陷入战略被动。

而高市早苗的竞选主攻方向精准锁定民生痛点——她高调承诺“阶段性冻结食品消费税”，直击当前日本通胀高企背景下普通家庭尤其是青年群体与中产阶层的生存焦虑。这项切口小、感知强、见效快的惠民政策，迅速转化为选票动能，成为撬动民意的关键支点。

最终选举结果清晰印证了这一策略的成功：她不仅成功逆转颓势，更一举获得重塑日本政治版图的历史性授权。这份授权，为其后续推动修宪议程、调整防卫战略、重构经济安全框架，提供了无可置疑的民意背书与制度保障。

高市早苗得以稳坐首相之位，除自身策略得当外，另一关键支撑在于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达成深度政治协作，共同构筑起横跨国会两院的“保守共识轴心”。双方在修宪、安保、经济安全等核心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形成强大政策合力。

相较之下，在野阵营长期陷于路线分歧与组织松散的困局之中。面对物价飞涨、工资停滞、少子化加剧等紧迫民生课题，各党未能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政策主张或模糊不清，或彼此抵触，缺乏足以凝聚选民的替代性愿景。

在此背景下，选民面临一道清晰的选择题：“不确定的温和”——在野党模糊摇摆的中间路线，抑或“确定的强硬”——高市早苗团队旗帜鲜明的保守主义纲领。当社会处于转型阵痛期，民众天然倾向选择立场坚定、路径清晰的执政力量，因为明确的方向感，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安全资源。

人们不禁要问：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席位，在日本宪政体系中究竟意味着什么？答案直指核心——它意味着日本修宪进程的“法律闸门”已被完全开启，所有制度性障碍均已扫清。

《日本国宪法》第九条，素有“和平宪法”基石之称，其中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并禁止维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该条款自1947年施行以来，始终构成日本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的宪法锚点。历届政府虽屡有修宪动议，但皆因在野党凭借参众两院否决权严防死守而止步于纸面。

如今，高市早苗掌控众议院绝对多数，已具备启动修宪动议、通过国会审议、交付国民公投的完整程序能力。那道横亘数十年的制度堤坝，已在现实政治力量对比变化中悄然溃决。修宪不再是遥远的政治构想，而是进入倒计时的国家工程。

目前，日本修宪筹备工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宪法调查会加快议题研讨，执政联盟密集召开闭门协调会，相关法律配套修订已提上议事日程。高市早苗所追求的，远非日本官方长期宣称的“专守防卫”理念，其终极目标，是终结战后体制束缚，推动日本实现所谓“主权正常化”。

“正常国家”这一表述看似中性，实则蕴含深刻秩序变革意味。它指向的是战后国际治理体系中日本特殊定位的根本性调整。随着修宪进程深化，日本军事力量转型的路线图日益清晰，其战略意图已无需掩饰。

首先，日本防卫预算连续多年大幅攀升，明确设定GDP占比达2%的长期目标，该比例已超越多数北约成员国；其次，日本持续放宽“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批准向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出口远程导弹技术及水面舰艇，实质突破“专守防卫”边界；第三，日本加速部署高超音速武器、远程巡航导弹、航母化改装“出云级”护卫舰等进攻性装备，军事战略重心由被动防御全面转向主动威慑，旨在争夺西太平洋区域战略主导权。

经济领域同样经历深刻转向。外界常将“高市经济学”简单类比为“安倍经济学2.0”，实则二者存在本质差异。高市早苗正着力构建一套覆盖全产业、穿透全链条的经济安全审查体系，拟设立对标美国CFIUS的“国家战略投资监管委员会”，对涉及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的外资并购实施强制性安全评估。

同步推进的还有《防止不当情报获取法》修订，大幅扩大间谍行为定义范围，提高量刑标准；更关键的是，她将科技合作、教育交流、人文往来等广泛对外互动，全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进行统合管理，凡涉外事务均需前置安全风险评估，形成事实上的“安全泛化”治理模式。

在对华政策层面，高市早苗展现出高度矛盾的行为逻辑：一面频繁释放危险信号——多次公开宣称“台湾局势关乎日本生死存亡”，执意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鼓吹“日美台三方安保联动”；另一面又刻意营造缓和假象——近期日本主流媒体密集炒作“高市访华”可能性，渲染中日高层接触氛围，制造关系回暖错觉。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她特意录制中文贺岁视频，用流利汉语向中国民众致以新春祝福，试图塑造亲和形象。但稍加审视即可发现，此类操作本质是典型的战略试探：以柔性话语掩盖强硬立场，借礼节性姿态摸底中方反应底线。

这套组合拳在日本国内确有一定收效，短期内提升了部分选民好感度；但在国际观察者眼中，其言行割裂、立场摇摆的本质暴露无遗，难以获得真正信任。

对此，中方始终保持清醒认知与坚定立场。官方多次强调：对于任何打着对话旗号行遏制之实、表面释放善意实则步步紧逼的策略，中国都将秉持原则不动摇、底线不容越、核心利益不容损的坚定态度予以回应。

有人或许质疑中方表态过于刚硬，但必须指出，这绝非情绪化反应，而是基于深刻战略判断的理性选择——面对一位系统性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蓄意搅动地区安全格局、公然践踏中国主权红线的政治领导人，坚守原则即是捍卫和平，亮明底线就是守护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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